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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2025年第27期新闻稿:我们能否在全球南方建立健全的公共行政机构?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公共行政院校削减措施以及新殖民主义结构所造成的诸多经济劣势之中,美国等国家在谈判中往往轻而易举地将全球南方国家甩在身后。

《红色人物》,优素福·阿卜杜勒克(叙利亚)作于1994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十年前,我曾旁听美国与一个东南亚小国之间的贸易谈判。令我感兴趣的并非是谈判的实质性内容——就对国际事务无关紧要、却对该国至关重要的议题进行磋商,而是谈判桌上双方人员配置的悬殊。

抵达日内瓦这间普通办公室的美国代表团在两方面显得声势浩大:首先,代表团中的律师和助理人员过多;其次,他们携带着大量装有案卷资料的活页夹,并夹满标签,便于直接切入所需磋商的要点。反观另一方,这个亚洲国家的代表则显得形单影只:仅由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派出的一名代表组成,且此人既不是贸易专家,也不是律师,还只带了一个装有几张纸的马尼拉文件夹。这场谈判充分体现了这种不对等性,在谈判过程中,美方贸易代表轮番轰炸,令这位资历尚浅的亚洲官员难以招架。会后,我与这位官员一同喝咖啡时,他仍惊惶未定,直言受到强盗般的凌辱。

《糊口度日》,伊恩·班贾(肯尼亚)作于2021年。

数年前,某东非国家的一位中层官员告诉我,他在不具备看懂贷款文件的能力且无暇通读全文的情况下,与某亚洲银行签署了贷款协议。几乎在同一时期,一位拉丁美洲的部级官员透露,他们竟将贸易文件的分析工作外包给了一家与美国非营利组织有关联的基金会。换言之,他们完全是根据这个基金会提供的简报进行谈判,压根没有自己进行分析和评估。此类案例不胜枚举,当事人叙述时含糊其词,只为不让陷入新殖民主义结构性极端困境的同僚和国家过于难堪。

《无非洲籍教皇》,保罗·恩德马(乌干达)作于2015年。

此类制度失衡的影响难以量化,主要原因在于尚无任何国际机构收集关于政府官员整体或谈判专员这类特定群体的相关数据。该领域现有的稀缺数据仅存于世界银行的全球官僚机构指标数据库(Worldwide Bureaucracy Indicators Dashboard),该数据库显示,全球北方约18.6%的总劳动人口受雇于政府机构,而全球南方的这一比例仅接近10%。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关于非洲的研究表明,许多国家的数据远低于此,在乍得、科特迪瓦、马达加斯加、马里和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政府机构雇员占比不足3%。虽然缺乏关于政府中贸易谈判专员或贸易律师数量的详细数据,但上述概况仍合理揭示了南北方国家之间国家能力的普遍差距。

《国王巡游》,多尔顿·保拉(巴西)作于2009年。

这种差距之大令人难以置信(社会主义国家项目是例外,如中国和越南,其政府官员始终训练有素且人数众多,中国政府工作人员约占劳动人口的五分之一)。造成这种不平等的诸多原因显而易见,但无论如何,仍值得逐一列明:

  1. 全球南方多数公共行政学院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债务紧缩政策而遭遇大幅预算削减,这影响了师资培养能力,也削弱了制定既与时俱进、又契合特定国情教学大纲的能力——而这些未来的公职人员终将在此国情下履职。
  2. 在对公共行政学院强加紧缩措施的同时,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研究部门也持续遭遇关停或压缩。这些机构通常为政府干部提供知识导向,使他们明确本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国家发展计划的当务之急。没有这些机构,干部队伍会失去明确的工作指引和发展方向。
  3. 低薪且训练不足消耗了政府雇员普遍的爱国主义和反殖民情绪。新自由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引发的心理战使新一代公职人员既无力为人民的福祉据理力争,又易受各类诱惑的影响(包括腐败)。民众个体主义意识的增强,也助长了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来追逐仕途与积累个人财富和特权的不良风气。
  4. 随着国有机构的关停或萎缩,西方资助的非政府组织以提供“技术援助”之名趁势崛起。这些项目的工作人员往往受教于外国高校,他们的阶级背景未必与广大民众一致,且对其本国历史和社会发展认识有限。此外,这些机构的议程由其境外资助方设定,而资助方常以自身利益为重。

《变质佳酿》,阿约滕德·奥乔(尼日利亚)作于2022年。

公共行政学院的衰败,加上政府内部缺乏维护其社会主权的政治意愿,野心勃勃的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便得以主导这些国家的发展方向。这种能力和政治明确性的缺乏,令全球南方国家通常屈服于外国机构精心设计的议程,而这些机构往往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加强全球南方行政能力建设的需求,与为南方制定一套更宏大的新发展理论的需求相辅相成,唯此方能制定抗衡新殖民主义干涉者的自主议程。

几年前在日内瓦会议室目睹美国官员及其律师轮番炮轰那位资历尚浅的东南亚官员时,我不禁想起尼扎尔·卡巴尼(Nizar Qabbani)1967年的诗作《挫折之书脚注》(Footnotes to the Book of the Setback),这首诗在巴勒斯坦于六日战争失利后创作,最初发表于叙利亚大马士革,旋即遭禁并秘密流传至阿拉伯世界各国。诗中两行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回荡:

敌人未曾跨越我们的疆界,

他们如蚁群般蚕食我们的脆弱。

我们必须筑牢自身的薄弱之处。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