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照片：1979年7月16日，尼加拉瓜埃斯特利，桑地诺主义者在国民警卫队总部墙外：“莫洛托夫战士”， 苏珊·梅塞拉斯/玛格南图片社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国际劳工组织《2022-2023全球工资报告》（Global Wage Report 2022–23）表明全球数十亿人的实际工资发生严重缩水。全世界99%人的收入、财富与1%的身价数十亿甚至近万亿富豪的收入、财富之间的鸿沟令人咋舌。在新冠全球疫情期间，当全世界大多数人的生计严重受损时，全球十大顶级富豪的财富却翻了一番。这一在时下司空见惯的财富极端不公产生了严重的、危险的社会后果。

行走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城市里，哪怕不是在贫穷国家，你都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居民区正陷入贫困。贫民窟在各个语言中的名称不一样：bastis、bidonville、 daldongneh、favelas、gecekondu、kampung kumuh、 slums以及索多玛与哈摩辣（译者注：圣经中因罪恶被上帝毁灭的两个城市）。在这里，数十亿人挣扎求生，其生存处境在社会财富丰盛、科技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显得不可思议。然而，那些身价近万亿的富豪把控着社会财富，拖延持续了半世纪的针对各国政府的税收罢工，严重损害了公共财政，使劳动人民长期遭受紧缩政策的侵害。受到紧缩政策的压榨是bastis和favelas世界的常态，那里的人们忍受着种种棘手的现实问题：饥饿和贫困、饮水和排污系统几乎没有、教育和医疗保健少得可怜。在这些bidonvilles和slums里，人们被迫创造出种种日常生存的新方式，同时也在为他们的未来赋予种种新的信仰。

参考照片：2019年，巴西伯南布哥州佩特罗利纳市，社区居民与其他来客一起参加群众圣经学习。图片来源：巴西大众传播中心

这些日常生存新方式的体现是一些自助组织（几乎总是由妇女运营），它们存在于最恶劣的环境中，比如非洲最大贫民窟、肯尼亚内罗毕的基贝拉贫民窟；存在于缺少政府资源支持的环境中，比如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的高岭公社（Altos de Lídice Commune）。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紧缩体系已经抛弃了救济民生的基本责任，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仅能为承受重压的社会提供必要但远远不够的创口贴式援助。

离慈善机构、自助组织并不遥远处，在贫民窟的星球中总有一群常客出没：黑帮团伙，即所谓的困难户职业介绍所。这些黑帮团伙集合了社会上最困难的群体（大多为男性），进行贩毒、性交易、勒索保护费、赌博等一系列非法活动。在墨西哥墨西哥城的内萨华尔科约特尔、南非开普敦的卡耶利沙，巴基斯坦卡拉奇的奥兰治镇，从小偷小摸到大型黑帮的成员，因穷成匪的现象无处不在。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安塔斯的favelados（贫民窟居民）将社区入口称为bocas（嘴巴），买卖毒品的嘴巴、靠毒品生存的嘴巴。

参考照片：2021年，巴西巴拉那州蓬塔格罗萨教区主教塞吉奥·阿瑟·布拉斯基在为巴西无地农民运动组织（MST）向500户困难家庭捐赠的食物祈福。杰德·阿泽维多摄影

在极度贫困和社会分裂的背景下，人民转而向各种大众宗教寻求救济。当然，这种转向有着实际原因，因为教会、清真寺、寺庙提供食物、教育，也为社区集会和儿童活动提供场地。当国家往往以警察的面目出现时，城市贫民宁愿在慈善机构求得庇护，这些机构通常都与宗教团体有着某种联系。但这些机构吸引群众的手段不仅仅是热饭热菜和晚间颂歌，有一种精神上的诱惑不可小觑。

我们在巴西的研究人员最近几年在研究五旬节运动，在全国开展民族志研究，理解这一发展迅速教派所具有的吸引力。五旬节派是基督教福音派的一种形式，其备受瞩目的原因在于，它利用传统主义思想，在很多国家影响了城市贫民和工人阶级的意识，成为将这些人群转化为新右翼群众基础的重要推力。2022年12月第59期汇编《拉丁美洲的宗教原教旨主义与帝国主义：行动与抵抗》（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and Imperialism in Latin America: Action and Resistance）由德拉娜·克里斯蒂娜·科拉扎和安吉里卡·托斯泰斯研究和撰写，综合了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巴西办事处福音派、政治与基层组织研究小组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五旬节运动的兴起放在拉丁美洲转向新自由主义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并对这些新的信仰传统出现的原因以及它们与新右翼各派系（其中，在巴西就包括博索纳罗的政治势力及博索纳罗主义）无缝对接的原因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

参考照片：2018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由“爱胜于恨”基督教团体组织的游行和守夜活动的参与者在与各教派信徒共同祈祷时点亮蜡烛。加布里埃尔·卡斯蒂略摄影

19世纪时，卡尔·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就精准把握住了受压迫者宗教愿望的本质。他写道：“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没有灵魂的制度的灵魂。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我们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群众转向各种宗教形式只是因为极度需要国家紧缩政治所不愿提供的物质条件。影响城市贫民窟的危险因素事实上远远不止我们关注的五旬节派。在其他宗教传统主导的社会中能看到与五旬节类似的趋势。比如，在阿拉伯世界，如埃及电视布道家阿姆尔·哈立德之类的da’wa （传道者）就提供一种类似的心灵解药；在印度，生活艺术基金会、一些三流sadhus (圣人)以及“信仰传播学会”的运动则提供他们特有的慰藉。

这些社会势力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并不关注末世论，即主导旧宗教传统的末日审判问题。这些新的宗教形式关注生命和生活（约翰福音11:25中“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是五旬节教徒所推崇的）。生活意味着生活在现世，追求名利，将新自由主义社会的种种欲求纳入宗教，不祈求拯救灵魂，而祈求获得高额回报。这种态度被称为“生命福音”或“成功福音”，其本质恰如阿姆尔·哈立德的问题：“如何将整整24小时转化为利益和能量？如何充分利用这24小时？”他的答案是通过努力工作和祈祷，这种组合就是地理学家莫纳·阿提亚所说的“宗教新自由主义”（pious neoliberalism）。

参考照片：约于1930年代，在佐治亚州跳绕圈呼喊舞，摄影师不详。图片来源：史密斯学会安纳科斯蒂亚社区博物馆洛伦佐·道·特纳档案

在国家紧缩体系造成的极端贫困之中，这些新的宗教传统提供了某种希望，一种成功福音，即认为上帝希望人们在现世争取财富、救赎的评判标准不是来世的神圣恩泽，而是现在的银行存款。通过对希望的感性控制，这些宗教组织总体上宣扬极度保守并且仇视进步（特别是针对LGBTQ+、妇女权益、性自由等）的社会理想。

本期汇编为理解城市贫民中一系列宗教组织的出现开了一个好头，它紧紧把握了对数十亿人希望的争取：

为了建设进步的未来理想和愿景，我们必须在人民之中培养符合他们生活现实的希望。我们还必须为人民创造有利于他们进一步理解现实、参与集体声援、休闲、庆祝等日常体验的教育、文化、社区空间，从而恢复我们的历史传统和争取社会权益的斗争并将其转化为群众组织行动。在这些努力中，一定不能忽视甚至否定解释世界的新方式或不同方式，比如宗教，而是要在它们之间培养开放、尊重的对话，以共同的进步价值观维护团结。

我们诚邀读者参与讨论，参与塑造工人阶级希望的斗争实践。我们斗争的目的是挑战国家紧缩体系，而不是像“宗教新自由主义”那样屈服于它。

参考照片：2019年，巴西利亚的一次名为“雏菊游行”公众行动，超过10万名妇女参与。纳塔利娅·布兰科(歌邻普世临场礼拜)摄影。图片来源：巴西普世教会论坛

2013年2月，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努斯拉阵线”来到迈阿赖努阿曼市，将竖立了70年的11世纪诗人阿布·阿拉·马阿利的雕像削去了头颅。他们忌恨这位古代的诗人，是因为人们通常认为他是无神论者，但实际上他主要是反对教会。马阿利在他的著作《不必要的必要性》（Luzum ma la yalzam）中写到了“坍塌的信仰废墟”，其中一位侦察兵策马唱道：“这里的草场充满了毒草。”他写道：“在我们中间，谎言被大声宣扬，真理却只被耳语相传……正义和理性沦为了遮羞布。”难怪这些年轻的恐怖分子，受到他们那个版本的成功福音的驱使，会把叙利亚雕塑家法蒂·穆罕默德创作的这座雕像枭首泄愤。他们无法忍受人性的光辉。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