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第36期新闻稿：纪念联合国成立80周年

《无题（和平壁画）》，佩尔·克罗格（挪威）作于1952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当今世界，只有一部条约能在存在自身局限的情况下依然将各国联系在一起，那就是《联合国宪章》。1945年，50个国家的代表联合起草并通过了《联合国宪章》，随后几年，其他国家也陆续加入。宪章本身只能为各国的行为设定准则，它不会也无法创造一个新世界。各国是遵守还是背离宪章，其存亡全赖它们自身的选择。

《宪章》至今仍未完成，它需要辅以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然而由于政治和公民权利最终被迫与社会和经济权利分离，这一宣言也饱受争议。根深蒂固的政治愿景分歧导致联合国系统内部出现裂痕，使其无法有效解决世界上的问题。

联合国如今已成立80周年，它能存续至今真的是个奇迹。成立于1920年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只维持了18年的相对和平。193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中国爆发后联盟彻底瓦解。

《手足情深》，鲁菲诺·塔马约（墨西哥）作于1968年。

联合国的力量取决于组成它的国际社会的力量。如果国际社会软弱，那么联合国也必然软弱。作为一个独立机构，我们不能指望它像天使一样飞到交战各方耳边低语就能制止他们。联合国所能做的，只是吹响哨子——在一场规则屡屡被强权国家破坏的比赛中担任裁判。它成了一个方便各派政治力量攻击的“出气筒”：无论是危机没能到解决还是救援工作不到位，它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联合国能阻止以色列在加沙的种族灭绝吗？在屠杀期间，联合国官员发表了强硬声明。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曾说，“加沙就是一片杀戮场——平民正陷入无休止的死亡循环”（2025年4月8日）。他还表示：“加沙的饥荒并非未解之谜，而它是一场人为的灾难，一份道德的控诉，一次全人类的失败”（2025年8月22日）。这些话语铿锵有力，却毫无作用，让联合国的效力备受质疑。

《战争与和平：战争》，坎迪多·波尔蒂纳里（巴西）作于1952年。

联合国并非一个整体，而是由两部分组成。其中知名度较高的部分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联合国事实上的执行机构。安理会由15个国家组成：其中5个是常任理事国（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其余10个为非常任理事国，任期2年。5个常任理事国（简称“五常”）对安理会的决议拥有一票否决权。只要五常中有一国不赞成某项决议，它就能将其一票否决。每次安理会收到的呼吁停火的决议草案都会被美国一票否决，即便是一些毫无力度的停火提案。自1972年以来，美国已否决了超过45项涉及以色列强占巴勒斯坦行为的安理会决议。大部分时候，安理会已经完全取代了联合国大会。后者虽有193个成员国，能够通过决议来引导世界舆论，但这些决议往往被忽视。例如，自种族灭绝开始以来，联合国大会已通过5项关键停火决议（第一项于2023年10月通过，第五项于2025年6月通过），然而大会在联合国体系内并无实权。

《战争与和平：和平》，坎迪多·波尔蒂纳里（巴西）作于1957年。

联合国的另一半由其形形色色的机构组成，每个机构都为应对现代社会的某种危机而设立。有些机构的历史比联合国更悠久，如成立于1919年的国际劳工组织，它于1946年并入联合国系统，成为其第一个专门机构。之后其他机构也相继成立，包括倡导儿童权利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促进世界文化宽容与尊重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几十年来，各种机构相继创立，为帮难民发声并提供救济、确保核能用于和平而非战争、改善全球电信以及扩大发展援助等各种事业奋斗。它们的职权范围令人印象深刻，但成果却相对有限。

世界各国微薄的资助是一大限制。2022年，联合国总支出为675亿美元，而同期全球军火贸易额超过2万亿美元。这种长期的资金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世界强权在联合国及其机构的发展方向上存在分歧。然而，若没有这些机构，世界上的苦难将既不会被记录，也无法被解决。联合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人道主义组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的紧缩政策和战争摧毁了大多数国家独立开展这项工作的能力，而非政府组织又规模太小，无法有效填补这一空白。

《希望》，埃迪特·保尔斯-维格纳（拉脱维亚）作于1994年。

随着苏联解体，整个世界的平衡发生了变化，联合国也随之颁布了一系列内部改革举措：从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的《和平纲领》（1992年）和《发展纲领》（1994年），到科菲·安南（Kofi Annan）的《革新联合国》（1997年），再到古特雷斯的《我们的共同议程》（2021年）、“未来峰会”（2024年）和“联合国80周年改革倡议”特设工作组（UN80 Task Force，以下简称“特设工作组”）（2025年）。

“特设工作组”被视为联合国构想出的最深层次改革，但其所聚焦的三大领域——内部效率、授权审查和方案协调——其实早已在过去尝试过。正如主管政策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特设工作组”主席盖伊·莱德（Guy Ryder）所说：“我们此前已做过类似尝试”。联合国设定的议程侧重于其自身的组织缺陷，却未能解决任何阻碍其工作的根本性政治问题。一个更宏大的议程需要包括以下几点：

1. 将联合国秘书处迁至“全球南方”。几乎所有联合国机构的总部都设在欧洲或美国，联合国秘书处本身也位于美国。鉴于肯尼亚内罗毕已设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人居署，曾有人提议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和联合国妇女署也迁到那里。联合国秘书处是时候离开纽约迁往全球南方了，此举至少可以防止美国利用拒发签证来惩罚那些批评美国或以色列强权的联合国官员。由于美国阻止巴勒斯坦官员入境参加联合国大会，已经有呼声要求将联大会议迁至日内瓦。为何不永久离开美国呢？

2. 增加全球南方国家对联合国的资助。目前，联合国系统最大的资助国是美国（22%）和中国（20%），另有7个美国的亲密盟国共出资28%（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和韩国）。除中国外的全球南方国家为联合国预算的贡献约为26%；加上中国的份额就是贡献了46%，接近总预算的一半。中国是时候超越美国，成为联合国最大的捐助国了，因为美国正将其资金用作对抗联合国的武器。

3. 增加国家内部人道主义援助资金量 。各国应将更多资金用于缓解人类困境，而非偿还给富有的债券持有人。联合国不应成为援助有需求者的主要机构。正如我们之前的研究提到的，非洲大陆某些国家用于偿还债务的支出甚至已经超过了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总和。由于无法提供这些基本服务，它们变得依赖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各国应加强自身能力建设，而非依赖这些援助。

4. 削减全球军火贸易额。战争不仅是为了争夺统治地位，也是为了军火商的利润。全球年度武器出口额已接近1500亿美元，其中美国和西欧国家在2020至2024年间占销售额的73%。仅2023年，全球排名前100的军火商就创造了6320亿美元的收入（主要来自美国公司对美国军方的销售）。与此同时，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总预算仅为56亿美元且92%的维和人员来自全球南方。全球北方在战争中赚钱，全球南方则派遣自己的士兵和警察努力去阻止冲突。

5. 加强区域和平与发展架构。必须加强非洲联盟等区域性和平发展框架并优先考虑其意见，这样才能分散安理会的权力。如果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没有一个属于非洲、阿拉伯或拉丁美洲国家的席位，那么这些地区为何要被五常的一票否决权所束缚？如果解决争端的权力更多地掌握在区域框架手中，那么安理会的绝对权威或可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和平》，米莫·罗泰拉（意大利）作于2004年。

随着种族灭绝的持续进行，“自由船队”这批满载声​​援活动人士的船只试图抵达加沙。其中一艘船上，摩洛哥工人阶级民主道路党（Morocco’s Workers’ Democratic Way Party ）成员兼国际人民大会代表阿尤布·哈布拉维（Ayoub Habraoui）给我发来了这样一段信息：

加沙正在发生的一切并非常规战争，而是在全世界人民眼前缓慢上演的种族灭绝。我加入船队，是因为蓄意制造的饥饿正被当作武器，用来摧毁手无寸铁百姓的意志——他们被剥夺药品、食物和水，孩子们在母亲的怀中死去。我加入船队，是因为人类是不可分割的。今天默许围困发生的人，明天就可能在其他地方接受不公的发生。沉默即是同谋，冷漠即是对我们坚守的价值观的背叛。这支船队不仅仅是几艘船，更是全球良知的呐喊。它宣告：我们反对围困民众，我们反对饿死无辜者，我们反对种族灭绝。我们可能会被阻止，但航行本身就是一种宣言：加沙并不孤单。我们都是真相的见证者，也是反对这场慢性死亡的呐喊者。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