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于1991年岁末瓦解后，一整代人的时光已悄然流逝。在苏联瓦解的两年前，也就是1989年，随着匈牙利开放国境打响第一枪，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纷纷消亡。1989年3月3日，匈牙利共产党最后一任总理米克洛什·内梅特问苏联最后一任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可否向西欧开放国境。戈尔巴乔夫跟内梅特说：“我们有严格的出入境管制，但我们也在变得更加开放。”三个月后的6月15日，戈尔巴乔夫在西德的波恩对媒体表示，当导致柏林墙出现的先决条件不再存在时，这堵墙是可以消失的。他没有列出先决条件，但说“月亮之下不存在永恒之事”。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被推翻了。到1990年10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被并入了由西德主导的统一德国。

统一意味着必须取缔东德的体制。以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德特勒夫·罗维德为首的新统治集团打造了“信托机构”，对拥有逾四百万员工的8500家公营企业进行私有化。罗维德说：“要快速私有化，坚决重组，谨慎关停。”但罗维德心愿未遂就于1991年4月遭到暗杀。他的继任者，经济学家比尔吉特·布雷厄尔对《华盛顿邮报》说：“我们可以向老百姓解释，但他们绝不会喜欢我们。因为，无论我们做什么，他们都会发生困难。对于这8500家企业，要么私有化，要么重组，要么关停。无论如何都有人失业。”数百家昔日为公共财产的企业落入了私人手中，数百万群众失去了工作；70%的妇女在此期间失业。当时规模惊人的腐败和裙带关系现象到几十年后的2009年才在德国议会一次质询会上公之于众。

非但前东德的公共财产被私人资本家中饱私囊，整个东德的历史都在甚嚣尘上的反共话语中湮没了。用来形容东德40年历史的词语只剩下“史塔西”（stasi），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代称。其余一概不重要。无论是东德清除纳粹的行动（西德并未采取此类行动），还是它在住房、医疗、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巨大成就，都没有在大众心中留下印象。东德对于反殖民斗争的贡献，对于越南、坦桑尼亚等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贡献，都少有被提及。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地动山摇的德国统一吞噬了东德的成就，余烬之中的社会仅剩下绝望与遗忘。难怪乎，无论是1990年代还是2000年代的民意调查都显示，前东德有相当多的居民特别怀念往昔的东德。这种对前东德的“念旧”心态依然存在，由于东部失业率高于西部、收入低于西部，这种心态越发强烈。

1998年，德国议会成立了所谓的“东德共产专制研究联邦基金会”，为国家对共产主义历史的评价定了调子。该组织旨在资助将东德形容为罪恶计划而非历史进程的研究。狂暴主导了这一历史事业。德国企图诋毁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做法，与欧洲、北美等其他国家加紧遏制左翼思想复兴的做法是互相呼应的。急于重写历史，恰恰表明他们害怕历史回归。

东德历史中鲜为人知的一点是它的国际主义精神，这一点在本次研究报告中得到了极好的探讨。以下三段精简摘要能说明问题。

关于这种团结行动的记忆在德国、在南非都荡然无存了。要是没有东德、苏联、古巴等国的物质援助，南非民族解放不可能那么早到来。古巴在1987年奎托夸那瓦莱战役中对于民族解放战士的军事支援对此役打败南非种族隔离部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最终导致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瓦解。

位于柏林的“东德共产专制研究联邦基金会”和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等机构存在的目的不仅是要污蔑共产主义、诋毁其历史，更是要让当前的共产主义事业背负骂名。当今时代，势在必行的左翼事业被迫背负了反共谎言的沉重包袱，推进这项事业可谓举步维艰。正因为此，由东德国际研究中心牵头的这一计划才显得弥足珍贵。它不仅仅是在为东德进行辩护，其核心还在于进一步为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带来的种种可能性进行辩护，这些实践已经或者正在对人民生活做出实质性的改善。

社会主义并非一出现就是十全十美的。社会主义事业承继了过往的种种局限性。将一个制度僵化、阶级分化的国家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努力，更需要耐心。东德只维持了40年，相当于德国公民平均预期寿命的一半。在其终结后，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放大了它的种种问题，以掩盖其成就。

东德诗人沃尔克·布劳恩在1989年10月为被遗忘的祖国写了一首挽歌，名为《财产》（Das Eige）。

我们所追求的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夸大一切成就而隐瞒问题。历史是理解社会发展复杂情况的来源，可以从中吸取正确的经验和错误的教训。东德国际研究中心与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合作的计划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历史考证：在陈年尸骨之中深挖，寻找让人类更懂得挺直腰杆、骄傲站立的方法。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