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灵岛》阿诺德·伯克林（瑞士）作于1880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怎样的危机值得全球关注？当美国的一个地区银行成为收益曲线倒挂（即债券短期利率高于长期利率）的受害者时，地球几乎停止了转动。美国初创科技公司最重要的融资机构之一硅谷银行于3月10日倒闭，预示着西方金融世界将产生更大的混乱。硅谷银行倒闭几天后，接受加密货币存款的少数银行之一签名银行面临破产。紧接着，成立于1856年的老牌欧洲银行瑞士信贷银行因长期风险管理不善倒闭（3月19日，瑞银集团同意紧急收购瑞信银行，意图遏止危机）。有关国家的政府召开紧急线上会议，金融巨头召集各国央行负责人乃至国家首脑，新闻媒体警告说如果不迅速为整个金融体系铺设安全网，将有系统失灵的危险。短短几小时内，西方各国政府和央行就筹集到挽救金融体系的数十亿美元。此次危机是万万不可恶化的。

世界上的其他严重事态可以叫做危机，但不足以引起西方各国政府严守银行体系那样的紧急应对措施。三年前，乐施会发布报告称，全世界22个最顶级富豪拥有的财富比所有非洲妇女的财富还多。这一事实比银行倒闭更令人震惊，却没有推动任何议程，遑论证据表明，导致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正是西方金融体系不受管制的掠夺性借款操作。我们4月的汇编《生存还是负债：新殖民主义的桎梏和非洲寻求替代方案的努力》（Life or Debt: The Stranglehold of Neocolonialism and Africa’s Search for Alternatives）将对此进行阐述。

1月，一份关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在非洲发生倒退的重要报告发布，而得到的反应是沉默。由非洲联盟、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编写的《2022年非洲可持续发展报告》（2022 Afric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表明，由于金融发展失败，非洲国家将无法完成消除极端贫困的目标。新冠疫情之前，非洲4.45亿人（占其总人口的34%）处于极端贫困，而这个数字在2020年增加了3000万。报告估计，到2030年，非洲的极端贫困人口将达4.92亿。没有人为这样的持续性灾难拉响警钟，更谈不上为赈济非洲人民迅速筹集几十亿美元了。

《开始的终结》亚历山大·斯昆德·博格森（埃塞俄比亚）作于1972-1973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非洲妇女更易受到疫情的沉重打击。据该组织报告称，妇女从事个体经营的情况较为普遍，其经济困难往往没有反映在国家的统计事项里，有关数据因此被掩盖。去年，全非洲数十万人上街抗议，就生活成本危机向政府质疑。这场危机令大多数人耗尽收入。当收入下降、社会服务崩溃时，妇女所承担的家庭劳动量越来越大：照顾老人和孩子、照料患病和饥饿的家人，等等。由一家泛非女性主义平台撰写的《非洲女性主义关于新冠后经济恢复的声明》（African Feminist Post-COVID-19 Economic Recovery Statement）对目前的情况做了如下评估：

女性在面临经济震荡时财务状况更不稳定，但她们需要的社会安全网却是缺位的，这揭露了当前发展路线的失败，它只重视发展效率而忽略非洲的民生。事实上，新冠疫情佐证了女性主义者长期强调的观点：是妇女用无偿的照料和家务劳动补贴了各经济体和市场赚得的利润，如此重要的工作，在当前的疫情中都没有得到承认和政策扶持。

《美无处不在》耐克·戴维斯-奥昆达耶（尼日利亚）作于2013年

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当天，在非洲各地开展的抗议活动关注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及其对妇女生活的具体影响。乐施会的惊人评论（“全世界22个最顶级富豪拥有的财富比所有非洲妇女的财富还多”）以及这些妇女的生活现状并没有引起全世界的危机响应。全球各大资本并无紧急电话磋商、各国央行也未召开紧急在线会议，没有人关心日益深陷贫困的民众（他们的国家因旷日持久的债务危机而走上紧缩道路）。3月8日的抗议活动大都关注食品、燃料价格上涨，关注由此给妇女带来的生活困境。从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反抗奴隶式劳作的公开行动，到坦桑尼亚全国农民团体网络反抗性别暴力的示威，城乡工会组织、政党、一系列社会运动组织将妇女组织起来，她们走上街头，呼喊乔西·姆帕马的口号：“为领路的妇女让路。”

乔西·姆帕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持续跟踪新冠疫情对于新殖民主义和男权制的强化作用，代表作是2020年11月的《新冠冲击与男权制》（CoronaShock and Patriarchy），该文也提出了应对这一全球卫生、政治、社会、经济危机的一系列女性主义诉求。那一年的早些时候，2020年3月，我们发布了女性研究系列《苦难的妇女，抗争的妇女》（Women of Struggle, Women in Struggle）的第一篇研究报告，文章指出，经济收缩和紧缩政策使得妇女失业人数增加，对妇女照顾家庭、服务社区造成更大的压力，导致妇女自杀增多。为了回应这些恶劣问题，我们还介绍了世界各地涌现的妇女抗议活动。当时我们认为，我们能为这些斗争所作的一个贡献是去深挖这些运动中大都被遗忘的妇女的历史。过去三年来，我们发布了三位女性代表的传记文章：印度的卡纳克·穆克尔吉（1921-2005）、厄瓜多尔的内拉·马丁内斯·埃斯皮诺萨（1912-2004）以及这次南非的乔西·姆帕马（1903-1979）。每年我们都会发布一位女性的传记文章，像卡纳克、内拉、乔西这样，她们曾为超越男权制和阶级剥削的社会主义奋斗过。

上世纪20年代末，在南非波切夫斯特鲁姆发生的反对住宿许可证的抗议活动，常常在市政厅与当局对峙。照片摄于远处。

上世纪20年代初，生于南非黑人工人阶级家庭的乔西·姆帕马加入了非正规劳动队伍，洗衣、打扫、做饭。当种族主义政权企图推行限制非洲人流动的政策和法律时，她进入政界，反抗有关法令（比如南非西北部波切夫斯特鲁姆的住宿许可证制度）带来的压迫。成立于1921年的南非共产党组织了许多反抗种族隔离法律的抗议活动，教会工人利用自己的“劳动以及组织或拒绝劳动的能力”，正如他们在传单上的宣告。“这是你们的武器，要学会使用它们，从而令暴君臣服。”

1928年，乔西加入南非共产党，在组织工作和政治教育意愿上都得到了帮助。上世纪30年代，她搬到约翰内斯堡，开办了传授思想和基础数学、英语的夜校。后来，乔西成为最早进入南非共产党高层的黑人劳动妇女之一，后来化名“红领巾”前往莫斯科参加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在乔西作为南非共产党妇女部门负责人的领导下，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了南非共产党，主要原因是它所提出的问题与她们息息相关，而且鼓励妇女与男性一起斗争，推动更为进步的性别角色概念。

 1954年4月17日，南非妇女联合会在约翰内斯堡贸易大厦召开首次会议，乔西主持了“妇女争取和平”的主题会。

这一历史大多已被遗忘。当代南非关注的是《自由宪章》（1955年6月26日通过）的重要性，而较少有人认识到，就在前一年，南非妇女联合会通过了《妇女宪章》（1954年4月）。正如我们在研究文章中所写，它“最终成为南非种族隔离结束后一些宪法权利的基础”。《妇女宪章》由代表23万名妇女的146名代表通过，乔西就是其中之一，她代表德兰士瓦全体妇女联盟参加会议，并成为南非妇女联合会德兰士瓦分会主席。《妇女宪章》呼吁同工同酬（至今尚未达成）和妇女建立工会权。南非种族隔离政府注意到乔西在南非妇女联合会中的领导作用，于1955年禁止她从政。她写信给联合会的同志说：“不管有没有乔西，斗争都将继续，直到胜利的那一天。”

1956年8月9日，两万名南非妇女在首都比勒陀利亚游行，要求取消种族隔离的通行证法。这一天如今成为南非的妇女节。在游行过程中，妇女们唱道：“打击坚如磐石的妇女，你必将一败涂地。”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