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第28期新闻稿：谁说鸡毛不能上天？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1957年，毛泽东主持编纂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部三卷本的文章集由中国共产党汇编而成，旨在对农民群体进行政治教育。  次年，该书部分选集又以节编本和地方版形式再版。其中一版收录了安阳地方党委合作化运动办公室的报告，篇首附有毛泽东所撰按语。本期新闻稿的标题即来自这篇名为《谁说鸡毛不能上天？》的文章。

鸡毛上天之喻，正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写照：做众人视为不可能的壮举。毛泽东写道，安阳农民当时面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抉择——尽管任何社会主义建设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制度的痕迹，因其必须从现有的社会生产形式中孕育而生，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不过，毛泽东仍保持着清醒谨慎的认识。在另一篇文章《他们坚决选择了合作化的道路》（1955年9月20日）的按语中，他写道：

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社会上一部分人，在一个时期内，是那样顽固地要走他们的老路。在另一个时期内，这些同样的人又可以改变态度表示赞成新事物。

自社会主义力量致力于建设一个摆脱资本主义恶果的社会以来，便始终面临着超越既有社会关系的挑战。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源分配机制，如“利润激励”，为私人控制社会进程创造了条件，进而导致巨大的浪费和不平等。当社会主义者试图构想一个没有劳动力商品化（资本主义的定义特征之一）的社会时，他们发现自身仍在通过基于工作时间的“劳动券”等实验性方案来复制工资体系。摆脱劳动力商品化的过渡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漫长斗争的过程，既要推动社会生活关键领域（如医疗保健、教育和交通）的去商品化，还要为民众建立通过非工资方式获取个人使用商品的机制。当社会主义力量夺取国家政权后——如1917年后的苏联和1949年后的中国——他们在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初级形态时面临着以下难题：

• 信息管理系统有限。社会主义经济体庞大且复杂，但却缺乏足够的机制来收集和处理所有有效规划动态经济所需的数据，时至今日，尽管已拥有强大的计算技术，这一挑战仍然存在。 
• 决策存在根本不确定性。规划部门只能在不确定条件下制定预算和投资决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可能使重大投资面临过时风险。
• 长期规划与短期需求之间的矛盾。中央计划时常与不断变化的消费者偏好相冲突，使得长期计划投资难以契合消费者短期多变的偏好。
• 政治目标存在冲突。经济目标在政治上并非始终统一，各种计划中蕴含的竞争性愿景往往导致严重的官僚化。

社会主义项目由国家掌权后，没有解决种种问题的既定公式。各种问题必须通过实验性探索来解决，或正如中国谚语所云“摸着石头过河”。因此，由三大洲社会研究所于2025年6月出版并聚焦“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验”的《文化纵横》以中国作家李陀《对社会主义和改革复杂性的一些思考》一文作为开篇，无疑是恰到好处的。李陀这篇讲述从巴黎公社到中国改革开放旅程的精彩文章，其关键洞察之一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尤其是在曾遭受殖民统治或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无法直接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而必须经历（引用列宁的话）“一系列多样化、不完美且具体的用以建立这种或那种社会主义国家的尝试”。

我喜欢文中对“这种或那种社会主义国家”的强调。社会主义没有蓝图，但却有需要研究的范例和亟待正确消化的历史经验。这正是李陀在其文章中所践行的，他在文末对中国高铁系统的建设表示赞叹。

随后刊载的是由孟捷和张梓彬合撰的《理解中国特色产业政策体制——围绕中介性制度的政治经济学考察》，此文以应有的严谨态度审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怀揣敬意，更基于细致的研究。每次聆听孟捷讲座或研读其关于中国市场经济的著作时，他坚持通过对为现代中国制造商品的工厂进行积极调研来构建理论的做法总是令我印象深刻。孟捷和张梓彬的这篇论文也不例外，他们在文中借鉴了对高铁供应链上多家工厂的实地调研。

两位作者发现，中国高铁生产体系虽建立在国有部门内，但已在“建设性市场”框架内概念化，其中“政府间竞争”成为创新动力。换言之，中国政府构建的市场不仅包含追求利润的私营部门，还包含以产品为导向的公共部门，各机构通过竞争来实现国家发展目标。整个体系的资金来自国有金融机构，这些机构将资本积累用于社会用途，而非仅为获得高回报率。正如孟捷和张梓彬所写，“国有资本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及完成国家发展规划和战略设定的任务”。本文是孟捷及其合作者为了解中国已建立的生产关系和创新体系而做出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随着中国进入“新质生产力”（当代中国发展政策的关键概念）时代，这已成为至关重要的研究领域。

本最新一期《文化纵横》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于揭示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持续存在。这意味着需要通过各种实验来探知发展生产力与建立更公平社会关系的路径是否有效。在此过程中，随着资本家寻求自身再生产的方法，中国内部持续进行着意识形态斗争。然而，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不得通过掌控媒体、金融系统、政党或其他机构来把自己组织成拥有政治权力的阶层。他们不能自由将利润转移到海外，也不能随意投资。中国建立了包括资本管制在内的多重战略堤坝来规管资本流动，并防止资本家寡头化与拒绝投资本国（这是全球北方和南方多个政府面临的共同问题，即寡头可以随意转移资本，甚至通过拒绝投资基础设施或工业进行“罢工”）。中国的资本仍留在国内，并由国有银行体系进行管控，使资本能够在国家发展计划的范围内运作。资本家可以在中国国内经营，但却不能主导这一体系，其寻求利润的行为更不能凌驾于一切之上。如此一来，阶级斗争的天平就会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倾斜。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与他国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根本区别。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必须摒弃“历史的污浊”才能诞生新世界。 这场摒弃之路注定需要漫长的时间。

鸡毛固然尚未上天，却也未下地狱。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