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第7期新闻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苏丹娜的梦》，奇特拉·加内什（美国）作于2018年，27幅油毡版画系列作品之一，达勒姆出版社出版，© 奇特拉·加内什。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陷于殖民劣势的迷雾之中，亚洲各地的作家开始想象一个不受殖民破坏所及的世界。

1835年，凯拉斯·钱德尔·达特（Kylas Chunder Dutt，1817–1859）写下了一部非凡的小说《1945年四十八小时纪事》（A Journal of Forty-Eight Hours of the Year 1945），这篇作品刊登在《加尔各答文学公报》（The Calcutta Literary Gazette）上。当时，法国科幻小说大师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年仅七岁。达特的作品虽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幻小说，但却带有强烈的未来色彩。这位年仅十八岁的作家在开篇写道：“印度人民，尤其是大都市的居民，过去五十年来饱受各种形式的殖民压迫之苦……叛乱的火种如闪电般蔓延于这片曾经安宁的土地。”人民已整装待发。小说描绘了1945年两天内，一位名叫布本·莫罕（Bhoobun Mohun）的25岁青年领导反英起义，最终失败并被处决的故事。此后数十年间，，孟加拉地区陆续出现了一批想象后殖民世界的重要作品：达特的堂兄肖希·钱德尔·达特（Shoshee Chunder Dutt）于1845年出版了《奥里萨共和国：二十世纪史页编年》（The Republic of Orissa: Annals from the Pag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赫姆拉尔·达塔（Hemlal Dutta）于1882年出版了《神秘》（Rahasya）；潘迪特·安比卡·达特·维亚斯（Pandit Ambika Dutt Vyas）于1884至1888年间出版了《奇遇记》（Ascharya Vrittant）；贾格迪什·钱德拉·博斯（Jagdish Chandra Bose）于1896年出版了《失踪者的故事》（Niruddesher Kahini）；贝古姆·罗克亚·萨卡瓦特·侯赛因（Begum Rokeya Sakhawat Hossain）则于1905年发表了《苏丹娜的梦》（Sultana’s Dream）。在这些作品中，贝古姆·罗克亚的故事最具科幻色彩，因为她构想了一个依靠科技（飞行汽车、太阳能、机器人农耕）解放人类免受父权制束缚的世界。

与印度相似，面对清朝末期的衰败与半殖民地处境，中国作家也开始构思反抗与自由的未来。1902年，梁启超将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1869–1870）译成中文，并发表了自己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凡尔纳对科技如何解放人类的设想，不仅为梁启超带来了振奋，也为同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鲁迅带来了启发——鲁迅亦曾翻译凡尔纳的小说《从地球到月球》（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1865年），并于1903年出版。梁启超的小说设想1960年代在上海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中国届时将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国家之一。正如贝古姆·罗克亚（Begum Rokeya）设想用太阳能为自由的孟加拉提供能源一样，中国晚清科幻作家也描绘了潜水旅行、风能铁路与氢气气球，作为解放中国的技术手段。

在这种反殖民的想象中，科学成为构建乌托邦的工具之一。

阅读《文化纵横》国际版最新一刊（Wenhua Zongheng: 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时，我屡次想起那一脉壮阔的科幻创作传统。本期主题聚焦中国的生态转型。尽管三篇文章多为田野报道，描绘的是过去一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革，但其内容几乎如同科幻般令人惊异。十多年前，北京的空气质量极差，某些日子里，空气中的烟尘会附着在你的脸上，留下薄薄一层成分不明的化学物质。正是因为这一困境，国务院于2013年6月14日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3–2017年）》，提出十项政策措施，投入资金近1.7万亿元人民币。不到十年，北京的空气质量大幅提升，这得益于国家在减少碳燃料使用上的集中努力。时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潘岳，早在2004年就参与了一项重要研究，提出“绿色GDP”的核算方法，即探索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衡量经济增长的更优方案。201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生态文明”发展框架。而早在2005年，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了一句如今被广泛传播的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剩水图-1》，尚扬（中国）作于2015年，混合媒材

《文化纵横》编辑部成员兼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成员熊节与翟庭君的报告讲述了云南洱海如何从全国污染最严重的湖泊之一，蜕变为最清洁湖泊之一的历程。促成这一转变的四个关键因素是：第一，湖区居民守护洱海的坚定决心；第二，地方政府在平衡短期民生与长期生态利益上的自律意识；第三，区域科学界的专业能力——他们深入研究湖泊状况与污染成因，并据此制定出有事实依据的治理方案；第四，中国共产党干部为落实政府科学政策所付出的不懈努力。令我尤感兴趣的是，这份报告所呈现的经验，对全球南方任何一处受污染湖泊而言，都完全具有可行性。

《企鹅》，潘玉良（中国）作于1942年

安徽师范大学丁玲教授与纽约城市大学许准教授合著的文章，以及来自巴西农村劳动者组织（MST）的若昂·佩德罗·斯特迪尔（João Pedro Stédile）撰写的导言，聚焦于生态农业的必要性——如何在提高农业产量的同时兼顾环境保护。但这如何才能实现呢？以湾沚区为例，小龙虾价格高昂，东坝村合作社的农户若直接在池塘里养殖小龙虾，获利会更高。但他们做出了一个政治决定：采用稻虾共生的复合农业模式，原因有二：第一，水稻是当地的主要粮食作物，种植水稻可保障粮食主权；其二，将稻秆还田，作为下一季小龙虾的优质饲料，从而提高产量。科研人员定期介入，在水中培育有益藻类与细菌，以改善水质。成效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原本罕见的白鹭重返田间。

在第三篇文章中，北京大学的封凯栋教授与学生陈俊廷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了精彩的概述，重点当然放在电动汽车上。尽管特斯拉是全球知名品牌，但它正受到一系列中国制造电动车品牌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份额挑战。比如，欧萌达（Omoda）、名爵（MG）（均为国有企业）、比亚迪（BYD）和欧拉（Ora）等，这些品牌在亚洲的销量已超越西方品牌，并且大多数采用的是中国自主技术。尽管挪威首都奥斯陆的人均电动车比例全球最高，但北京与上海的电动车保有量则居世界之最。这些城市的街道安静无声，电动车与电动摩托悄然驶过。中国之所以能够打破内燃机的“戈尔迪之结”的原因有二：其一，政府不受石化利益集团的掣肘；其二，交通与信息技术等领域的科技部门能够协同合作，而非各自为营、单纯追逐利润。

《滋生之地》，黄宇兴（中国）作于2015–2016年

2019年，陈楸帆出版了一部非凡的反乌托邦式科幻小说《荒潮》，描绘了一个名为“硅屿”的地方——这里充斥着电子垃圾，导致人类与动物出现各种生化畸变。岛上的“废民”被发出“蓝绿色LED光”的水母包围，为生存不得不在有毒水域中翻找废料，皮肤因长期接触而剥落。小说主人公在一次行动中遇到一只死狗，靠近时狗却摇起了尾巴——它因为废弃科技的化学物与残骸而被“复活”。 陈楸帆的小说生动刻画了环境破坏的恐怖景象，与其说像是科幻，不如说更像是一份田野调查报告——记录着曾是电子垃圾处理中心的广东省贵屿镇，或是对“太平洋大垃圾带”（位于北太平洋、面积达2000万平方公里、被海洋漩涡裹挟的塑料垃圾）的奇诡化描绘。陈楸帆曾表示，他的小说松散地基于贵屿的现实创作，而贵屿的土壤与空气早已被数字社会的金属与化学物所污染。

2013年，贵屿地方政府开始建设工业园区，用以集中安置回收企业，并更好地规范其环保作业。园区于两年后建成，大部分小型回收工厂关停，部分大型工厂则迁入园区。2018年，中国政府禁止进口24类废弃物，包括电子、塑料与纺织垃圾（多数来自全球北方国家）。这意味着贵屿今后只需处理历史遗留的环境污染，而不必再面对海量新增废物。贵屿的真实历史，正在为《荒潮》书写一个全新的结局。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