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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第30期新闻稿:加强全世界青年团结

In mid-1973, 8 million people, including 25,600 guests from 140 countries participated in the 10th World Festival of Youth and Students in East Berlin. The festival marked an epochal moment as the victories of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s swept across the world. Today, with youth in the Global South facing under engagement rates as high as 80%, we look back at the 1973 world festival to revive our sense of the possibilities still available for young people for something far more enticing than the barrenness of capitalist solutions.

Angela Davis with DDR Minister of Education Margot Honecker and Soviet cosmonaut Valentina Tereshkova, East Berlin, 1973. Credit: ADN-Bildarchiv.

1973 年,东柏林,安吉拉·戴维斯与民主德国教育部长玛戈特·昂纳克和苏联宇航员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供图:德意志通讯社图片档案库(ADN-Bildarchiv)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1973年7月28日至8月5日,包括140个国家25600 名来宾在内的800万人参加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柏林举行的第10届世界青年联欢节(10th World Festival of Youth and Students)。这是世界民主青年联盟(World Federation of Democratic Youth)组织的一场重要活动。该联盟于1945 年 11 月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世界青年大会(World Youth Conference)上成立。1973 年世界青年联欢节是划时代的一刻:越南反击美军呈现推进态势;从莫桑比克到佛得角,葡属非洲殖民地人民正准备夺取政权;智利的“人民团结阵线”( Popular Unity)政府正在与跨国铜业公司和华盛顿展开一场重大斗争。

多种可能性的展现让年轻人感到拥有真正的未来。在此前营救共产主义政党黑豹党(Black Panther)领袖安吉拉·戴维斯出狱的运动中,很多联欢节的与会者都更加勇敢激进,而此时她本人就站在东柏林的舞台上,站在苏联宇航员、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性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身边。年轻的与会者们聆听了来自 45 个国家100 多个乐队和独唱歌手的音乐,其中包括南非歌手米丽娅姆·马凯巴和智利乐队印地-伊利马尼(Inti-Illimani)的演唱:

我们终将胜利,我们终将胜利。
我们必须打破千百条枷锁。
我们终将胜利,我们终将胜利,
我们知道如何战胜苦难或法西斯。

农民、士兵、矿工,
还有我们国家的妇女,
学生、工人、白领和蓝领,
我们将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们将在这片土地上播撒荣耀。
未来终将是社会主义。
携起手来,我们共创历史,
走向胜利、胜利、胜利。

 

10th World Youth Festival opening celebration on East Berlin’s socialist boulevard Karl-Marx-Allee. Credit: Bild und Heimat.

第10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开幕庆典在东柏林的社会主义林荫大道卡尔·马克思大街上举行。供图:德国图片与家园出版社(Bild und Heimat)

 

时代变了。根据世界银行最近一项研究,在约全球人口 15.5%的 12.1 亿15-24 岁青年中,每10人就有7人“脱离经济活动或经济活动不足”。脱离者“不上学、不工作,也不接受培训”,被叫做“尼特族”( NEETs)。据估计,2021 年全球约有 4.48 亿青年处于这种脱离或不足状态,这一数字令人震惊。在拉丁美洲、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脱离或不足率已达70%-80%。总体而言,青年占世界失业人口的 40%。年轻人因而背负沉重压力:在 10-19 岁的青少年中,每7人就有1人存在心理健康问题,自杀是 15-19 岁青少年的第四大死因。在阿尔及利亚,有一个词专门形容这类年轻人:“hittis”,意思是“墙壁”,指年轻人倚靠在墙上。

1973 年,东柏林弥漫着巨大的喜悦和希望。而今,世界上大多数青年完全没有这种感觉。由于大国未能迅速采取行动应对气候灾难,政治热情高涨的年轻人士气低落。还有一些人发现自己深陷社交媒体,而社交媒体的算法旨在创造一种非政治的政治,这种政治往往充斥恶意和愤怒,而非斗争和希望。

当然,在围绕再分配问题和争取认可的前沿阵地,在罢工和游行队伍中,也有一些青年领导的斗争热情高涨。他们高举自己的旗帜,呼应 1973 年青年们的口号。然而,他们遭到新自由主义陈词滥调的干扰,还要面对错误的解决方案,例如联合国重磅推出《世界青年报告》,其标题中的那些冠冕之词:“青年社会创业”和“青年公民参与”。不过,青年们自己的斗争口号比提供给他们的解决方案更为丰富充实。他们明白,超过 70% 的脱离率不是靠技能培训或社会创业就能解决。

 

The band WIR perform at Alexanderplatz during the 10th World Festival. Credit: Imago/Gueffroy.

第10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期间,WIR 乐队在亚历山大广场表演。供图:Imago/Gueffroy

 

本周,我们回顾了 1973 年世界青年联欢节,以期重新唤起我们对年轻人所具可能性的认识,和对相比乏善可陈的资本主义解决方案更具吸引力选项的渴望。我们在柏林民主德国国际研究中心(IFDDR)的同事们将于2023 年7 月 28 日至8 月 5 日举办活动纪念 1973 年世界青年联欢节,宣传联欢节对从越南、古巴、几内亚比绍到美国和智利等不同国家的影响(您可以在民主德国国际研究中心的社交媒体频道上持续关注该系列活动)。

联欢节过后一个月,以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为首的一部分智利军人出兵袭击了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的“人民团结阵线”政府(阿连德在混战中身亡),并开始镇压国内所有左翼势力。今年9 月,也就是政变 50周年之际,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将与智利亚历杭德罗·利普舒茨科学研究所的社会和政策研究中心(Instituto de Ciencias Alejandro Lipschutz Centro de Pensamiento e Investigación Social y Política)联合出版我们的第 68 期汇编《第三世界政变:智利1973》。汇编将介绍这次政变的更多背景及其全球影响,而1973年青年联欢节的基调也是政变的一种预示。这一点也在民主德国国际研究中心的一篇文章中有所论述,该文详见本周新闻稿的文中链接。

 

Chileans at the 1973 Festival. Credit: Jürgen Sindermann via Bundesarchiv Bild 183-M0804-0760.

1973年世界青年联欢节上的智利人。供图:德国联邦档案馆馆藏图片,由摄影师于尔根·辛德曼拍摄,图片编号183-M0804-0760

 

1970 年,智利的左翼政党联盟“人民团结阵线”赢得大选,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总统。尽管当时该国局势紧张,但这一胜利的喜悦也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欢欣鼓舞。这个资源丰富的国家想要走独立自主之路,并对数十年来一直由美国和欧洲公司主导的采掘业拥有主权,但西方未予认可。

阿连德采取的矿业国有化等措施激怒了损失最大的群体:智利的旧精英、大地主、外国公司及其政府。从一开始,这种反动威胁就如阴影般笼罩着进步联盟。袭击和暗杀“人民团结阵线”代表的事件屡见不鲜。

鉴于国内局势脆弱,时任智利共产主义青年团总书记的格拉迪斯·马琳在采访中强调:“在柏林举行的声援智利大会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因为大会正值我的祖国身处危急时刻。”她率领由联合政府各机构代表组成的 60 人智利代表团参加了在民主德国举行的第10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智利是此次联欢节的主题之一,面对帝国主义的不断进攻,对“人民团结阵线”的声援一再响起,“我们必胜”(Venceremos)的声浪在人群中回荡。

然而,胜利的信心惨遭严重挫折。在作为新政府代表远赴亚洲等地访问归来后不久,马琳就因1973 年 9 月 11 日皮诺切特发动的政变而被迫躲藏起来。政变受到西德的热烈欢迎,与皮诺切特独裁政权的贸易随之蓬勃发展。1974年,智利的出口增长40%以上,进口增长了65%。长期活跃于西德政坛并担任基督教社会联盟(Christian Social Union)主席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当时冷嘲热讽:“鉴于智利曾经的混乱局面,‘秩序’一词突然又让智利人感到甜蜜。”

流亡在外的马琳再次踏上前往兄弟国家的旅程。她再次到访民主德国,以及为米歇尔·巴切莱特(2006 年成为智利总统)等智利流亡人士提供避难的其他地方。智利的事态发展深化了民主德国的声援运动。政变发生后,人们自发聚集在柏林街头,表达对“人民团结阵线”的支持。民主德国声援委员会(Solidarity Committee of the DDR)在柏林成立智利中心,负责协调筹款和援助近 2000 名智利移民。发起的多项国际声援运动包括致力于释放智利共产党总书记路易斯·科尔巴兰。智利代表团在当年早些时候参访了世界青年联欢节,这次参访巩固了声援运动。在1973年政变后的几年里,事实证明这次参访至关重要。正如马琳在联欢节上对热情接待她的青年们所说:“我们满怀期望来到柏林……联欢节将进一步加强全世界共同的反帝斗争。”

 

Gladys Marin with Inti-Illimani at the Festival. Courtesy: Jorge Coulon.

印地-伊利马尼乐队与格拉迪斯·马琳在第10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照片由豪尔赫·库隆提供

 

专程从圣地亚哥赶到柏林在联欢节上献唱的豪尔赫·库隆是印地-伊利马尼乐队的创始人之一,他对我说:

我们加入了一个由工会领袖、艺术家、工人、社会组织、记者和学生组成的大型代表团。……几个月前,萨尔瓦多·阿连德把智利比作沉默的越南,因为尼克松政府暗中打击智利的经济基础,并资助意图推翻“人民团结阵线”政府的势力。联欢节上,我们怀着反抗精神,沉浸于全世界青年气势磅礴的声援力量,在开幕式上唱起“人民团结阵线”的赞美篇章,觉悟了的世界团结一心,与我们一同高唱:“我们必胜,我们必须打破千百条枷锁。”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