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第11期新闻稿：极右翼向妇女宣战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在拉丁美洲，一场特殊的战争已然打响。战场不仅在议会上、法庭中，也在教室、厨房、教堂，以及喧嚣的网络空间里。它的目标是妇女、酷儿和跨性别者，以及那些坚持生活可以有所不同的运动。当下，特殊类型极右翼宣称要捍卫父权家庭、道德和传统。但在这些话语背后藏着另一重图谋：在支撑旧有等级的世界摇摇欲坠之际，重建这些秩序。

数十年来，女权运动动摇了拉丁美洲的权力根基。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再到21世纪反对杀害女性、争取生殖权利的大规模游行，女性和性少数群体不断拓展着可能的边界。她们揭露隐藏的真相，探讨维系社会运转的长时间无薪劳动，揭开隐蔽在家庭内部的暴力，坚持认为身体、欲望和身份不该被国家或教会束缚。这些都是她们走上街头、并肩作战的结果。

然而，这些进步活动的背后依旧是长期存在、刻薄吝啬的新自由主义阴影。在整个拉丁美洲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照料家庭的重担仍沉重地压在女性肩头：她们工作时间更长、报酬却更低，甚至有数以百万计的妇女仍没有独立收入。2025年8月，墨西哥城举办了第十六届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妇女大会（the XVI Regional Conference on Women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会上认可了上述现实。该地区各国通过了《特拉特洛尔科承诺》（Tlatelolco Commitment），设立“2025–2035十年行动计划”（Decade of Action (2025–2035)），旨在达成实质性别平等，建立大会所倡导的“关怀社会”（care society），让维持生活成为集体责任，而非私加在妇女身上的负担。墨西哥妇女事务部长西特拉利·埃尔南德斯·莫拉（Citlalli Hernández Mora）在大会闭幕致辞中表示，《特拉特洛尔科承诺》将是未来几年的“路线图”。她也补充道，这片区域的国家“不会接受倒退。我们不能容忍有罪不罚，并将通过相关活动和联盟来构建一个和平、公正、平等、面向未来的关怀社会。”与会代表认可女权运动长期以来倡导的一个真相：当前的资本主义体系依靠性别分工得以存续。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女性承担了绝大部分无偿家务与照料工作，而这些工作的价值占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15.9%–25.3%，维系着家庭和劳动力再生产，支撑着社会的运转。

1975年，同样在墨西哥城，联合国召开了国际妇女年世界会议（the World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Year）。次年，联合国启动了“妇女十年（1976—1985）”权益促进活动（the Decade for Women (1976–1985)），最终以1985年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the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收官。2025年8月的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妇女大会上提出的诸多问题，恰与四十年前在内罗毕的声音遥相呼应。不过，从2025年会议政策文件以及谈论妇女平等时所用的话语中，我们非但没有看到明确的进步，反而被倒退的阴霾所笼罩。

危机时刻，有产阶级对现状心满意足，总要寻找敌人阻挠进步。近几十年来，特殊类型极右翼将所谓的“性别意识形态”列为其核心攻击对象。演讲和布道中也在反复渲染这一说法，将对尊严的朴素需求歪曲为关于人类存亡的威胁。按照这套说辞，女权运动不是追求正义的运动，而是反人类的阴谋；多元性不是人类社会的真实面貌，而是对文明本身的威胁。在这场恐惧叙事下，只有“父母子女”的模式才算“家庭”；人们认为这样的家庭模式如同一座堡垒，正在遭受围攻。于是，紧缩政策、剥削与贫困，这些苦难的真正根源被刻意掩盖，转而将罪责推给那些试图让社会变得更好的社会运动。怨恨被重新引出，愤怒被重新包装，希望被猜忌取代。

这种思潮最明显的代表便是“别碰我的孩子”运动（the campaign Con Mis Hijos No Te Metas）。2016年，哥伦比亚民众抗议性教育课程，这个口号首次出现，随后由福音派教会、保守派非政府组织和右翼政治人士推动，迅速席卷拉丁美洲。这句口号只有寥寥数字，但在其背后有一个复杂的组织网络：他们发动抗议，影响立法，在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性别平等危害论的恐慌叙事，却始终打着保护“儿童纯真”的旗号。然而，这些势力真正掩盖的，是真正塑造妇女生存处境的结构性暴力。拉丁美洲各国的全国性调查显示，63%至76%的女性在人生中某个领域遭受过某种形式的性别暴力，该地区四分之一的女性一生之中至少遭受过一次亲密伴侣的肢体暴力或性暴力。令人震惊的是，2023年，有18个拉丁美洲国家报告了女性被害事件或相关数据，其中11个国家的女性被害事件发生率超过每10万女性1人，且这个趋势仍在上升。这些特殊类型极右翼没有直面问题，反而利用对“性别意识形态”的恐慌，消解那些本可让年轻人相信世界可以更美好的真实认知。

2026年3月，我们发布了最新一期汇编《拉丁美洲极右翼人士的反女权议程》(The Anti-Feminist Agenda of the Latin American Far Right)，剖析极右翼反性别运动。我们指出，这类运动并非孤立运作，而是构成从华盛顿到布达佩斯、再到巴西利亚的跨国保守势力网络的一部分。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the 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简称CPAC）这样的集会上，极右翼政治人士、福音派领袖，以及富裕的金融家齐聚一堂，协调行动纲领。在这些场合，女权主义成为公敌，“自由”被曲解成捍卫私有化、推行排斥性政策和等级制度。资金跨境流动，策略四处传播，宣传话术经过不断打磨重复放出。在那些专为煽动愤怒而设计的数字平台上，恐惧和虚假信息的传播速度远胜真相。

随着反性别攻势席卷拉丁美洲，它与该地区近期（2015—2019年）声势最为浩大的女权浪潮发生激烈碰撞。妇女们身披绿色围巾涌上街头，要求享有堕胎权。各类社群组织起来，反抗性别暴力。国际女权罢工运动将劳动剥削与父权制暴力、种族主义及资源掠夺紧密相连。通过这些行动，她们揭示了一个根本性事实：性别之争不仅关乎身份与文化，更关乎社会本身的组织方式。极右翼所追求的是一个以威权、等级与服从为核心的个人主义、私有化秩序。在这样的世界里，父权家庭要缓解经济危机的冲击，便将不平等视作理所当然，迫使女性投入更多时间，从事没有薪酬、不被承认的照料工作，牺牲个人自由和人生选择。女权运动则构想了另一种可能，构建一个关怀为主而非利益至上、团结一心而非相互竞争、关注生命而非财富积累的社会。这两种愿景之间的对峙，正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斗争：一边是资本主义的野蛮，另一边是生命和尊严。在整个拉丁美洲，从城市街头到工人社区再到公益食堂，数百万人始终坚持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非以恐惧和等级为基的世界。

前几日，在以色列轰炸伊朗与黎巴嫩之后，我读到了墨西哥女权主义诗人罗萨里奥・卡斯特利亚诺斯（Rosario Castellanos）的小传。自1971年起至1974年去世前，她一直担任墨西哥驻以色列大使。49岁那年，她在特拉维夫意外触电身亡，有的说是在家中触碰灯具致死，也有的说是因为沐浴后伸手开灯、或是插拔台灯插头时遭到意外。我能想象，这位敏锐的妇女一定深受巴勒斯坦被占处境以及1973年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的触动。尽管身为大使，她很少公开发表关于巴勒斯坦状况的言论，但仍留下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作品。1972 年，她在墨西哥《至上报》（Excélsior）的固定专栏中发表了一首题为《护照》（Pasaporte）的诗，与马哈茂德・达尔维什 （Mahmoud Darwish ）1964 年的同名诗歌《护照》（Jawaz al-Safar）遥相呼应。在两首诗中，证件并非中立之物，而是规训生命、固化身份，决定谁的人性才被承认：

思想女性？不，我从未有过思想。
也从未重复过他人的陈词（除非出于礼貌，或是一时走神）。
行动女性？不，我从未有过行动。
只需看看我的手脚大小便知。

那么，便是辞藻丰富的女性。不，我未表达过自己的言语，
而是耽于言辞——
其中很多自相矛盾，唉，又微不足道，
徒留声响，就像空洞的纹样筛选，
像沙龙游戏，像闲言碎语，华而不实，终归于遗忘。

但若非要一个定义
写在身份卡上的话，请写上：
我是一个心怀善意的女性，
我铺就的
是一条通往地狱的康庄大道。

热忱的，

Vijay

注：本期新闻稿配图选自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美术部门丹妮・鲁杰里（Dani Ruggeri）于2026年创作的漫画《集体》（Colectiv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