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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2025年第50期新闻稿:喀拉拉邦已消除极端贫困

明确的公共政策、去中心化的发展计划和合作社运动多管齐下,印度喀拉拉邦已消除极端贫困。

《库都木巴什里合作社》,尤娜娜·穆罕默德(青年社会主义艺术家)作于2025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2025年11月,喀拉拉邦首席部长皮纳拉伊·维贾扬(Pinarayi Vijayan)宣布,这个有着3,400万人口的西南邦已消除极端贫困,成为继2022年中国宣布在全国范围内消除极端贫困之后,世界上少数几个根除极端贫困的地区中的一员。

喀拉拉邦的成就之所以重要,原因有二。首先,在一个仍有数亿人口生活在贫困中的国家,喀拉拉邦是印度28个邦和8个中央直辖区中唯一克服了极端贫困的地区。其次,喀拉拉邦的执政党是由印度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民主阵线(LDF),因此难以获得由右翼的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领导的中央政府的援助。

喀拉拉邦的“极端贫困消除计划”(Athidaridrya Nirmarjana Paripaadi,EPEP)建立在数届左翼政府的努力和数十年的工农斗争之上,催生了强大的公共机构和群众组织。2021年5月,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领袖维贾扬召开第二届左翼民主阵线的首次内阁会议,并在会上发起“极端贫困消除计划”。政府按照严格标准,围绕是否拥有就业、食物、健康和住房对家庭进行筛选,最终识别出64,006家极端贫困户,共计103,099人。为开展此项调查,政府动员了包括公职人员、合作社成员、左翼群众组织成员在内的约40万名调查员,找出贫困家庭面临的具体问题。这些调查员为每个家庭制定精准扶贫计划,保障其权利,确保其获得公共服务,为其争取住房、医疗保健和生计支持,增强其脱贫能力。在此次行动中,合作社至关重要。脱贫计划的实现也离不开地方自治政府的参与,这也是喀拉拉邦成功推行权利下放的结果。在本期新闻稿发布之际,喀拉拉邦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地方自治政府选举。

《乌代普尔合作社工人》,梵希卡·巴布尔(青年社会主义艺术家)作于2025年。

过去几年,三大洲社会研究所与乌拉伦加尔劳工承包合作社(Uralungal Labour Contract Cooperative Society,UL)研究中心开展密切合作,构建关于喀拉拉邦合作社运动的知识体系。能在喀拉拉邦宣布消除极端贫困的一个月内,发表联合研究报告《印度喀拉拉邦的合作社运动》,我们深感自豪。报告聚焦于六个不同的合作社,由与其密切合作的学者开展研究、撰写文章,其中有一篇重点介绍了库都木巴什里合作社(Kudumbashree)。这个妇女合作社由近500万名成员组成,在“极端贫困消除计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7年,喀拉拉邦首届民主政府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上台,随即着手实施包括土地再分配在内的土改计划,并扩大普及公共教育、医疗保健、住房和图书馆等社会公共品。乡村格局民主化,加之持续的社会动员,加速了喀拉拉邦数百万人民在社会指标上的提升,令世界瞩目:识字率几乎覆盖全民,极低的婴儿和孕产妇死亡率,较高的人均预期寿命,以及人类发展指数位列印度前茅。在精准扶贫计划出现之前,这些长达数十年的投入早已为消除贫困创造了条件。1957–1959年、1967–1969年、1980–1981年、1987–1991年、1996–2001年、2006–2011年,以及2016年至今,喀拉拉邦均由共产党的联合民主阵线领导。即便是左翼在野时期,其社会动员也确保了右翼政府无法逆转现有成果。

《迪内什比迪合作社的朗读计划》,卡丹巴里(青年社会主义艺术家)作于2025年。

随着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债务紧缩模式的兴起,左翼民主阵线政府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其叫停部分项目、推行私有化。然而,左翼民主阵线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1996年,政府启动“人民计划运动”(People’s Plan Campaign),旨在推动分权规划(Decentralised Planning)。政府将40%的邦级支出下放给地方政府,要求地方政府自行确定需求、设计项目,并为发展项目分配预算。喀拉拉邦人民没有制定“一刀切”的发展和扶贫计划,而是设立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发展项目,重点解放阿迪瓦西人、达利特人和沿海社区在内的被剥削和边缘化的社群。这场运动奠定了社会政策民主化的基调,构筑了一张由公共机构和合作社组成的密集社会网络,对“极端贫困消除计划”的开展至关重要。

首席部长维贾扬宣布喀拉拉邦消除极端贫困时,将“极端贫困消除计划”视作长期发展历程的延续。他强调了为该计划铺平道路的若干举措,包括普及公共分配系统Public Distribution System),为民众提供补贴食品和燃料;同时做出长期努力,消除无地可住、无家可归的情况(如开展“生活使命”(LIFE Mission)计划,为40万余户喀拉拉邦家庭提供住房)。除此之外,喀拉拉邦模式还有其他支柱,扩展到公共医疗保健、食品分配、教育援助、就业岗位、当然还有合作社等方面。这些举措共同改变了喀拉拉邦的社会生活,并强化其左翼运动的特质。

《来自喀拉拉邦合作社的工人们》,阿比纳夫·VK·萨蒂什(青年社会主义艺术家)作于2025年。

我们与乌拉伦加尔劳工承包合作社研究中心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各合作社在喀拉拉邦经济民主化进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其中,库都木巴什里合作社创建于1998年,在马拉雅拉姆语中意为“阖家兴旺”,旨在推动喀拉拉邦的脱贫使命,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妇女互助网络。合作社在创立之初便围绕着一个变革性的理念展开:如果女性能在家庭和社区中建立自信、拥有参与经济生活的能力,那么社会发展的重心就能从父权制机构转向劳动妇女的需求。通过集体农场、社区厨房、合作社技能发展计划以及其他形式的合资企业,库都木巴什里合作社的妇女得以增加收入,并且同时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增加权力。库都木巴什里合作社强调团结而非竞争、集体而非个人创业,这使其有别于以市场为中心的扶贫战略。最近,喀拉拉邦政府表示有必要承认无偿家务劳动的价值,并宣布了一项妇女保障计划,35至60岁之间、符合条件的妇女每月将获得1,000卢比。此类计划是试图转变喀拉拉邦父权制财产关系的一部分。

各合作社筑起一个更大的生态系统,支持喀拉拉邦的脱贫工作,库都木巴什里合作社也是其中一环。总而言之,这些举措有力地印证了马克思的论断:“雇佣劳动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它们也反映了合作社不仅是穷人的安全网,而是民主规划、技术进步和社会尊严的马车。

这些合作社包括:

  • 乌拉伦加尔劳工承包合作社。1925年,该合作社在喀拉拉邦北部成立,最初是一个为面临种姓排斥的建筑工人设立的互助协会。如今,它已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工人合作社之一,在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雇佣了数万名工人。它证明了工人自主管理的企业承建复杂公共工程的能力,同时为其工人及周边社区扩大社会保障和集体福利。
  • 喀拉拉邦信用合作社网络。四千多家信用合作社拥有数千万成员,主要服务于工人阶级和边缘化群体。信用社作为“人民的银行”触达私人金融不愿涉猎的领域,通过保护借款人免受高利贷剥削、巩固土地改革成果、动员本地储蓄(包括在2018年洪水和新冠疫情期间),为消除贫困提供了金融支柱。

  • 喀拉拉邦迪内甚·比迪工人中央合作社协会(The Kerala Dinesh Beedi Workers’ Central Cooperative Society。1969年,“比迪烟”(一种细长的手卷烟)民营厂主为逃避新劳动保护法而关闭工厂,该协会随即成立,迅速成为印度南部领先的比迪烟生产商,为其成员提供更高的工资、社会保障和丰富的文化生活。此后,协会为保住对社会有用的生产岗位,向烟草以外的领域进行多元化发展。

  • 萨亚茶叶合作工厂(The Sahya Tea Cooperative Factory2017年,在伊杜基山区,小规模茶农和农业工人利用含5万名成员的坦卡马尼服务合作银行(Thankamany Service Cooperative Bank)建立自己的工厂,摆脱“大茶区”(Big Tea)垄断企业的控制。该厂每天加工1.5万公斤茶叶,雇佣150多名工人,为大约3500名种植者争取更好的价格,诠释了小规模生产者如何向价值链上游移动、捍卫有尊严的生计。

  • 乌代普尔劳工承包合作社(The Udayapuram Labour Contract Cooperative Society)。卡萨拉戈德偏远地区的科多姆·贝鲁尔村(Kodom Belur)村民面临封建地主制、腐败官员和掠夺性承包商的压迫。1997年,他们组织了一个劳工合作社,其成员从仅两百余人发展到近三千名工人社员,包括许多阿迪瓦西人。如今,合作社以透明、公平的条件承接公共工程,并自行决定当地发展的优先事项。

总而言之,就像库都木巴什里合作社一样,这些合作社展现了结合国家政策、社会改革和组织化的工人能成就怎样的事业。它们不仅仅缓解了市场的冲击,还围绕人的需求重组生产,在工作场所和乡村深化民主,在实践中鲜活地展现联合劳动这种共产主义可能的样貌,在当代资本主义的严酷环境下让“极端贫困消除计划”这样的项目成为可能。

喀拉拉邦的脱贫故事并非没有挑战。该邦仍处于印度联邦之内,因此易受新德里右翼政府政策变化的影响。与全球南方的许多地区一样,喀拉拉邦的青年面临着高失业率,常常不得不迁移到波斯湾地区及世界其他地方工作。喀拉拉邦试图建立新质生产力,让落后产业弯道超车,但这些努力因中央政府从该邦征集的税收收入分配有限而受到制约。尽管如此,人们仍在持续努力克服这些限制,为喀拉拉邦构建一个更具韧性的增长模式。

《迪内什服装厂的裁缝》,纳文·S.(青年社会主义艺术家)作于2025年。

2021年2月,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近9900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最后一批贫困人口全部摘帽。中国拥有14亿人口,提前十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喀拉拉邦比预期提前一年实现目标。越南是另一个接近这一成就的国家,计划在2030年前消除极端贫困。毫不意外的是,这三项成就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其对人类解放的承诺驱使他们努力确保每一个人都能有尊严地生活。消除贫困本身并非终点,而是人类解放漫长征程中的一部分;它是一个鲜活的社会工程,而非一系列待勾选的清单。正如克瓦米·恩克鲁玛所言:“永远向前,决不后退”。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