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河上的阿科松博大坝，1965年夸梅·恩克鲁玛担任总统期间落成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今年6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发布了《2023年可持续发展报告》（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2023），该报告追踪了193个成员国在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简称SDGs）上的进展。报告写道，“2015到2019年，世界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尽管进展已远不足以实现目标。自2020年新冠大流行等多个同时期危机爆发以来，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全球范围内的进展停滞不前。”《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于2015年通过，计划到2030年实现各目标。然而，时间已过半，报告指出“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都严重偏离轨道”。为什么联合国会员国无法兑现其可持续发展目标承诺？报告称，“可持续发展目标就其本质来说是一项投资议程：关键是联合国会员国要采取和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激励措施，并支持全球金融结构的全面改革。”然而，很少有国家履行其财政义务。事实上，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贫穷国家每年至少需要增加4万亿美元投资。

大多数穷国深陷长期债务危机，使其如今不可能实现发展。因此，《2023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呼吁改革信用评级体系，该体系瘫痪了这些国家的借贷能力（即使能借到钱，利率也远高于富裕国家）。此外，报告还呼吁银行系统改革针对贫穷国家的流动性结构，“特别是在主权债务方面，以防范银行和国际收支危机自我应验。”

必须将主权债务危机置于发展问题讨论的首要位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简称UNCTAD）估计，“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公共债务在2021年达到11.5万亿美元。”同年，发展中国家为偿还债务支付了4000亿美元，是其所获官方发展援助的两倍多。大多数国家借钱不是为了投资于本国人民，而是为了偿债，这就是我们认为这不是发展融资，而是偿债融资的原因。

连接东非国家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坦赞铁路（TAZARA Railway，又称“自由铁路”〔Uhuru Railway〕）由中国出资，中非工人共同修建，1975年竣工

阅读联合国和学术界的发展问题相关文献令人沮丧。对话受困于难以解决的长期债务危机。无论债务问题是否受到关注，其存在剥夺了各国人民取得任何真正进步的可能。报告的结论往往是就理应发生之事发出道德呼吁，而不是根据世界经济新殖民主义结构的事实对形势作出评估：发展中国家资源丰富，其出口产品却无法挣得合理价格，这意味着这些国家无法积累足够的财富以工业化推进本国人民的福祉，也无法为本国人民所需的社会产品提供资金。债务的扼制和学术发展理论的贫乏导致没有有效的思想总指引来指导现实和全面的发展议程，似乎也没有明确的途径来摆脱长期债务—紧缩循环。

阿斯旺高坝（埃及）、比莱钢铁厂（印度）和艾森许滕施塔特高层住宅项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拼接图

我们三大洲社会研究所迫切希望就需要新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展开讨论，这种理论应该建立在人民运动和进步政府所追求的项目基础上。作为讨论的一部分，我们出版了最新一期汇编《世界需要新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The World Needs a New Socialist Development Theory），本期汇编梳理了1945年至今的发展理论，并就新的范式提出一些看法。我们在汇编中指出：

从事实出发，需要承认债务和去工业化问题、依赖初级产品出口、跨国公司利用转让定价等手段从出口国榨取特许权使用费、实施新的全面工业战略的困难，以及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提高人民的技术、科学和管理能力的必要。这些事实对于全球南方国家的政府来说难以逾越，尽管新出现的南南机构和中国所提出的全球倡议让这些国家的政府比过去几十年有了更多的选择，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西方控制的金融和贸易机构。这些新现实要求制定新发展理论，重新评估跨越社会绝望这一顽固事实的可能和路径。换句话说，国家规划和区域合作的必要性，以及为改善金融和贸易外部环境而斗争的必要性又提上议事日程。

鞍山钢铁公司改扩建工程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建设项目之一

最近在柏林通过与在民主德国国际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DDR，简称IF DDR）的合作伙伴交谈，我们意识到，这期汇编未能述及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南斯拉夫以及广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展开的发展问题辩论和讨论。早在1920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共产主义者就开始为那些殖民化并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社会制定 “非资本主义发展”（non-capitalist development）理论，而这些社会仍然保留着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和社会等级制度。对“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理解是，后殖民社会可以绕过资本主义，经由民族民主进程走向社会主义。“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是在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多次国际会议上发展起来的，并由罗斯季斯拉夫·A·乌里扬诺夫斯基和谢尔盖·秋尔潘诺夫等苏联学者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评论》（World Marxist Review）等杂志上予以阐述，其核心是三个转变：

• 土地改革, 使农民摆脱贫困, 瓦解地主势力。
• 对工业和贸易等关键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以限制外国垄断势力。
• 政治结构、教育和医疗保健民主化，为社会主义奠定社会政治基础。

与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等机构提出的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政策不同，“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对社会民主化需求有更深刻的理解，而不仅仅是扭转贸易条件。民主德国国际研究中心的“友谊”研究平台上有一篇马修·里德的文章，有力地描述了20世纪60年代“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在马里的实际应用。该研究中心和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将对“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进行全面研究。

《管理者、王子和有功统治者的司法职能》内页，约18世纪晚期

在殖民主义之前，西非的非洲和阿拉伯学者就已经开始研究发展理论的要素。例如，建立索科托哈里发国（1804-1903年）的富拉尼族酋长乌斯曼·丹·福迪奥（1754-1817年）著有《管理者、王子和有功统治者的司法职能》，以指导自己和追随者走上提升人民福祉的道路。该书列出的原则非常有意思，但鉴于当时的社会生产水平，哈里发政权依靠的是低技术生产力和奴役劳动力。西非人民还没来得及从哈里发手中夺取政权并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最后一位哈里发就被英国人杀死，英、德、法联合夺取了这片土地，使其臣服欧洲。五十年后，共产主义战士莫迪博·凯塔领导了马里的独立运动，试图通过“非资本主义发展”项目使非洲摆脱从属地位。凯塔并没有明确地与福迪奥直接联系起来，后者的影响遍及整个西非，但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古老思想（尽管它们在当时可悲的社会等级制度中已经铺天盖地）与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提出的新思想之间隐蔽的演进路径和显著的连续性。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