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第18期新闻稿：工厂里有的是财富，却没有生机
Across India, there is an ongoing debate about a revision of the limits on the length of the working day. A bill in Tamil Nadu, for instance, recently sought to allow factories to lengthen the workday from eight hours to twelve hours. Trade unions and other organisa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 provide the only platform with liberatory potential, with the unity of sectoral unions and union confederations playing a key role for any such effort to succeed.
《命运的碎片》局部 比兰德拉·库马尔·亚达夫（印度）作于2015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2022年底，国际劳工组织（ILO）发布了一份耐人寻味的报告，题为《全球工作时间与工作和生活平衡》（Working Time and Work-Life Balance Around the World），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印度各地出台一系列延长工作日举措所触发。该报告汇集了新冠疫情开始之前2019年的全球工作时长数据。国际劳工组织发现，“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劳动力（35.4%）每周工作超过48小时”，“全球约有五分之一的就业（20.3%）由每周少于35小时的短时（或非全时）工作组成”，如打零工。此外，报告指出，“平均工时最长的主要职业群体是工厂和机器操作员及装配工，他们每周平均工作48.2小时”。
印度各地正在就修订工作时限进行辩论。泰米尔纳德邦的一项法案试图修订1948年《工厂法》（Factories Act），允许工厂将每日工时从8小时延长到12小时。在印度工厂数量最多的泰米尔纳德邦的议会，邦政府某部部长C·V·加内桑说，该邦要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允许工厂有“灵活的工作时间”会更容易。尽管有商业游说团体（Vanigar Sangangalin Peramaippu）施压，由工会和左派领导的抗议活动还是阻止了政府。2月，邻邦卡纳塔克邦通过了一项类似法案。该邦电子、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部长C·N·阿什瓦思·纳拉扬博士说：“印度正在为吸引投资与世界各地竞争。要想吸引投资，你得有灵活的劳动法。”
《政府工作是上帝的工作》比兰德拉·库马尔·亚达夫（印度）作于2017年
我们自己对这场辩论的意见体现在三大洲社会研究所5月份的汇编《印度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Indian Working Class）。这份汇编以2020年的两个事件开篇。首先，在疫情开始时，印度政府冷漠地要求数百万工人返乡。其次，印度农民开始强烈抗议政府试图把农产品市场（mandis）的控制权移交给大公司。这些事件既表明了印度政府和企业界苛待工人的行径，也表明工人和农民一直在抵抗压迫剥削他们的体制。
1991年，印度利用短期国际收支危机，打乱了国家发展的体制结构，并向外国投资开放本国经济。这种印度国内所称的“自由化”意味着资本获得了对劳动力的决定性优势，工人阶级和农民辛苦争取得来的劳动保护被取消。
认清这一趋势后，印度工人发起一轮抗议活动，维护自身权利，反对所谓的“劳动市场自由化”。关键词“灵活性”意味着工人现在必须放弃他们宝贵的权利，以吸引投资，让这些投资者获得更大利润。尽管工人做出了让步（有些是被迫的，有些是通过谈判做出）但新自由主义体制创造的工作机会只适合走投无路者。正如我们在汇编中写到：
大规模工业投资和创造高质量工业行业就业机会的承诺并未显著兑现，经济和工业增长一直处于低位，这不仅是因为缺乏投资，还因为印度民众的需求被抑制。这种需求的减少是因为大部分人工资极低，以及新自由主义对公共开支的限制，尤其是农业部门。
《被磨灭的面容》比兰德拉·库马尔·亚达夫（印度）作于2015年
我们在印度发现的情况与世界其他地区并无二致，越来越多的工人陷入了越来越不稳定的状态。虽然新冠疫情使非正规、不规范就业加速发展，但国际劳工组织通过对埃及等区域的研究发现，就业不稳定之势愈演愈烈，此外还有“劳动市场灵活性”等貌似技术性的术语掩盖下残酷阶级斗争。
2015年，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议，宣布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明确指出需要“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享有体面工作”。国际劳工组织对“体面工作”的理解是“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工作中的权利、社会保护和推进社会对话”，或者用更简单的话说，就是生产性工作、安全工作条件、社会保险和集体谈判的权利。
《驴子工人》比兰德拉·库马尔·亚达夫（印度）作于2015年
长期以来，大多数国家显然没有认真对待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工会等工人阶级组织提供了反抗斗争的唯一可能机会，而行业工会和工会联合会的团结对斗争的成功起着关键作用。为了抗议1978年《工业关系法案》（Industrial Relations Bill，该法案的条款会削弱罢工权）提案，各工会组建了全国工会运动委员会（National Campaign Committee of Trade Unions）。1982年，该委员会领导了一次大罢工，反对实施1981年《基本服务维持法》（Essential Services Maintenance Act），该法再次试图削弱劳工组织。自1991年以来，该委员会与中央工会组织（Central Trade Union Organisations）的联合平台携手发动了22次大罢工，罢工规模一次比一次大。
2022年3月，工业、护理等部门的2亿工人参加了令全国停摆的总罢工。正如印度工会中心（Centre of Indian Trade Unions）主席K·海姆拉塔在我们2019年7月出版的汇编18中指出，这些罢工之所以规模庞大，是因为工会运动用与工会成员同样的斗争热情来对待无组织/非正式工人的斗争。阶级斗争生机勃勃，尽管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短板是这些大规模动员并不容易转化为政治力量。金融势力压制了民主，而有害的右翼思想——包括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抬头对于社区应对集体生活的逐步消亡造成很大影响。我们在汇编59《拉丁美洲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帝国主义》（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and Imperialism in Latin America）中讨论了这一现象。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在新一期汇编的结束语所说，工人 “仍活跃在阶级斗争中”。
《行走在地狱的屋顶》比兰德拉·库马尔·亚达夫（印度）作于2016年
2020年初夏，看到数百万工人拖着疲惫的脚步穿过印度炎热无比的土地，我的心沉了下去。古勒扎尔·萨博是该国伟大的诗人和电影导演。目睹了工人阶级的这种出走，他写下一首体现这种情绪的诗，题为《他们要在那里死去，那里才有生机》（ Marenge To Wahin Jaa Kar Jahan Par Zindagi Hai）。感谢萨博允许我们在此刊载这首诗（中文译自拉赫桑达·贾利勒的英文版）：
疫情肆虐。
劳工们逃回家中。
城中机器都戛然而止。
移动的只有他们的四肢。
他们把生命重新扎根在乡村。
播种、收割又开始了：
高粱、小麦、玉米、御谷，一切作物。
跟兄弟、亲戚间的罅隙。
运河、水道上的争斗。
双方相继雇佣的打手。
从祖父、叔祖辈就开始的法律纠纷。
约定、婚姻、田地。
对旱涝的担忧：天空到底会不会下雨？
他们将在那里死去，那里才有生机。
在这里，他们只带着躯壳，然后接通电源!
他们拔掉电源插头：
“走，我们回家”——于是他们出发了。
他们将在那里死去，那里才有生机。
《五一国际劳动节》比兰德拉·库马尔·亚达夫（印度）作于2022年
本篇新闻稿中的艺术作品取自我们最新一期汇编，由比兰德拉·库马尔·亚达夫创作。他是一位来自印度丹巴德的跨界艺术家。丹巴德是一座构筑在矿工和原住民血汗之上的铁矿煤炭城市。亚达夫是一位煤矿锻铁工人的儿子，他的创作大都受到儿时经历的启发，引人关注阶级等级不公和工人阶级的困苦。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