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第43期新闻稿：全球南方Z世代起义的七大纲领

《尊严圣墙》，吉列尔莫·格雷伯（智利）作于2021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在我所居住的智利圣地亚哥，墙体上仍残留着2019年“社会起义”（estallido social）时斑驳的涂鸦。数年过去，那些标语依然在人行道上蔓延：从“他们夺走太多，连我们的恐惧也一并夺去”（Nos quitaron tanto que nos quitaron hasta el miedo），到“何止三十个比索，而是三十载光阴”（it’s not 30 pesos; it’s 30 years）。这两句口号直指强加给智利人民三十年的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地铁票价上涨三十比索仅是表象，更深层的是国家社会工资体系遭受的持续侵蚀。这起义由2001至2005年出生（即当时14至18岁高中生）的Z世代主导，虽被主流媒体强行套用“Z世代”的全球标签，却往往因此遮蔽了运动本身的社会复杂性与国别特殊性。然而，“世代”概念本身仍值得深入探讨。

智利的抗议浪潮最终汇聚了所有年龄阶层，并导致塞巴斯蒂安·皮涅拉（Sebastián Piñera）右翼政府统治合法性崩塌。这样的事件并非孤例。同期出生的年轻人引领着全球范围的抗争：2012年，印度德里轮奸案引发大规模动员；2018年，美国反对枪支暴力，进行“为生命游行”的斗争；同年，由瑞典活动家格蕾塔·通贝里（2003年出生，近期遭以色列政府折磨）发起“未来星期五”气候抗争。智利起义之后，哥伦比亚在2021年进行全国大罢工，斯里兰卡在2022年开展“阿拉伽亚”（Aragalaya）抗争运动，尼泊尔也在今年年初爆发让右翼政府下台的抗议浪潮。这些事件共同表明：始于单一事件道德义愤的星火，终将蔓延为对无力为青年提供生存保障的体制的全面批判。

《选举前一周》，约瑟夫·姆巴蒂亚·贝蒂尔斯（肯尼亚）作于2007年。

“世代”这个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1928年的《世代的社会学问题》中奠定理论基础。对他而言，世代划分关键不在出生年代，而在于“社会地位”（soziale Lagerung）。当一代人经历剧烈社会变迁，通过新的“文化载体（传承文化的个体与机构）”重新审视传统、并成为社会变革的能动力量时，便形成了政治意义上的世代，这与二战后将世代沦为市场营销标签的做法截然不同。曼海姆视世代为社会变革动力，而新自由主义文化则将其异化为品牌战略中的“细分”。

从安第斯山脉到南亚，“Z世代”一词被广泛用于描述这些年轻抗争者：他们对社会晋升通道闭塞感到沮丧，走上街头反抗体制失能。曼海姆的理论要素在此若隐若现。尽管帝国主义势力常介入煽动并塑造这些抗议，但若将其简单归为外部干预产物则有失偏颇。要理解这些“Z世代起义”，必须剖析其内部社会动因。许多运动由本国情境孕育的多重叠加进程驱动，同时受国际格局制约。本期新闻稿提出七大纲领，以期初步解读这些发展动态，或许能将其引向进步方向。

《色彩抗争（四）》，穆温杜·比诺伊（斯里兰卡）作于2022年。

纲领一：全球南方正经历青年人口膨胀，年龄中位数仅为25岁。这些年轻社会的群体深受严苛债务紧缩政策、气候灾难与持久战乱之苦。非洲大陆年龄中位数低至19岁，为各洲最低。尼日尔年龄中位数为15.3岁，马里为15.5岁，乌干达与安哥拉均为16.5岁，赞比亚为17.5岁。

纲领二：全球南方青年陷于失业困境。新自由主义削弱了国家治理能力，导致应对工具匮乏。（如孟加拉国进行配额改革运动，要求国家开放就业岗位）。怀揣中产梦想的知识青年难以觅得适配工作，引发结构性失业与技能错配。针对不稳定的临时工作，各地衍生出诸多新词。比如在阿尔及利亚，“倚墙者”一词来源于阿拉伯语的hittiste和法语的hayt，本意是“生活”，现用以形容失业群体。20世纪90年代，大学教育扩张与私有化浪潮为后来构成Z世代的群体提供了付费入学的通道。这些来自中产、中低阶层、工人家庭以及小农家庭的孩子拥有了阶级上升的通道。Z时代是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却也是负债最重、就业最不充分的一代。理想与生存困境的撕裂，滋生出深刻的社会怨怼。

纲领三：年轻人不愿为谋生而被迫迁徙。在尼泊尔，年轻抗议者高呼反对经济移民的压迫：“我们要在尼泊尔就业，不要背井离乡打工。”这种被迫迁徙的经历会催生对自身文化的羞耻感，并使人脱离塑造社会形态的斗争史。全球现有将近1.68亿移民工人——若组成国家，其人口规模将位列世界第九，仅次于孟加拉国（1.69亿），高于俄罗斯（1.44亿）。这些移民工人中有海湾国家的尼泊尔建筑工人以及在西班牙的安第斯山脉和摩洛哥的农业工人。他们汇回的侨款支撑着祖国家庭的消费（2023年，侨汇总额达8,570亿美元）；在墨西哥在内的很多国家中，侨汇总额已超过外国直接投资。社会结构解体、国际劳动力肤色界线、以及对移民（包括其教育资质被无视）的虐待，使得移民吸引力已趋近于零。

《庇护所》， 萨比塔·丹戈尔（尼泊尔）作于2020年。

纲领四：大型农业综合企业与矿业公司加剧对小农及农业工人的侵蚀（印度农民起义即由此引发）。目睹乡村困境、受父辈抗争失败经历激进的农村青年，向城市乃至海外迁徙。他们将乡土经验带入城市，常成为抗议运动的前沿力量。

纲领五：对Z世代而言，气候变化绝非抽象概念，而是通过流离失所与价格冲击导致无产阶级化迫在眉睫的原因。偏远地区的人民亲眼见证冰川消融、旱涝肆虐，恰是帝国主义“绿色”供应链掠夺锂、钴与水力的核心区。他们清醒认识到，气候灾难直接瓦解了当下生存根基，更遑论未来图景。

纲领六：建制政治无力化解Z世代的挫败感。宪法文本与现实脱节，缺乏问责的司法系统宛若置身外星。这代人与国家机器的接触，多通过麻木不仁的官僚与军事化警察实现。政党受制于美国的债务紧缩共识，非政府组织拘泥于个案而忽视整体。昔日民族解放政党耗尽政治议程，在紧缩与债务中溃败，留下全球南方的政治真空。“清除一切”的极端情绪最终催生依赖网红政客这样的倾向，如对加德满都市长巴伦·沙阿（Balendra Shah）的推崇。这些未经历政党政治淬炼的舆论领袖，往往散布反政治叙事与中产怨愤。

纲领七：非正式经济崛起瓦解了社会组织根基，工人间的情谊纽带与工会等集体归属感荡然无存。“优步”化的工作形态导致生活本身陷入“非正式”状态，劳动者被剥离于一切社会联结之外。随着互联网取代传统政治组织成为思想传播主渠道，社交媒体的影响力在失序社会中极速膨胀。但若将社交媒体视作抗议浪潮动因则失之偏颇：它虽是情绪与策略的传播载体，却非情绪根源。更需警惕的是，网络平台亦是剩余价值榨取工具：算法规训下的平台劳动者（或零工）正陷入“多劳少得”的恶性循环。

《原住民节庆》，卡米洛·埃加斯（厄瓜多尔）作于1926年。

以上七大纲领试图勾勒全球南方Z世代起义的生成土壤。这些起义主要集中于城市，尚未有效动员广大农民群体和偏远地区工人。其议程往往未能触及欠发达国家的长期结构危机。坦率而言，典型的Z世代起义易陷入中产怨愤的深渊。正如孟加拉与尼泊尔所示，街头声音常被固有势力窃取，转化为服务西方金融资本的议程。然其势不可轻视：基于上述纲领，起义频次必将持续攀升。社会主义力量的挑战在于将Z世代的真切诉求转化为政治纲领，这要求更大比例的社会剩余价值份额，并将其用于提升净固定资产投资，最终实现社会关系的彻底变革。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