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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钟（中国），《众志成城抗击疫情》，2020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我们很难记起，就在几周前，全球还在运作。在德里（印度）和基多（厄瓜多尔）爆发了对旧秩序的抗议，抗议从对紧缩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的愤怒，到对侮辱女性和种族主义的文化政策的失望。在圣地亚哥（智利）的一波接一波的抗议活动中，有人巧妙地在建筑物的侧面投射了强有力的标语：“我们不会回归常态，因为常态才是问题所在”。现在，在新型冠状病毒的笼罩下，似乎无法想象回到这些致命的微观粒子到来之前、让我们陷入无助的旧世界。焦虑泛滥成灾，死亡不依不饶。我们对彼此说，如果有未来，不能再重蹈过去的覆辙。

当然，冠状病毒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其对人体的危害导致了它的传播。但是有些社会问题需要认真思考。任何讨论的关键都必须是大多数资本主义世界中国家机构的彻底崩溃，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国家机构已被私有化，而私人机构在努力使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

李钟（中国），《众志成城抗击疫情》，2020

这在医疗领域最明显。公共医疗机构资金不足，医疗服务已转移给私人公司，私人医院和诊所在负荷能力没有提高的情况下运作，这意味着根本没有足够的医院病床或医疗设备（口罩、呼吸机等），并且一线的医生、护士、护理人员、保洁人员及其他人员被迫在物资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工作，很多时候都没有基础防护。在迅速蔓延的全球性流行病面前，挽救生命的人往往得到的回报是最少的。当全球性流行病来袭时，私营部门的紧缩模式直接分崩离析了。

李钟（中国），《众志成城抗击疫情》，2020

此外，我们的经济体系已经完全向金融部门和财阀倾斜，以至于长期以来，它完全忽略了大规模和永久性的不稳定就业、就业不足和失业的增长。这不是冠状病毒或油价暴跌造成的问题，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至少在十年前人们就为此发明了术语——“无保阶级（precarious proletariat, precariat）（译者注：没有保障的无产阶级的谑称）”。由于封锁和社会隔离，小企业纷纷倒闭，无保工人发现无保就是对他们确切的定义。现在，即使是最顽固的资产阶级政客也被迫面对两点现实：

1. 无保工人是存在的。政府为防止病毒的传播及其后果而强制要求的停工已经证明，在我们的社会中创造价值的是工人，而不是产生想法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们天真地声称正是这些想法创造了财富。没有工人的世界就是停滞不前的世界。
2. 工人控制的全球财富和收入的份额目前是如此之低，以至于当他们辛辛苦苦挣来的收入被切断时，他们的储蓄有限。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2018年美联储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40％的家庭没有能力应付约400美元的意外开支。欧盟的情况也没有好到哪去，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有32％的家庭无法承受意外开支。这就是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现在公开谈论广泛的收入支持，甚至是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旨在解决无法维持生计问题和刺激消费需求。

李文良（新加坡），《关于冠状病毒的漫画》，2020

上周，国际人民大会（International Peoples Assembly）和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发布了针对这一复杂时刻的16条计划。一连串的危机来袭：长期的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利润率下降、生产部门投资率低、就业不足和就业不稳定）以及短期的连带危机 （油价暴跌、冠状病毒）。

如今，即使是投资机构也普遍认识到，从2008-2009年金融危机中复苏的策略行不通。向银行业注入大量现金将无济于事。在先前曾面临严重财政紧缩的领域，例如医疗卫生（包括公共医疗）和收入支持等领域，直接投资很有必要。来自Frente Patria Grande（阿根廷）（译者注：政治组织）的曼努埃尔·贝托迪（Manuel Bertoldi）和我提出了就这些问题进行严肃辩论的理由。除了就每个单独的政策进行辩论之外，我们还需要就如何理解国家及其机构的本质进行辩论。

紧缩资本主义的一项重要“成就”是消除国家机构（特别是那些改善人民福祉的机构）的想法。在西方，典型的态度是攻击政府，将其视为进步的敌人，目的是缩小政府机构（军方除外）的规模。任何拥有强大政府和国家结构的国家都被称为“专制统治”。

但是这场危机动摇了这种确定性。拥有能够应对这种大规模流行病的完整国家机构的国家，例如中国，不能被轻易地视为专制统治。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政府及其国家机构是高效的。同时，被紧缩政策吞噬的西方国家现在手忙脚乱地应对危机。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紧缩医疗体系的失败，不可能再有理由证明私有化和紧缩政策比经过反复试验、试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高效的国家机构体系更有效率。

Abduh Khalil（埃及），《无题》，1949

现在，冠状病毒已经悄然进入巴勒斯坦。最令人震惊的是，在加沙，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监狱中，至少有一例确诊病例。巴勒斯坦共产主义诗人萨米·阿尔卡西姆（Samih al-Qasim）（1939-2014）曾称自己的祖国为“大监狱”，在这个被隔绝的国度，他写出了伟大的诗歌。其中一首《午间的坦白》简要介绍了紧缩政策和新自由主义对世界造成的精神损害：

我种下了一棵树
我瞧不起果实
我把树干当柴火
还把它做成乌德琴
演奏一曲

我砸了乌德琴
丢了果实
没了旋律
我在树上哭泣

阿尔弗雷德·库宾 （奥地利），《流行病》，1900-1901（慕尼黑伦巴赫美术馆）

冠状病毒刚刚开始影响印度，而印度的公共医疗体系已被新一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狠狠侵蚀。在印度境内，正如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研究员苏宾·丹尼斯（Subin Dennis）和我在报告中所说明的，由左翼民主阵线（Left Democratic Front）领导的喀拉拉邦（3500万人口）正在进行一场应对冠状病毒的运动。我们的发现表明，喀拉拉邦具有一定的内在优势，并已采取了值得研究的措施。

喀拉拉邦如何应对冠状病毒疫情？

1. 过去几十年来，喀拉拉邦的左翼政府一直在努力维持甚至扩展公共医疗体系。
2. 喀拉拉邦的左翼党派和组织帮助建立了组织、团结和公众行动的文化。
3. 喀拉拉邦的左翼政府迅速采取措施，通过“联系人追踪”和在交通枢纽的测试来追踪感染病毒的人。
4. 首席部长和卫生部长每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冷静地为公众提供可靠的信息并对危机和正在发生的事件进行分析。
5. “打破传播”的口号反映了政府和社会努力加强物理隔离、隔离和治疗以防止病毒传播。
6. “身体距离，社会团结”的口号强调了筹集资源帮助那些经济和心理受挫者的重要性。
7. 由工会、青年团体、妇女组织和合作社领导的清洁和准备物资的公共行动振奋了人心，鼓励人民信任社会团结而不是陷入创伤。
8. 最后，政府宣布了一项价值200亿卢比的救济方案，其中包括通过妇女合作社Kudumbashree向家庭提供贷款，更高的农村就业保障计划拨款，给老年人发两个月的养老金，免费粮食和提供低价食物的餐馆。水电费以及债务利息将被暂停。

这是一个合理的方案，它应该与16条计划一起被其他地区研究和采用。犹豫不决就是玩弄人们的生命。

凯特·詹斯·范·雷斯堡（南非），《马可·里瓦德内拉》，2020

哥伦比亚实施了全国19天隔离。同时，在哥伦比亚的监狱中，囚犯抗议人满为患和医疗设施不良，他们担心如果冠状病毒穿墙传播会导致死亡人数的上升，国家的镇压已致23人死亡。这是世界各地监狱中的恐惧。

与此同时，3月19日，哥伦比亚工农运动的重要领导人马可·里瓦德内拉（Marco Rivadeneira）在阿西斯港市（Puerto Asís）与农民会晤。三名武装分子冲进会议，抓住了马可，并杀害了他。他是今年在哥伦比亚被杀害的一百多个民众运动领导人之一，也是自2016年内战暂停以来被谋杀的八百人之一。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汇编23》（2019年12月）显示，这种暴力行为是寡头统治不愿让历史前进的直接结果。他们希望回到对他们有利的“常态”。但是马可想要创造一个新世界，他因驱动他的希望而被杀害。

热忱的，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