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第5期新闻稿：全球南方需生产性就业

《轮》，吉吉·史卡利亚作于2009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2025年8月正值印度第79个独立日，总理德拉·莫迪在演讲中提出“发达印度2047”愿景（Viksit Bharat）和国家制造业使命（National Manufacturing Mission）。莫迪表示，从航空航天到人工智能，国家制造业必须“减少进口依赖，增强经济韧性”。他敦促印度中央政府、28个邦和8个联邦属地确定100种“优先产品”，发展本土制造，同时敦促各邦政府简化法规和审批流程，“尤其是与土地、公用事业和社会基础设施相关的法规和流程”，从而“吸引全球企业”。2014年，莫迪曾提出“印度制造”，“发达印度2047”愿景则是新瓶装旧酒，这两个愿景都建立在三个前提之上：

1. 外商直接投资将拉动本土制造业。
2. 印度企业可以制造商品，但只能在外资巨头的指导下进行。
3. 因为组装本身就足以达成“印度制造”的标准，上述印企无需在印度构建完整的供应链，也无需在印建立大部分附加值环节。

1991年，印度经济处于“自由化”阶段，对外商开放投资。然而，印度对建立工业和技术能力所需投资的性质和构成并无清晰认识，换句话说，不知道外国资本应受何种条件约束，同时缺乏长期工业发展规划。三大洲社会研究所于2026年1月发布的最新汇编《印度经济的动荡》分析了自由化如何瓦解电子产业等战略性公营企业，使印度陷入服务业出口国的困境中，同时也未能解决严峻的失业问题。

《居所》，吉吉·史卡利亚作于 2010年。

先进资本主义经济体得以实现可持续工业化并非因为起步更早，也不是因为早期制造业更具劳动密集型特征。当今世界的后殖民国家普遍缺乏他们实现工业发展的政治经济环境，包括对国内市场长期实行保护主义、在殖民地获取劳动力和原材料，最重要的是，当国内严重的不平等限制大众购买力时，外国市场仍能保持对制成品的需求。

殖民地曾在稳定欧洲和北美工业积累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吸收剩余劳动力，提供廉价食品和资源，并充当制成品出口的专属市场或特权市场。这样的需求外部化意味着，尽管国内受限于不平等，但仍可以继续扩产，维持制造业的就业水平和技术更迭。即便在美国，早期工业化也受益于外部市场的支持，起初是靠对英贸易逆差，后来则借助自身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地位维持工业化。战后，这套体系随着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和劳工议价能力的提升得到强化，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

《叠罗汉》，吉吉·史卡利亚作于2018年。

印度这样的全球南方经济体则大不相同，其所处的全球秩序限制政策发展、约束国家干预，同时优先考虑贸易自由化和资本流动。在此背景下，工业化的核心制约因素并非技术获取，而是国内外需求不足。在印度，收入的极度不平等限制了国内对制成品的需求，同时海外市场竞争激烈、并由技术遥遥领先、扶持力度远胜自己的国家所主导。

因此，不应将印度制造业的停滞理解为错失历史机遇的结果或是“过早去工业化”的过程中无法挽回的一步。工业领域的正规就业规模从一开始就未成气候。有限扩张后随之而来的是停滞，而非崩溃。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对长期发展至关重要的工业能力正在面临愈发严重的选择性衰退，累及资本商品、重型机械、电子产业，甚至是汽车等面向消费者的产业。

《后土》，吉吉·史卡利亚作于2008年。

鉴于此，汇编指出，理解印度工业危机的最佳方式是将其视为一系列政治和政策抉择的结果。这些抉择削弱了战略性工业部门，使印度经济陷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从属地位。制造业产出停滞并非因为工业化无法实现，而是因为收入再分配、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进入稳定市场等工业扩张所需的条件已遭到系统性破坏。

我们的汇编提出了五个关键点：

1. 自2000年以来，印度制造业持续衰退，其占GDP的比重降至六十多年来新低。同时，印度工业增长乏力、正规就业规模萎缩。经济学家R纳加拉吉（R. Nagaraj）指出，即便经济整体增长，印度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仍停滞在15%至17%之间。制造业就业比重下降，农业就业比重上升，均是过早去工业化的体现。纳加拉吉认为，投资下降和对中间品与资本品的进口依赖是造成这一状况的直接原因。
2. 相继出台的“印度制造”、“自立印度”（Atmanirbhar Bharat），以及生产关联激励计划（Production Linked Incentive schemes）等多项政策均未能建立起有先进技术、广泛基础的工业部门，反而鼓励发展依赖进口零部件的组装生产行业。（详见拉玛·阿伦·库马尔（Ramaa Arun Kumar）和比斯瓦吉特·达尔（Biswajit Dhar）在2020年发表的论文）。
3. 印度土改失败以及严重的阶级不平等制约内需，限制了工业化的规模。
4. 贸易自由化、私有化以及公共部门力量的削弱侵蚀了资本品和中间品行业，增加进口强度，损害国内的技术能力。我们的汇编以计算机行业为例，说明了这个现象。
5. 最后，我们认为，服务业主导的增长难以替代制造业，因为这类增长既不吸收劳动力，也不增强工业能力，计算机和金融领域尤为如此。这种模式让大多数工人陷入低收入、就业状态不稳定的境地，造就了一个岌岌可危的国家。

《犹豫的尝试》，吉吉·史卡利亚作于2018年。

我们提出以下几点，以期延续关于印度工业化的讨论：

1. 必须将产业政策视作一项政治纲领，而非技术官僚主义的实践。需要明确动员工会、农会、各邦政府、地方自治机构及其他组织机构的人民参与到经济辩论中。
2. 正如萨蒂亚基·罗伊（Satyaki Roy）十年前所述，任何产业政策的首要目标都必须是生产性就业。工业成功与否必须由农业和非正规工作吸收的劳动力规模来衡量，而非根据出口额或股市估值来定义。这需要教育和培训的投资，使印度不再困于低技能劳动力模式。
3. 应将再分配视作工业增长的前提条件。需要提高工资水平，保障城乡就业，普及食物、住房、教育和交通等公共供给，才能扩大内需。
4. 国家必须是生产者，而非仅仅是监管者。也就是说，必须在公共部门内部创造市场竞争，发展提升公共部门的能力，从而生产本品、能源、机械、药品和运输设备。
5. 对于任何发展中国家来说，进口依赖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通过选择性征收关税和进口限额克服进口依赖。应对特定产品提出本地成分要求，搭建偏向国内生产商的公共采购系统。
6. 任何发展计划都需以增强技术和科学能力为核心。融入全球价值链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通过知识和技术转让促进学习、扩大自主研发的手段。
7. 产业政策必须因行制宜。例如，纺织和轻工等劳动密集性行业应着眼吸纳就业，而制药和电子等行业则应关注战略主权。各行各业均需公共投资、国家保护和监管方面的个性化支持。工业化必须去中心化，而非局限于城市飞地，如此才能同时避免城市拥堵和农村困境。
8. 金融应服务生产，而非其他活动。必须通过资本控制遏制投机性资本流动，使信贷流向（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战略部门，引导国有银行服务于国家发展目标，而非私利。

这当然不是详尽的解决方案，而是旨在引发辩论和探讨。这样的讨论不仅适用于印度，在艰难摆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展模式的全球南方国家也是如此。

《无题》，吉吉·史卡利亚作于2020年。

撰写这篇新闻稿时，我一直在思考，对于那些常常被排除在产业政策之外的被压迫种性妇女而言，上述所有关于工业化的讨论意味着什么。我想到了泰米尔诗人苏基拉塔尼（Sukirtharani）。她拒绝了阿达尼集团（Adani Group）的一个奖项，表示该集团的世界观“不符合我的原则”。苏基拉塔尼是一位反父权、反种性的伟大诗人，其诗作《自然源泉》传递出对人类全面解放的期盼，也应成为我们思想的核心：

倘若你将我活埋，
我将化作绿草茵茵，
铺就一片丰饶的土地。

倘若你将我焚烧，
我将化作浴火飞鸟，
在无垠天地间翱翔。

倘若你是那瓶中魔灵，
挥舞魔杖使我噤声，
我将化作炼金水银，
蒸腾入空，直指苍穹。

倘若你将我隐入风中，
就像水溶于水渺无影踪，
我将化作吐息，
拂面而来，无处不在。

倘若你将我装裱成画，
高悬于墙，
我将化作洪流骤起，
飞流直下，越你而去。

我之本身将化作
大地
烈火
苍穹
清风
湍流。

你越禁锢我，我便越迸发，
这就是自然源泉。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