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吴芳（中国）作于2017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加纳首任总统夸梅·恩克鲁玛在 1963 年出版的《非洲必须团结》一书中写道：“在非洲，我们拥有成为一个强大、现代化、工业化大陆所需的一切。联合国调查人员最近表明，非洲非但没有资源不足的问题，而且很可能比几乎任何世界其他地区都更具备实现工业化的条件”。恩克鲁玛引述的是联合国1958 年发布的《非自治领土经济状况与发展特别研究》，其中详细介绍了非洲大陆丰富的自然资源。恩克鲁玛写道，“非洲工业发展缓慢的真正原因在于殖民时期的政策。实际上，我们所有的自然资源，更不用说贸易、航运、银行业、建筑业等等，都落入并一直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他们让外来投资者富起来，却阻碍了当地经济发展”。恩克鲁玛在其重要著作《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1965 年）中进一步阐述了此观点。

作为加纳政府的领导人，恩克鲁玛制定了一项政策来扭转这种趋势，即促进公共教育（重点是科技），建立强有力的公共部门，建设国内基础设施（包括电力、公路和铁路），并发展工业部门，提高曾以低廉价格出口的原材料附加值。然而，如果只在一个国家尝试，这种项目就会失败。所以说，恩克鲁玛是非洲团结的伟大倡导者，他在《非洲必须团结》（1963 年）一书中对此作了详细阐述。正是由于他的决心，非洲国家在此著作出版的同一年成立了非洲统一组织，1999 年更名为非洲联盟。

加纳和非洲在推进国家和大陆主权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而此时一些人却有了其他想法。1966 年，恩克鲁玛在西方支持的政变中被罢免，五年后，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被赶下台，随后遭到暗杀。任何想要为非洲大陆的整个主权和非洲人民的尊严谋求发展的人最终要么下台，要么遇害，要么同时遭受这两种际遇。

郭宏武（中国）《革命友谊深如海》作于1975年

政变之后，西方支持的政府往往会推翻原先确保行使国家主权和促进非洲团结的政策。例如，1966 年，加纳全国解放委员会的军方领导人开始掏空以工业化和大陆贸易为核心建立优质公共教育和高效公共部门的政策。摒弃了对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十分重要的进口替代政策，转而出口廉价原材料，进口昂贵制成品。债务和对外依赖的螺旋式上升席卷整个非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20 世纪 80 年代债务危机最严重期间启动的“结构调整计划”使情况更加恶化。南方中心 （South Centre）2009 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非洲是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低的地区。1990 至2000 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多数生产部门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的份额实际上都有所下降”。事实上，南方中心的报告将非洲的情况称为“去工业化”。

1980 年 4 月，非洲国家领导人在非洲统一组织的支持下齐聚尼日利亚拉各斯，商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调整计划”酿成的恶劣环境，此计划的对象是非洲国家的财政政策，但对扭转国际信贷市场上的不利局面没有任何帮助。这次会议制定了《拉各斯行动计划》（1980—2000 年），主要主张是非洲国家应确立主权，不受国际资本的影响，并为本国和整个非洲制定工业政策。本质上看，这是 20 世纪 60 年代恩克鲁玛政策的延续。除《拉各斯行动计划》外，联合国还设立了“非洲工业发展十年”（1980—1990 年）。在该十年行将结束的1989 年，非洲统一组织认识到政策已然失败，原因是新自由主义不断深化，造成预算削减并以出口为导向加剧掠夺非洲资源。因此与联合国共同将每年的11 月 20 日定为非洲工业化日。第一个非洲工业发展十年失败后，又迎来了第二个（1993—2002 年）和第三个非洲工业发展十年（2016—2025 年）。2015 年 1 月，非洲联盟通过了《2063 年议程》，将工业化作为当务之急与非洲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承诺相结合。这几个“十年”和《2063 年议程》仅余象征意义。既没有任何议程解决外债和偿债负担，也没有任何政策创造条件推进工业发展或为基本需求提供资金支持。

潘江龙（中国）《撒哈拉以东》作于2017年

在约翰内斯堡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期间举办的中非领导人对话会上，中国宣布发起 “支持非洲工业化倡议”，“支持非洲发展制造业，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多元化”。中国政府承诺增加对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支持，设计和建设工业园区，协助非洲政府和企业制定工业政策并发展工业。这一新倡议将依照中国在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做出的加强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承诺，分享自身的工业化经验，支持源于非洲经验而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他机构强加给非洲国家的发展项目。

本周，三大洲社会研究所与东声联合推出《文化纵横》杂志国际版第三期，主题为“一带一路”时代的中非关系。本期刊登了格里夫·切尔瓦、周瑾艳和唐晓阳的三篇文章。周教授赞同南方中心的报告，指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非洲的增长是非工业化的增长”，其经济增长源自用于原材料出口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她指出，提供贷款、援助和结构调整计划的西方国家“没有推动非洲工业化的动力”。周教授大量借鉴了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的研究成果，分析了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工业政策，主要聚焦在四个方面：第一，国家必须在所有工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第二，工业化不仅仅要在非洲大陆内部进行，还必须在区域和大洲层面推进，因为当前非洲86%的贸易“仍然是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而不是在非洲大陆内部进行的”；第三，城市化与工业化必须协同发展，只有这样非洲城市才不会继续沦为满是失业青年的大型贫民窟；第四，制造业将成为非洲经济发展的引擎，而非服务业主导的增长幻想。

这几方面是周教授评估中国如何支持非洲工业化进程的主线。在与非洲国家分享经验时，她指出“中国失败教训”与成功经验同样重要。

《回望故乡》赵溅球（中国）创作时间不详

唐教授在文章中梳理了中国领衔的“一带一路”倡议对非洲的影响。“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年提出，至今只有10年，尚未有足够长的时间来全面评估这一庞大的全球基础设施和工业发展项目。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9 年 4 月）上，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说：“凭借其计划投资的规模，‘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机会，有助于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繁荣的世界，并扭转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2022 年，联合国就“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发布了题为《携手合作，共享美好未来》的报告，指出，与大多数其他发展计划不同，“一带一路”倡议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了大量资金，这可以为过去一直是原材料出口国和制成品进口国的地区奠定工业化基础。

基于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上述评估，唐教授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促进非洲大陆工业化的三种切实可行的方式：第一，建设电力供应一体化的工业园区，打造由上下游联动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第二，发展基建材料供应产业；第三，优先生产适合当地市场而非用于出口的产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给非洲国家的政策不同，唐教授认为“中国鼓励各国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不盲从任何模式”。

无论是唐教授、周教授还是切尔瓦，都没有表明中国是非洲的救世主。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没有哪个国家或大洲会在别处寻求救赎。非洲的道路将由非洲人来实践。尽管如此，考虑到中国的制造业发展经验，中国有很多可以分享的地方。由于中国拥有庞大的资金储备，又不强加西方式的附加条件，中国当然可以成为替代发展项目的资金来源。

2022 年 12 月，非洲开发银行行长阿金武米·阿德西纳说，“非洲的繁荣不应再依赖原材料出口，而应依赖附加值制成品。”他接着说，“在整个非洲，我们需要把可可豆变成巧克力，把棉花变成纺织品和服装，把咖啡豆变成冲泡咖啡。”为了与时俱进，我们还可以补充，非洲还必须把钴和镍变成锂离子电池和电动汽车，把铜和银变成智能手机。阿德西纳的这番话蕴含着恩克鲁玛的梦想：正如他在 1963 年写的那样， “在非洲，我们拥有成为一个强大、现代化、工业化大陆所需的一切。”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