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第18期新闻稿：他们让委内瑞拉经济尖叫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没有任何国家应该经历自2017年以来委内瑞拉所经历的苦难。

上方的“事实”图表显示，美国主导的制裁（更准确地说是单边强制措施，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s, UCMs）使委内瑞拉在2017年1月至2024年12月间损失了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GDP）213%的石油收入。在此期间，该国总计遭受了约2260亿美元的损失——相当于每天损失约7700万美元。该数据由“全球南方洞见”（Global South Insights）与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基于委内瑞拉研究员约斯梅尔·阿雷利安（Yosmer Arellán）的分析得出，通过将实际数据与假设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未发起“极限施压”行动情况下委内瑞拉石油产量的估算值进行对比计算得出。

在2017年之前，委内瑞拉95%的出口收入依赖石油。而石油收入对于资助政府的进步社会议程至关重要。这一收入损失导致委内瑞拉通胀飙升：根据委内瑞拉中央银行2019年的官方数据，该国当年的最高年度同比通胀率高达344,510%，意味着物价在一年内上涨了3400倍。这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都是不可想象的灾难，也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虽然自1998年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首次当选以来，美国政府及其盟友就不断对委内瑞拉施压，但特朗普在2017年签署的第13808号行政令开启了新一轮金融制裁，使委内瑞拉失去了进入国际信贷市场的机会，严重削弱了其在海外销售石油的能力。这道行政令禁止任何美国公民购买委内瑞拉政府的新债务或现有债券，从而阻断其再融资渠道。西特戈公司（Citgo，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etróleos de Venezuela, S.A.〔PDVSA〕在美国的子公司）的分红于2019年1月被叫停，当时该公司被美方强行接管，并交由胡安·瓜伊多（Juan Guaidó）掌控——此人由美国强加给委内瑞拉，用以充当该国“总统”。这使得PDVSA无法获得用于保障原油运输的信用证、为油轮投保、维护油田设施，或与担心遭受二级制裁的非美国籍人士开展交易。特朗普随后又在2018年11月1日（第13850号）和2019年1月25日（第13857号）签署了另外两项行政命令，进一步限制委内瑞拉的融资渠道，并针对其原油买家实施制裁，尤其是在欧洲和印度的买家。

特朗普死死掐住了委内瑞拉经济的咽喉。

《三段式美洲印象》，奥斯瓦尔多·维加斯（委内瑞拉）作于1956年

这些行政令的可怕影响，特朗普政府立刻就看得一清二楚。2019年3月11日，美联社记者马特·李（Matt Lee）问时任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关于UCM导致的委内瑞拉人道主义危机。蓬佩奥的回答直截了当：

“包围圈正在收紧，人道主义危机每小时都在加剧。我昨晚7点或8点与我们在委内瑞拉的高级代表通了电话。你能看到委内瑞拉人民的痛苦正在加深。”

这种“痛苦”正是UCM瞄准的真实目标——委内瑞拉人民。两年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负面影响单边强制措施对人权享有的特别报告员阿莱娜·杜汉（Alena Douhan）访问了委内瑞拉，并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杜汉发现，这场危机具有灾难性：2014年油价暴跌引发了广泛的食品和药品短缺，而2017年开始的特朗普“极限施压”行动更是雪上加霜。这与1998年玻利瓦尔革命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杜汉所写，“2017年起制裁的收紧削弱了多项改革的积极成效，并削弱了国家维护基础设施和继续实施社会项目的能力”。她强调，“现有的人道主义豁免既无效又不足，手续繁琐且成本高昂，且不包括经济和重要公共服务维护与恢复所必需的备件、设备和机器的交付。”换句话说，整个UCM制裁体系——尽管有豁免——仍迫使委内瑞拉人民付出沉重代价，正如我们在最新研究报告《帝国主义战争与全球南方的女性主义抵抗》中所展示的那样。

《橄榄树与抵抗》，巴勃罗·卡拉卡（委内瑞拉）作于2024年

与特朗普和蓬佩奥等人鼓吹的说法相反，仅仅因为管理不善与腐败，根本不可能在短短七年（2017—2024年）内造成如此规模的经济毁灭。所有认真研究委内瑞拉经济的人都指出，这场灾难完全源于特朗普政府自2017年起加剧实施的UCM。

当时，特朗普的拉美事务团队包括毛里西奥·克拉弗-卡罗内（Mauricio Claver-Carone）等人——这位古巴裔美国律师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西半球事务高级主任，被认为是特朗普对委内瑞拉实施“极限施压”行动的策划者。据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透露，他甚至亲自撰写了特朗普的行政令。此人后来卷入美洲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的一起丑闻，现在又成为特朗普的拉美事务特使，目标是不择手段推翻古巴与玻利瓦尔革命。

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在1970年9月15日15时25分与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会晤期间的笔记，当时约翰·米切尔与亨利·基辛格在场。

1976年4月，由参议员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主持的美国参议院情报活动相关政府运作研究特别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发布了最终报告。该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报告《智利的秘密行动（1963—1973）》（Covert Action in Chile, 1963–1973）收录了关于破坏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政府的文件，其中包括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在1970年9月15日白宫会议上的手写笔记。那次会议由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召集，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也在场。会议发生在智利社会党成员阿连德赢得总统职位后的第十一天。尼克松指示团队要“拯救智利”，并派出“我们最优秀的人”执行任务。作战计划只有一句话：“让经济尖叫”。

会议几周后，11月9日，基辛格提交了《国家安全决策指令备忘录第93号》，详细说明了这一“作战计划”。基辛格写道，美国必须在“姿态得体但态度冷淡”的同时，施加最大压力，阻止智利获得任何新的资金，包括来自国际银行、多边金融机构以及美国私营企业的资金。随着智利将铜业国有化，美国的跨国矿业公司，如肯尼科特（Kennecott），试图截获智利船只、扣押其铜货，或阻止智利将铜出售给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第三方。美国利用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影响力拒绝向智利提供贷款，并向国际机构施压，阻止智利就矿业相关法律争端发起仲裁。航运公司开始回避智利，智利的铜出口对买家吸引力下降。占到智利外汇收入80%的铜出口在价格和数量上双双下跌，对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这一下跌导致了普遍的经济危机，进口商品和工业原料短缺，1973年的通货膨胀率飙升至200%。

政变前一周，维克多·哈拉（照片中最右侧）在和平与发展游行中，1973年

我们在2023年9月的专题报告《针对第三世界的政变：智利，1973》（The Coup Against the Third World: Chile, 1973）中指出，对阿连德政府的政变，实际上是对任何第三世界国家试图掌控本国原材料并以此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企图的打击。在委内瑞拉问题上，完全可以看出同样的动机。2019年2月，特朗普在迈阿密发表演讲，谈到古巴、尼加拉瓜、委内瑞拉以及社会主义时宣称：“我们半球的社会主义已经进入黄昏时刻。”他指的不仅是拉丁美洲，还包括美国，并坚称美国“永远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美国在1970年至1973年间对智利所做的，正是他们自2017年至少以来对委内瑞拉所做的事情。1972年，维克多·哈拉（Victor Jara）用他的歌曲《人是创造者》，准确捕捉了那场针对智利的经济战争所带来的切身感受，并呈现出智利人民抵抗这场战争的要旨。这是一首朴素的歌曲，写的是在工厂、田野以及地下矿井里劳作的工人阶级。最后一节尤为有力：

维克多·哈拉在推翻阿连德的政变中遭受酷刑并被杀害。他在圣地亚哥的墓地成了梦想者与梦想的朝圣地。梦想是值得的，它们给我们带来希望。梦想胜过尼克松与特朗普、基辛格与克拉弗—卡隆那样人的恶毒。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