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第6期新闻稿：让我们找回遗失的钻石

乌玛尔·拉希德（Umar Rashid）（美国）：“我写下这些时正在做梦。若我言行有误，请予谅解。四位同伴的歌声始于萨赫勒（Sahel），在马拉布（marabouts）的见证下。潘多拉（Pandora）自北方而来。哈马坦风（Harmattan）渐近，召唤着即将到来的风暴与战争——1799，2023。”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白宫，声势浩大。他的幕僚将一纸又一纸的行政命令堆在他办公桌上，他潇洒地签署完毕，接着便拿起电话，朝丹麦人、巴拿马人和哥伦比亚人高声下令，要求这个、那个、还有那个——所有他认为美国应得之物。

在特朗普的历史叙述中，美国曾有一个“黄金时代”。如今，他成了这种焦虑的象征。他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掩盖不了对衰落的担忧：“让它再次伟大吧，”他说，“因为它已不再伟大，而它本该伟大，而我将让它变得伟大。”他的支持者知道，至少他对衰退的判断是坦率的。许多人在自己日渐枯竭的银行账户中感受到这一点——余额捉襟见肘，连养家糊口都不够；他们也看到周遭破败的基础设施。冰毒与芬太尼麻痹着这丑陋现实的痛感，而美国的新歌则哀叹着未来的不确定性，甚至“连梦想都开始变得苍白”。一架客机撞上一架军用直升机，特朗普站上白宫新闻发布厅的讲台，将事故归咎于“多元化招聘”。“空管中心的电脑前应坐着天才。”他说。但那晚坐在岗位上的人同时在做两个人的工作——这是几十年前始于罗纳德·里根1981年取消专业空中交通管制员协会（Professional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Organisation，PATCO）工会资格以来，层层残酷裁员的后果。正是里根最早向世人引入了“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口号。

现实是丑陋的，沉溺幻想容易得多。特朗普就像一个操弄幻想的魔术师。万物皆在崩坏——不是因为打压工会、随之而来的紧缩政策，或者是那些占据社会剩余份额惊人、并且几十年来一直逃税的科技新贵的崛起。特朗普的幻想是自相矛盾的。否则，他怎么会把埃隆·马斯克——这种衰落的象征——捧为带来新时代黄金时代变革的推动者呢？

《流亡之路》，谢里·谢林（刚果民主共和国）作于2004年

是的，这确实是疯狂的。但帝国主义始终带着疯狂的色彩。从美洲到中国，数亿人被杀戮或征服，只为世界上的一小部分——北大西洋——能够富裕起来。这就是疯狂。而它确实奏效了，至今在某种程度上仍在运作。资本主义的新殖民结构仍然完好无损。当非洲、亚洲、拉丁美洲或太平洋岛国的某个国家试图主张主权时，它就会被掀翻在地。政变、暗杀、制裁、财富掠夺——这只是削弱主权尝试的一部分手段。这一新殖民结构之所以维持至今，正是因为人类在国际层面仍被人为地划分等级：一些人仍然认为自己比他人优越。在三大洲研究所的研究《极化帝国主义》中，我们指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sation）加成员国占全球军事支出的74%以上。中国仅占10%，俄罗斯仅占3%，可我们却不断被灌输“中国与俄罗斯才是威胁”的说法，而事实上，在美国领导下的北约才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机构。北约摧毁了整个国家（如南斯拉夫、阿富汗、利比亚），如今又轻率地威胁对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中国和俄罗斯）发动战争。特朗普迎风大喊：

我们要巴拿马运河。
我们要格陵兰。
我们要把它叫做“美洲湾”。

为什么这些要求会让人惊讶？巴拿马自1821年起是大哥伦比亚共和国（Republic of Gran Colombia）的一部分，当时该地区在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1783–1830）的领导下脱离西班牙帝国。修建一条贯穿巴拿马地峡、以缩短大西洋与太平洋间航程、绕过南美洲漫长航道的运河的想法，出现在20世纪初，即大哥伦比亚共和国解体为今天的巴拿马、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几十年之后。1903年，法国与美国的密谋，以及美国海军的干预，导致巴拿马从哥伦比亚分离。新成立的巴拿马政府将巴拿马运河区交给美国，这意味着从1903年至1999年，美国全面控制该地峡，直至1999年才将运河“归还”巴拿马管辖。请记住，1989年，当曾受中情局（CIA）操控的曼努埃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a）不再让他们满意时，美国入侵巴拿马，将诺列加抓到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关押，直到2017年才释放他，让他死在巴拿马城。巴拿马现任总统何塞·劳尔·穆利诺（José Raúl Mulino）第一次进入政府是在吉列尔莫·恩达拉（Guillermo Endara）任内——1989年，恩达拉在美国军事基地宣誓就任总统，与此同时诺列加被带到佛罗里达。这些人非常熟悉美国看待他们土地的占有心态。想要巴拿马运河的，不仅是特朗普，而是整个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历史态度——从“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到今天——都凝结在一句话里：我们要巴拿马运河。

记忆是脆弱的。它反复被半真半假的说法与各种回避所塑造。在表面的事件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结构，影响着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每当试图进行解释，殖民时代那种关于西方仁慈与原住民野蛮的旧观念便会骤然浮现。

《立体派咖啡馆》，哈菲兹·阿尔·德鲁比（伊拉克）作于1975年

2004年，在美国及其盟友对伊拉克发动侵略战争一年后，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欧文·贝内特-琼斯（Owen Bennett-Jones）的采访。对话的一部分围绕伊拉克战争是否合法展开：

欧文·贝内特-琼斯：所以，您认为这场战争在法律上没有依据？
科菲·安南：我已明确表示，这场战争不符合安理会规定，也不符合《联合国宪章》。
欧文：也就是说它是非法的？
科菲：是的，如果你愿意这么说。
欧文：非法？
科菲：是的，我已经指出，它不符合《联合国宪章》。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从宪章的角度来看，这就是非法的。

如果这是一场非法战争——一次侵略战争——那么它理应产生相应的后果。这正是1945–1946年纽伦堡审判设立的初衷。这场战争导致的“过量死亡”人数早已轻松超过一百万，还有数百万人因基础设施被毁而遭受严重影响。如果这场战争被定性为侵略战争，它的策划者（如乔治·W·布什和托尼·布莱尔）还能穿着高定西装、带着耀眼笑容在世界各地巡游吗？他们既没有受到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ICC）的通缉，也没有被送上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ICJ）接受审判。2008年，布什访问巴格达时，遭遇记者蒙塔达尔·扎伊迪（Muntadhar al-Zaidi）丢掷鞋子的抗议；2012年，在伊拉克战争调查委员会（Iraq War Inquiry）上，托尼·布莱尔则被大卫·劳利-韦克林（David Lawley-Wakelin）从幕后现身指控：“这个人应该因战争罪被逮捕。”最终，鞋子没打中布什，布莱尔也未被捕。如今，布莱尔成功“转型”为和平使者，而布什则摇身一变成了长者国士。

《无题（红圈）》，福岛哲也（日本）作于2015年

1945年，在纽伦堡审判开庭时，首席检察官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发表了长达三小时的开场陈词：

“文明要问：法律是否如此迟缓，以至于在面对如此严重罪行与如此重量级罪犯时，彻底无力应对？人们并不指望你能彻底消除战争。但他们确实期望，你的司法行动能使国际法的力量、教义、禁令，尤其是其制裁，站在和平一方。如此一来，全世界有良知的人们，就可以‘不再需要他人许可，自在地活在法律之下’。”

杰克逊所引之语，出自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99年所作诗作《旧议题》（The Old Issue）。这首诗在20世纪40年代广为流传。两年前的1943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哈佛大学演讲中也曾引用同一句诗句，用以强调所谓“人类共通的是非正义观”，并补充道：这种共识赋予人类“一种严正而公正的道德感……正如吉卜林所说：‘得以不再需要他人许可，自在地活在法律之下’。”然而，丘吉尔所说的“正义观”，从他二十年前针对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起义所发表的言论中，便可略窥一二。他曾写道，自己“强烈支持使用毒气攻击这些未开化部落”。

《都市风景》，祖贝达·阿迦（巴基斯坦）作于1982年

我们或许应将视线从相对知名的纽伦堡审判，转向鲜为人知的东京审判（Tokyo Trials）。在那里，军事法庭决定惩处那些纵容手下犯下暴行的军事领导人。比如，日本帝国陆军第十四方面军司令官山下奉文（General Tomoyuki Yamashita）。他领导的部队主要在菲律宾作战。投降后，山下被控纵容部下对平民与战俘实施暴行，于1946年2月23日被处决。没有人指控他亲自施暴；他被判刑的依据，是“指挥官责任”。1970年，纽伦堡审判的首席军事检察官特尔福德·泰勒（Telford Taylor）指出：“没有任何指控说山下将军批准、更不用说下令实施这些暴行，更没有证据表明他知情，除了一个推断——即因为暴行遍及广泛，他理应知道。”山下之所以被处以绞刑，是因为——正如东京法庭所言——他“在当时情况下未能有效管控其部队”。在那本如今几乎被遗忘的《纽伦堡与越南：一场美国悲剧》（Nuremberg and Vietnam: An American Tragedy）中，泰勒不仅主张应起诉美国的政客与将军，还主张应起诉那些轰炸北越平民目标的美国飞行员，因为他们参与了纽伦堡时代界定的“侵略战争”罪行。

《无题》，穆罕默德·哈瓦吉里（加沙，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作于2017年，选自系列作品《加沙之夏》（Été au Gaza）

2025年1月中旬，英国《解密》（Declassified UK）记者亚历克斯·莫里斯（Alex Morris）当面对质以色列将军奥戴德·巴休克（Oded Basyuk）——他正前往英国国防部（Ministry of Defence）及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与高级官员会面。巴休克正是实施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的主要军官之一，现正被国际刑事法院调查战争罪行。然而，他却能在伦敦街头大摇大摆，前往英国军方高层办公室。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针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签发的逮捕令，已遭波兰与美国否决，这无异于将纽伦堡审判（Nuremberg Tribunal）与东京审判（Tokyo Trials）碾作尘埃。遗憾的是，联合国于2005年通过的《打击有罪不罚原则》（United Nations Principles to Combat Impunity），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

在世界的某些地方，鲜血将流淌在街头巷尾；而在另一些地方，香槟将倒入晶莹剔透的高脚杯中。

1965年，印巴战争期间，费兹·艾哈迈德·费兹（Faiz Ahmed Faiz）写下了题为《灯火熄灭》（Blackout）的诗作：

自从灯光熄灭，
我一直在寻找看见的方法；
我的双眼已失，天知其所往。

你若了解我，请告诉我我是谁，
谁是朋友，谁又是敌人？
一条杀意的河流在我血管中奔涌，
仇恨在其间跳动。

忍耐些吧；会有一道闪电，
来自另一片天际，
犹如摩西的白手，带着我的眼睛，
带回我遗失的钻石。

让我们找回遗失的钻石。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