2026年第22期新闻稿：我们绝不迎纳刽子手

《上层指令》，安东尼·奥凯洛（肯尼亚）作于2012 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5 月 11 日至 12 日，非洲展望峰会（Africa Forward Summit）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当着三十余位非洲国家元首的面宣称：“我们才是真正的泛非主义者。”这番言论夹在一堆有关“发展”、“创新”与“合作关系”的官样套话之中，言辞格外令人反感。

多哥作家法丽达·本巴·纳布雷马在一封公开信中作出回应：“在过去三个世纪，法国对奴隶制、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说‘是’。究其本质，泛非主义是对法国的这一切说‘不’的政治理念。”这一理念“诞生于贩奴船的船舱和圣多明各的种植园，”孕育它的人们“坚信非洲人民及非洲裔族群理应自主治理自身事务，”马克龙的魅力攻势无法将之洗涤殆尽， 纳布雷马写道。

本届会议是第二十九届法非峰会（France-Africa summit），此番在内罗毕举办时更名为“非洲展望峰会”，这也是该峰会首次在非法语非洲国家举行。尽管法国方面坚称，昔日 “法非关系”（Françafrique）那种家长式作风已然成为过去，新时代已然到来。将峰会选址肯尼亚绝非单纯的地点变动，这一变化折射出法国在西非与萨赫勒地区的影响力正深陷严重危机。

《破败行囊》，保罗·翁迪蒂（肯尼亚）作于2020 年。

本新闻稿写于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当地普遍的情绪是要捍卫国家主权，反对法国新殖民主义。萨赫勒地区的部分国家（布基纳法索、马里、尼日尔）接连爆发民众起义与军事冲突，彻底瓦解了法国盘踞多年的军事部署，摒弃了法国用以维系霸权的政治架构。新政府驱逐法军、终止防务协议，而民众高涨的反抗情绪也彻底击碎了法国充当宗主的意识形态正当性。各国还组建萨赫勒国家联盟（Alliance of Sahel States，简称AES），凝聚共识，共同对抗新殖民主义。萨赫勒地区各国领导人无一出席本次内罗毕的非洲展望峰会。

法国始终无法重振其在萨赫勒地区的势力，即便借尼日利亚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施加军事威胁也无济于事，于是将战略重心转向东非的英语国家。如今法国试图重塑自身形象，标榜自己是尊重非洲主权的合作伙伴，而非新殖民主义的掌控者。

峰会官方宣言中的措辞均流于温和的民间自由主义论调：协同发展、数字化转型、绿色工业化、相互尊重、包容性增长，以及推动全球治理与金融体系改革。但在这套看似中立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主义话语之下，依旧是帝国强权一贯的本质：掠夺性投资、债务依附，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各类军事协议。峰会举办期间，法国与肯尼亚新近签署的防务协议、数百名法军进驻肯尼亚一事，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会场之上满口主权，现实中却是外国军事力量不断集结、经济依附关系根深蒂固，这番说辞沦为笑柄。

极化帝国主义势力在萨赫勒地区遭遇驱逐后，法、英、美等国转而退守至该区域边缘地带。加纳与尼日利亚驻有美军，肯尼亚设有英军基地，法军基地也即将落户肯尼亚。这套军事包围布局，为全球北方干预萨赫勒国家联盟埋下了伏笔。

《众生相》，埃尔塔耶布·达韦尔拜特（苏丹）作于2011 年。

峰会会场的高墙之外，另一股非洲力量悄然集结。反帝国主义泛非主义峰会（The Pan-Africanism Summit Against Imperialism，简称PASAI）在联合肯尼亚俱乐部（the United Kenya Club）召开。这座场馆是殖民时期内罗毕首个接纳非白人成员的机构。这场民间对台峰会汇聚了真正的泛非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他们为非洲大陆勾勒出截然不同的发展前景。主办方直言，所谓“非洲展望峰会”本质上就是一场“再殖民”，其翻新的说辞不过是旧有资源掠夺体系的新包装。欧洲能源转型所需的矿产、碳补偿项目觊觎的土地、跨国资本牟利所依赖的廉价劳动力，仍源源不断地从非洲流出，留给这片大陆的唯有贫困、债务与生态破坏。反帝国主义泛非主义峰会在宣言中写道：“我们绝不迎纳刽子手，也绝不沦为殖民统治的新式兵营。”

这些话语凝聚了非洲民众一个多世纪以来反抗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抗争精神。其所批判的不只是法国的霸权，更是整套将非洲发展放在从属位置、服务于国际金融资本诉求的新殖民体系。非洲的主权无法由北方国家政界精英、跨国企业高管，以及本土依附势力在豪华酒店里谈判敲定。主权也并非诞生于闭门草拟的公报，而是依靠工人、农民、学生与广大妇女的民主参与和团结奋斗一步步构筑而来。在名义上实现国家独立之外，真正的自由需要南方国家自主掌控本土资源、主导社会发展方向、缔结地缘政治联盟。法国试图借助外交调整与金融资本重塑对非关系，而非洲部分统治阶层刻意将依附关系包装成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大陆上亿万劳动者正承受着通胀、失业、土地被侵占、债务紧缩以及日趋严苛的打压。

《和平卫士》，露丝·尼亚昆迪（肯尼亚）作于2017 年。

反帝国主义泛非主义峰会的批评在内罗毕极具分量，因为肯尼亚本身便是在二十世纪一场伟大的反殖民斗争中诞生的，茅茅起义（the Mau Mau Rebellion ，1952—1960 年）的记忆并未被投资峰会的客套辞令与外交装点所掩盖。当联盟代表走向肯尼亚自由战士得丹·基马蒂（Dedan Kimathi）的雕像时，却遭到催泪瓦斯驱散与拘捕，其中的象征意味不言而喻。当年基马蒂与土地自由军（即“茅茅”）奋起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绝非为了让外国军队借着“防务合作”这类温和说辞，再度盘踞在肯尼亚的土地之上；他们浴血抗争，也不是为了让国家独立最终演变为债务依附、土地兼并，以及依附于国际资本的买办精英掌权。肯尼亚当局对左翼势力、尤其是肯尼亚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打压，足以说明民族解放的历史记忆与精神遗产对统治阶级而言何其具有威胁。这份遗产至今仍在追问当代非洲悬而未决的土地、主权与权力问题。

长久以来，肯尼亚本土的思潮与文学作品都在警示民族解放事业遭遇背弃的风险。从1976年米塞雷·吉泰·穆戈（Micere Githae Mugo）的《我的子民之女，歌唱吧！》（My People, Sing!），到1977年恩古吉·瓦·提安哥（Ngũgĩ wa Thiong’o）的《血色花瓣》(Petals of Blood)，肯尼亚作家已然明白，殖民统治的终结并不会自动瓦解剥削体系。恩古吉在多部小说中反复刻画买办精英形象：这群本土中间人承袭殖民国家机器，并将其改造为服务资本的工具。肯尼亚社会主义运动伟大殉道者之一皮奥·伽马·平托（Pio Gama Pinto ，1927—1965年）曾警示，以黑人资产阶级取代白人定居者绝非真正的解放。这些思潮始终强调，主权绝不能仅仅等同于旗帜、国歌与选举。主权的真谛，在于民众能掌控土地、劳动力、资源，以及自身的社会命运。

《肯雅塔市场》，娜迪娅·瓦穆纽（肯尼亚）作于2020 年。

反殖民战争茅茅起义进行时，这首歌谣在乡间广为流传，唤醒农民的斗志，号召他们投身战斗。这些歌谣播撒下反殖民思想，激励民众在绝境中奋起抗争。它们唱响土地与自由（ithaka na wĩyathi）的反殖民口号，诠释着一种理念：民族解放绝非流于形式的仪式，而是一场集体斗争。歌谣的内容围绕领袖、战事、敌人与叛徒展开。

《我们曾立下约定》（Twarĩkanĩire）便是其中一首，这首歌专门警示叛徒。歌中唱道，一群战士本“约定同舟共济，行至河中央却有人临阵脱逃，还出卖了我们的家园。”歌里还唱道：不劳而获之物，绝不享用（Mũndũ ndangĩrĩa kĩndũ atathithinĩire）。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