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第48期新闻稿：极右派有魅力，也很危险

《小丑》埃米利奥·佩托鲁蒂（阿根廷）作于1928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在11月19日赢得阿根廷总统大选之前，哈维尔·米莱发布了一段视频：他站在几块白板前，一块白板上贴着各种国家机构的名称，如卫生部、教育部、妇女、性别和多元化部、公共工程部和文化部，这些都是典型的现代国家要素；米莱沿着白板一边走，一边逐个撕下部委名称并高喊 “出局！”(afuera！)，宣布如果当选总统，他将裁撤这些部委。米莱发誓不仅要缩小政府规模，还要 “炸毁”这个体系，他经常手持电锯出现在竞选活动中。

人们对米莱的疯传视频和其他此类噱头的反应与阿根廷选民一样两极分化。一半人认为米莱的计划很疯狂，是极右派脱离现实和理性的表现。另一半人则认为，米莱的表现正是改变一个深陷贫困和通胀飙升泥潭的国家所需的胆识。米莱不仅赢得了大选，而且还轻松击败即将卸任的政府财政部长塞尔吉奥·马萨，马萨领导的老旧中间派所承诺的稳定与民众几十年来一直在不稳定中生活的现实格格不入。

米莱提出的阿根廷经济下滑问题的解决建议并不独特，也不切实际。经济美元化、国家职能私有化、打压工人组织，这些都是过去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紧缩议程困扰世界的支柱。就这样那样的政策与米莱辩论，这忽略了极右势力在全球崛起现象背后的关键。重要的不是他们说要做什么来解决全球实际问题，而是他们怎么说。换句话说，对于米莱（或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和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政客来说，吸引人的不是他们的政策建议，而是极右风格。像米莱这样的人承诺要扼住国家机构的咽喉，迫使其拿出解决方案。这种大胆在社会上引起震动，这种震动伪装成了对未来的规划。

《忍者埃维塔》法蒂玛·佩西·卡罗（阿根廷）作于2020年

曾几何时，国际中产阶级的普遍心态集中于确保便利：痛恨堵车和排队的不便，痛恨无法让自己的孩子进入心仪的学校，痛恨买不起（哪怕是赊账）让自己感到在文化上优于他人和工人阶级的消费品。如果中产阶级没有失去便利，那么这个构成大多数自由民主国家选民的阶级就会满足于稳定的承诺。但是，当整个体系因这样那样的不便而挣扎时（比如通货膨胀，阿根廷在10 月大选开始时的通货膨胀率为 142.7%）稳定的保证就没什么分量。米莱的对手等中间派政治势力习惯于在国家陷入危机时谈论稳定。他们承诺的不过是渐进式摧毁。这种情况下，胆怯并不总是能吸引中产阶级，更不用说工人和农民了，他们需要的是大胆的愿景，而不是固守温和的生活成本增加和给大企业免税。

这种胆怯并不仅仅与抓住时机的政治力量个性有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只要奋力疾呼就能赢得中左派选票。相反，它反映出中左派及其政治纲领越来越怯懦，因为巨大的压力和紧张已经从精神层面有损于社会。就业不稳定、政府削减人民福祉、休闲私有化、教育个性化以及其他压力，共同造成棘手社会问题（更不用说气候灾难和残酷战争的影响）。大部分中左派人士的政治视野已被局限于管理这个式微文明（正如我们的最新一期汇编《我们对拉美新进步浪潮有何期待？》所指出）。政府迟迟未能解决社会问题使得政治本身与大部分公众形同陌路。

两代人都在紧缩政策中长大，技术官僚专家向他们兜售谎言，承诺通过新自由主义经济增长改善社会状况。他们为何要相信专家现在对极右派鼓吹的经济食人主义提出的警告呢？此外，教育系统遭侵蚀以及大众媒体沦为角斗场，意味着公众很少有机会认真讨论社会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方案。什么都可以承诺，什么都可以实施，即使新自由主义议程造成灾难性结果（比如印度莫迪的“去货币化”），也会被吹捧为成功，对其领导人唱赞歌。

新自由主义不仅使全球大多数人更不稳定，也加剧了反智主义（专家和专业知识的消亡）和反民主化（严肃、民主的公共教育和讨论的消亡）情绪。在这种情况下，米莱的胜利与其说是他个人的胜利，不如说是广泛社会进程的产物。这种情况并不仅限于阿根廷，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如此。

《世界妇女》拉奎尔·福纳（阿根廷）作于1938年

新自由主义的支柱，如国家职能的私有化和商品化，为腐败和犯罪问题的出现创造了社会条件。放松对私营企业的管制和国家职能的私有化加深了政界与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系。例如，政府将合同授予私营企业并减少监管，为滋生贿赂、回扣和转移支付大开方便之门。与此同时，生活越来越不稳定和社会福利荡然无存也增加了轻微犯罪的数量，包括通过毒品交易（三大洲研究所关于毒品战争和帝国主义毒瘾的研究项目已对此作了证明；该项目即将见成果）。

极右派对这些问题穷追不舍，不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

1. 通过抨击国家官员腐败而非资本主义企业腐败，极右派能够进一步使国家作为社会权利保障者的角色失去合法性。
2. 通过轻微犯罪带来的普遍社会弊病，极右派动用一切国家手段（尽管他们对此表示反感）攻击贫困社区，打着预防犯罪的幌子派兵驻守这些社区，并剥夺其自我代表权。从记者到人权捍卫者，从左派政治人物到地方领袖，为工人阶级和穷人发声的任何人都会受到攻击。

极右派对腐败和犯罪的不实陈述并将二者用作斗争武器使左派深陷不利境地。在这些问题上，极右派与旧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传统自由主义关系密切，它们通常接受极右派议程的内容，只是反对其粗暴做法。这使得左派在这些核心问题上没什么政治盟友，迫使其不得不捍卫国家形式，尽管新自由主义政策已使腐败成为国家形式的流行病。与此同时，左派必须继续捍卫工人阶级社区免受国家镇压，尽管由于就业和社会福利的崩溃，工人阶级面临着犯罪和不安全的现实问题。主流辩论均围绕腐败和犯罪的表面现象展开，不允许深入探讨这些问题的新自由主义根源。

《母亲》黛安娜·多维克（阿根廷）作于1983年

阿根廷大选结果出炉后，我请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拉普拉塔的同事给我寄来一些能反映当前情绪的歌曲。同时，我埋头于反映阿根廷失落和失败的诗歌，主要是胡安娜·比格诺齐（1937—2015）的作品。然而，这并不是他们想在本期新闻稿中表达的情绪。他们想要的是有力度的作品，能够反映出左派必须大胆回应当下的作品。说唱歌手特鲁埃诺（生于2002年）和歌手维克多·埃雷迪亚（生于1947年）捕捉到这种情绪，他们跨越时代和流派，创作了动人的歌曲《神圣的大地》（Tierra Zanta）和同样动人的视频。歌词如下：

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保卫我的土地。
我是这场战争中的和平救星。
作为一名委内瑞拉人，我将坚定地战斗至死。
我是阿塔卡马人、瓜拉尼人、科亚人、巴里人和图卡诺人。
如果他们想把国家扔过来，我们就把它举起。

我们印第安人用双手缔造帝国。
你讨厌未来吗？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
虽然父母各异，但我们并未分开。
我是加勒比之火，也是秘鲁勇士。
感谢巴西赐予我们呼吸的空气。

有时我输，有时我赢。
但是，为我所热爱的土地献出生命并非徒劳。
如果外人问我的名字？
我的名是“拉丁”，我的姓是“美洲”。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