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第8期新闻稿：我们要建设读者社群，而不是将读者商品化

《日本女性读书与写字》，胜川春章（日本）约作于1776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有些日子，种种事件如暮霭般沉沉压在心头，我便想寻一方僻静之所，沉浸在书的世界中。无论是小说还是历史书，只要作者能将我从汹涌的残酷现实中带往想象的岛屿，我便甘愿沉溺其中。近几个月，我读了越来越多小说，其中尤以日本推理小说为一大心头好。在这些故事里，我遇见了可与之同笑、偶尔又令我困惑蹙眉的人物。疯狂并非当今才有，它早已存在于我们的世界。

我面前摆着松本清张的《点与线》（Ten to Sen，1958）与《砂器》（Suna no Utsuwa，1960-1961），以及鲇川哲也的《黑色天鹅疑案》（Kuroi Hakucho，1961）——这些都是写于1945年美国在广岛与长崎投下原子弹这一骇人行径之后的推理小说。同一时期的电影，尤其是本多猪四郎（Ishirō Honda）于1954年执导并参与编剧的《哥斯拉》（Gojira），也同样映照着原子时代社会的复杂性。我几乎可以想象，这些作家在战火摧残的城镇中，拿着手中仅有的笔与稀缺的纸张，努力为社会竖起一面镜子；笔下的侦探是严肃的工人阶级男性，必须直面那些曾深深盘踞于旧日法西斯社会秩序之中、而今摇身一变成了活跃资本家的古老家族的放肆与傲慢。然而，这些作家登上文坛时，来自广岛本土的最初呼声早已响起。诗人峠三吉（Sankichi Tōge）（1917—1953）与栗原贞子（Sadako Kurihara）（1913—2005）——二人皆为原子弹受害者——在辐射仍笼罩着家园之际便开始写作。1945年12月，栗原贞子写下了一首温柔、平静的诗作——《孩子们的声音》（The Children’s Voices）。

在温暖的冬日下午，
我正打理菜园。
因沉浸于杂念，
我好一阵子未曾照料。
而今年阳光充沛，
不知不觉，野草疯长。
我一向晨昏不辍、虔诚打理，
但这阵子心神不宁，便放下了。
为何？
我一边拔草，一边思索。
“妈妈！”孩子们气喘吁吁地喊着，
放学回到了家。
啊，多么纯真无瑕的声音！
从今往后，妈妈再不会
傻到让我们的菜园长满杂草了。
我们的菜园里，不会再有一株杂草。

1949年，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在一篇文化批评的文章中写道：“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显然，阿多诺并不是指大屠杀之后的任何诗歌创作都是野蛮的——因为他的挚友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在战后便创作了许多优美的诗篇。阿多诺似乎是在暗示，文化工业会将世间一切美好事物吸纳并转化为商品。艺术原本具有的启迪力量在艰难抗争，却被拖拽着沦为另一种商业化的产物。然而，阿多诺的悲观并无必要。以栗原贞子的诗歌为例，尽管曾遭到美军占领当局的审查，但这些诗句依然在广岛、长崎的纪念活动上反复吟诵，最终进入了日本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学校课程中。渴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艺术感性，依旧在努力尝试于世界各地建立起交流的共同体，而不仅仅是为了创造可售卖的商品。

在我们最新的专题档案《阅读的喜悦》中，我们礼赞这种感性：我们希望阅读能够帮助我们建立充满喜悦的共同体。文中强调了识字能力对于民主文化的重要性，但这里的识字不仅仅是指教会人们用母语写下自己的名字，而是让每个人都享有进入公共图书馆的权利，并能在一生中不断拓展自己的想象力。在这份档案中，我们重点介绍了墨西哥、中国以及印度喀拉拉邦的大众扫盲运动实例。在这些案例中，阅读的迫切需求均源自反殖民运动——它们的议程不仅包括摆脱殖民统治，也包括明确地建设一个政治与文化教育水平较高的社会，让民众能够参与社会辩论，而不仅仅是精英阶层的旁观者。

《手捧书的女人》，费尔南·莱热（法国）作于1923年

当我们向墨西哥作家、“自由阅读大队”（Brigada para Leer en Libertad）成员帕洛玛·萨伊斯·特赫罗（Paloma Saiz Tejero）询问阅读的重要性时，她告诉我们：

一个会阅读的民族，是能够建立批判性思维的民族；他们是乌托邦的推动者。一个了解并真正将自己的历史视为自身一部分的人民，将会为自己的根源感到自豪。阅读是一种社交行为，它分享经验与信息。书籍让我们理解构成自我与历史的根源，使我们的意识超越塑造我们过去与现在的时空局限，并得以成长。阅读能造就更好的公民。得益于书籍，我们学会相信不可能的事，学会质疑显而易见的事，学会要求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并履行应尽的义务。阅读影响着个人与社会的发展；没有阅读，任何社会都无法进步。

墨西哥的自由阅读大队所做的事情，与中国和印度的公共图书馆运动并无太大差别。印度图书馆大会（Indian Library Congress）是印度共产党推动的一项倡议，首次于2023年1月召开，并已成为年度活动。大会的一项任务，是如其所承诺的那样，确保“图书馆成为社区的重要且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同时成为文化发展的孵化器，也是电影放映、体育活动、艺术集市、节庆、职业培训课程等活动的组织中心或举办场所。图书馆旁应设立健康中心和科学教室。”与此同时，在中国城乡，公共图书馆也成为文化生活的支柱，为大众教育提供了重要空间。

拉达·V·P 在喀拉拉邦坎努尔维卢尔的村庄里，拿着从贾瓦哈尔图书馆借来的书包。

在这些国家，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并非自上而下的安排，而是源自普通人民的努力。文中关于喀拉拉邦的案例堪称典范。例如，60岁的拉达·V·P.（Radha V. P.）是一名比迪（beedi，一种手工卷制的香烟）工人。她在有限的空闲时间里阅读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周刊，从而燃起了对教育的热情，并加入了当地图书馆的流动服务小组。她会将书籍装在挎包里送到社区居民家中，尤其是女性和老人，以便他们借阅，并在读完后再还给她。她说：“我从不觉得包很沉，因为书香总能带给我莫大的喜悦。”

该专题档案的最后一部分介绍了“红色图书日”（Red Books Day）。该节日每年于2月21日举行，旨在纪念《共产党宣言》出版，也与“国际母语日”同日。“红色图书日”由印度左翼出版人协会（Indian Society of Left Publishers）发起，后由国际左翼出版人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Left Publishers, IULP）推动，于2020年正式启动，旨在鼓励人们举办节庆活动和公开朗读自己最喜爱的“红色书籍”。 这一节日不断发展，仅去年便有来自印尼到古巴的全球逾百万人参与。档案中的美术作品选自《红色图书日2025年日历》，该日历的英文版可免费下载，也可通过 IULP 成员单位在世界各地购买，例如印尼的玛尔金基里出版社（Marjin Kiri）、南非的英卡尼书局（Inkani Books）以及智利的拉特罗查出版社（La Trocha）。

“红色图书日”旨在提升公众阅读的乐趣，重建集体生活。我们预期，在不久的将来，全球将有数百万人走上公共空间共同庆祝红书日：从巴西狂欢节的平板花车——车上竖立着一本巨大的红书——到印度喀拉拉邦公共图书馆的成员们把越来越多的椅子搬到街头，相互朗读，伴着伊达卡鼓（idakka，一种木制鼓）的节奏。

《全民扫盲》（“喀拉拉邦民间传说”系列），M.F.侯赛因（印度）作于2010年

作为推广阅读乐趣、重塑集体生活努力的一部分，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正鼓励读者建立“三大洲”读书会。请邀约身边的朋友与同事，在你所在的地区组建读书小组，每月聚会一次，交流探讨我们的专题档案或其他出版物。没有什么比集体阅读与讨论的过程更能丰富人的心灵了。若你成立了“三大洲”读书会，请写信至[email protected]告诉我们。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