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洛塔》 何塞·巴尔梅斯(智利)作于2007年

《沉默的洛塔》 何塞·巴尔梅斯(智利)作于2007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在智利圣地亚哥,常有墙上以红字刻印着一条真理:“你们的特权并不为世人共享”(tus privilegios no son universales)。事实如此,因为权力财富的特权并未跨越阶级鸿沟。比如,在去年疫情爆发之前,超过30亿人,也就是全球一半人无法获得医疗服务。这个数据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该报告追踪了家庭基本卫生条件(23亿人缺乏)、未受控制高血压医疗(10亿患者)等重要事项。

乐施会2021年1月25日的《不平等病毒》(Inequality Virus报告指出,“新冠疫情或将导致有记录以来不平等现象的最大增长,因为它在许多国家都同时猛增。”疫情发生之前,世界银行估算,约20亿人“仍处于贫穷状态,也就是生活水平低于其所在社会设定的有尊严生活的标准线之下”。联合国表示,由于疫情引发的就业危机,到20年代末,贫穷人口或将新增5亿人,而世界银行的数据也予以了证实

世界银行分析师写道:“而且由于新冠疫情,新增贫穷人口更有可能居住在拥挤的城市环境中,在受封锁和行动限制影响最大的行业工作;许多人从事非正式服务工作,无法享受现有的社会保障。”这几十亿人将陷入更深的债务与绝望,失去教育与医疗的机会,与此同时饥饿率还在不断增长。

 

Aleksandr Deyneka (USSR), Unemployed in Berlin, 1932.

《失业在柏林》亚历山大·迪恩卡(苏联)作于1932年

 

上面所写的情况没有丝毫夸张。这些报告都来自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等主流机构的研究者、分析者,而众所周知,这些机构是不会夸大资本主义政策的负面作用的。真要说的话,这些机构倒是倾向于极力淡化私有化、企业主导政策的危害,敦促进一步削减公共系统开支。在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执掌世卫组织(1998-2003年)期间,世卫组织推动建立了公共私营合伙制(PPPs)、产品开发合伙制(PDPs)。世卫组织重视私营部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施压削减公共部门资金,在不少贫穷国家导致公共卫生系统资源加速流失。

世卫组织本应带头加强公共卫生系统,强化地区及国家制药体系,该机构却制造了公私合伙制平台,比如资金短缺的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GAVI),这个联盟与其他一些机构在为低收入国家提供新冠疫苗方面差强人意。制造了一片希望的荒漠,即推出全球紧缩政策的那些人,现在才意识到不平等病毒的危害。

 

Hugo Gellert (USA), Comrade Gulliver, 1935.

《格列佛同志》雨果·盖勒特(美国)作于1935年

 

担心不平等现象是不够的。世界各地的人民组织要求进行一系列可能性、常识性的改革,包括:

  1. 免费全民医疗。这在哥斯达黎加泰国等贫穷国家以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得到了实现,因此也应该成为地球上所有国家的目标。
  2. 人民的疫苗。让人民有疫苗可用的呼声正日益高涨,不仅应该开放一切新冠疫苗专利,而且应该在低收入国家和公共部门建造制药厂房设施。

用于偿还巨额债务的资金可轻松解决这两项措施的费用。但这些能为人民提供及时救助的合理解决方案却被弃置。尽管紧缩造成的问题遭到强烈诟病,对紧缩的要求仍将进一步增加,社会乱象将进一步增多。

有些政府不关心全球人民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接受人民组织和群众示威所展示的民主诉求,而是相继采取了不民主的行动。比如,印度农民和农业工人持续数月抗议印度极右翼政府推动的三项伤农法律。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政府深知,自己已屈从于如阿达尼和安巴尼这两大家族庞大的财富和资本,势必无法与农民和农业工人严肃地谈判。相反,该政府企图将农民和农业工人描绘成恐怖主义者和恨国者。

这一企图并未得逞,政府便开始打击详细报道农民斗争的记者和媒体机构。许多报道、加入或声援抗议者的人士遭到逮捕,就像记者曼迪普·普尼亚、劳工权益活动家诺迪普·考尔、活动家迪沙·拉维那样。拉维制作分享了一个支持农民的工具包。最后,政府通过法律行动对报道抗议活动的主要媒体之一“新闻点击”(Newsclick)进行了长达113小时的突击检查,企图用洗钱等罪名玷污“新闻点击”的名声,而该媒体机构正是通过一线报道鼓舞了农人的精神,宣传了他们的诉求,赢得了数百万读者和观众的信任。

 

Jagdish Swaminathan (India), Untitled, 1974.

《无题》贾格迪什·斯瓦米纳森(印度) 作于1974年

 

与此同时,印度教育部1月15日发布法令要求,讨论印度“内部事务”以及受到国外资助的在线会议、网络研讨会需事先获得政府批准。无独有偶,法国政府开始对宣传“伊斯兰左翼”思想的学术研究进行调查,按照高等教育部部长的说法,这是在“腐蚀社会”。以秩序之名弃置言论自由,同时也暴露出民主正规性之脆弱。印度对“新闻链接”的打击以及法国对学者的调查揭示了民主理想与治国实践之间存在的天差地别。

尽管法国提供3640亿美元的政府担保贷款给国民提供救助,但其不平等和失业的宿疾仍颇为严重。法国政府非但不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还将伊斯兰左翼捏造成自己的假想敌并大肆攻击。同样,面临因疫情加剧的大规模混乱及社会苦难,印度政府却在打击农民以及关心农民诉求的媒体平台。这两个形式上民主的国家保留了宪法和法律,保留了选举和公开听证会,这些都是现代民主体制的组成部分。然而,它们却不能倾听人民的苦难,遑论人民的诉求;它们依然不关心为社会探索理想未来的可能性。

在巴基斯坦军事独裁时期,共产主义诗人哈比卜·贾利卜吟道:

 

Kahin gas ka dhuan hae kahin golian ki baarish

Shab-e-ehd-e-kum nigahi tujhay kis tarah sarahein

催泪弹雾弥漫空中,子弹如暴雨倾盆。

目光短浅的暗夜时刻,叫我如何对你歌功颂德?

 

你们的特权并不为世人共享,因为特权让你们这些少数人捞取了海量的社会财富。当人民提出我们的意见时,你们引燃催泪弹,发射子弹。你们以为短视便能永远留住这自欺欺人的黑暗。我们赞颂人民的希望与斗争,他们推动历史的渴望将突破你们的压迫。

 

热忱的,

Vijay.

阿根廷办事处研究员阿德里安·普莱罗(Adrián Pulleiro)

我负责关于传播、媒体与信息技术的研究集体。我们分析媒体系统的演进以及它们与社会实践和政治进程的关系。我参与了各种集体出版物,比如《私有财产、贤能主义和反平均主义:阿根廷危机中主导行业的话语》(Private Property, Meritocracy, and Anti-Egalitarianism: The Discourse of the Dominant Sectors in the Argentine Crisis)《互联网、社交媒体和大数据: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文化与传播》(The Internet, Social Media, and Big Data: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under Digital Capitalism)。2021年我们将继续探讨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