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第17期新闻稿：一场跨文明对话，就此当下

《战争》，阿卜杜勒·哈米德·巴勒巴基（黎巴嫩）作于1977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在美以对伊发动非法战争的最惨烈的日子里，我的友人身处被轰炸的平民区。他们之中有学者、诗人、艺术家，有政府工作人员，也有各类机构的从业者。我与他们交谈。无论对本国政府持何种看法，他们无一不展现出不屈的风骨。没有人觉得自己的世界正遭受威胁。他们坚定从容，这份勇气源于对伊朗文明韧性的深刻信念。

马克思主义与民族解放思潮，与“文明”这一概念的关系错综复杂。古典马克思主义曾拒斥这一概念，因其会以文化同质性抹平社会分化，进而否定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但在世界反法西战争后波澜壮阔的反殖民斗争中，马克思主义成为核心思想武器，“文明”的内涵也随之重塑。文明被重新定义为反帝文化斗争的重要场域，是维系民族存续、确立政治正当性的工具，而非简单充当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外衣。然而，对文明的这种重塑必须站在解放事业的立场上，与该文明内部的反动遗产彻底决裂。

以中国为例，由毛泽东集大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主张与儒家等级制、性别歧视等革命前中国的糟粕遗产决裂；另一方面，通过阶级斗争与思想改造，将“中华文明”本身确立为抵御帝国主义、培育民族爱国情怀的精神堡垒。

《鸟市》，库斯布迪扬托（印度尼西亚）作于2026 年。

伊朗革命（1978—1979 年）由多方政治力量共同推动，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过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遭到新生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迫害与杀害。尽管遭到压制，诸多马克思主义思想仍融入了伊斯兰共和国的意识形态体系。这一融合，离不开一批与马克思主义渊源深厚的思想家，例如伊赫桑·塔巴里（Ehsan Tabari ，1917—1989年）、贾拉勒·艾哈迈德（Jalal Al-e Ahmad ，1923—1969年）、阿里·沙里亚蒂（Ali Shariati ，1933—1977年）、比詹・贾扎尼（Bijan Jazani ，1938—1975）与霍斯鲁・戈尔索尔基（Khosrow Golsorkhi，1944—1974）。我本想深入详述这些思想家，但相关内容足以单独成书。其中最具感召力的当属英年遇害的戈尔索尔基。在庭审之上，面对神色不安的法官，他这样说道：

我以中东人民伟大的殉道者伊玛目侯赛因（Mowla [Imam] Hossein）的名言开篇。身为一名马列主义者，我最初在伊斯兰思想体系中追寻社会正义，并由此走向社会主义。在这座法庭上，我不会为苟活讨价还价，更不会奢求苟延残喘。我只是伊朗奋斗民众苦难抗争中微不足道的一滴水珠……是的，我绝不会出卖自己以求活命，因为我属于一个英勇抗争、永不屈服的民族。我以伊斯兰教开篇，伊朗的正统伊斯兰信仰始终在回馈与滋养伊朗的解放运动。赛义德·阿卜杜拉·贝赫巴哈尼（Seyyed Abdollah Behbehani）、谢赫·穆罕默德·基亚巴尼（Sheikh Mohammad Khiyabanis），皆是这类解放精神的真实化身。时至今日，纯粹的伊斯兰信念依旧支撑着伊朗的民族解放事业。马克思指出：“在阶级社会，一端积累着财富，另一端则积累着贫穷、饥饿和苦难，创造财富的人反而深陷贫困。” 伊玛目侯赛因也表示：“万丈宫殿筑起之时，必有万千民众陷入赤贫。”由此而言，伊玛目阿里堪称历史上首位社会主义者，萨尔曼·法尔西（Salman Farsis）、艾布·达尔·吉法里（Abu Dharr Ghaffaris）等人亦是如此。

革命爆发前夕，伊朗左翼势力分为敢死游击队（the Fedayeen guerrillas）、共产主义组织伊朗人民党（the communist Tudeh Party）以及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the Islamist-revolutionary Mujahideen）。彼时他们已然明白，脱离宗教力量，便无法推翻沙阿政权（the Shah）。但他们低估了教士阶层在伊朗社会、乃至工人阶级当中的强大影响力。正是这一战略误判，使得伊朗革命在短短一年之内，彻底演变为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不过，革命后的伊朗并未沦为普通的神权国家，而是承袭了更为久远的文明遗产。这段文明脉络可追溯至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公元前 559—前 530 年）统治时期与阿契美尼德帝国（the Achaemenid Empire，约公元前 550—前 330 年），与萨法维王朝（the Safavid Empire ，1501—1736 年）将什叶派确立为国教相比早了近两千年。这份古老文明源远流长，构成了伊朗社会的根基。它包容内部分歧，在重大危机时刻进一步得以唤起历史正当性，形成捍卫国家主权的精神基石。1971 年，沙阿在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举办盛大庆典，纪念自居鲁士大帝起延续两千五百年的伊朗文明。1980 至 1988 年伊拉克发动侵伊战争期间，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试图将冲突歪曲为阿拉伯人与波斯人的族群对立，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拒绝接受这一叙事，坚定将战争定义为“保卫祖国”（دفاع از وطن, defa’ az vatan），言下之意是：这片土地从未被彻底征服、从未遭受殖民。必须号召民众，不惜一切代价守护家园。

《古墓幻象》，易卜拉欣·埃尔-萨拉希（苏丹）作于1965年。

殖民社会之外的人很难理解“保卫祖国”这类口号与文明传承所蕴含的强大力量。殖民主义给众多社会形态造成了深重创伤：它掠夺财富并转移至他国，助力其他民族发展；它贬低被殖民者的本土文化，常剥夺其语言使用权与历史使命感。正因如此，众多全球南方国家由衷敬佩伊朗敢于抗衡美国，并在战略层面掌握了当前冲突的主动权。

中国、伊朗这类国家无需虚构过往、抹黑少数族群和外来群体这样的他者来拼凑文化优越感。目睹这类国家展现民族尊严，令同样历经文明摧残的民族备受鼓舞。在这些地区，本土文化未遭殖民彻底摧毁，能够回溯、重塑自身历史，不必陷入对西方的极端逆反，即不会对其盲目排斥西方，也不会刻意模仿。正是有这份底气，这类国家得以有尊严地面对美国的破坏霸权，敢于用轻松戏谑的方式回击特朗普及其团队。这种态度并非空洞嘲讽，而是发自内心的不屑。

《边界之外》，杨惠珠（马来西亚）作于2014年。

1997 年 12 月，伊斯兰会议组织（the Organisation of the Islamic Conference (OIC)）发布《德黑兰宣言》（Tehran Declaration），正式提出“文明对话”的理念，直接回应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1993 年发表的论文与 1996 年出版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s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亨廷顿在《外交》（Foreign Affairs）期刊的早期文章中预判：“文明间的冲突将成为现代世界冲突演变的最终阶段。”在他的理论中，历史已从意识形态对抗（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转向文明对抗。他以宗教与文化为界限，将世界划分为八大文明体系：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潜在的非洲文明，并警示未来全球断层线将沿着这些文明边界形成。伊斯兰会议组织对此提出警示：这种世界观反而会引起所谓的冲突，而非规避冲突。与其对文明的冲突坐以待毙，不如推动文明间的对话。

《德黑兰宣言》获得了联合国的认可，却遭到西方资本的漠视。在2001年之前，全球反恐战争的话语便加速泛滥。对伊斯兰世界的恐惧常态化，并迅速与排外情绪绑定。这种双重恐惧至今仍麻痹着欧美。1998年，联合国宣布将2001年定为“联合国文明对话年”（the Year of Dialogue Among Civilisations）。2001年10月15日至11月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一届会议在巴黎召开，会议推选伊朗哲学家、外交官艾哈迈德·贾拉利（Ahmad Jalali）担任主席，并邀请伊朗总统赛义德·穆罕默德·哈塔米（Seyyed Mohammad Khatami）发表演讲。此次大会召开于美国九一一事件发生一个多月后，正值美国以全球反恐为名入侵阿富汗。哈塔米的演讲至今仍极具力量，他呼吁全世界拒绝“虚假的政治对立与阵营割裂”，并指出，恐怖主义“源于盲目不容与暴力强权的邪恶结合，其背后是虚妄；无论如何包装宣传，本质都是人性阴暗潜意识的外化投射。”

《母子》，杰拉德·塞科托（南非）作于1943—1945 年。

哈塔米表示，当恐怖袭击发生时，最坏的应对方式便是报复。“报复如同海水，虽形似淡水，但不会解渴，只会加剧干渴，让世界陷入永无止境的暴力、仇恨与报复循环之中。”哈塔米强调，比起报复，对话“才是国际社会的首要需求”。

呼吁对话至关重要且必不可少，因为若不如此，我们终将走向毁灭——一方面是资本主义体系不断加剧不平等、破坏地球家园，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体系以战争吞噬各个社会。但无论是文明本身，还是对话机制，都无法仅凭自身推动历史走向人类解放。要实现这一目标，阶级斗争终将不断激化，人类需求必须战胜物质不平等与权力关系，全球体系也必须实现变革，以承载我们复杂的命运，而非让我们彼此对立。

《净化》，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墨西哥）作于1934—1935 年。

卡洛斯·古铁雷斯·克鲁兹（Carlos Gutiérrez Cruz ，1897—1930年）在墨西哥革命后的文学思潮中形成了自己的诗歌风格，其中包括爱国文学“当代派”（Contemporáneos），但后来随着思想愈发激进，他与该派别分道扬镳。1923 年，他出版了《民众如何思考：自由宣传俳句小册》（Cómo piensa la plebe, folleto de propaganda libertaria en haikais），将在墨西哥与何塞·胡安·塔布拉达（José Juan Tablada ，1871—1945年）紧密相关的俳句形式转化为共产主义诗歌的载体。古铁雷斯·克鲁兹认为，如果广大工人群众无法从国家中获得任何益处，那么捍卫国家便毫无意义。这一点值得重申：文明不能作为抽象概念被捍卫。若要让文明拥有真正的意义，就必须将其作为创造历史者的鲜活记录来守护。正如他在一首俳句中所写：

Labriego, la tierra da ciento por uno
y tú ganas uno por ciento.

农夫啊，土地播下一粒种，收获百粒粮

而你，付出百份力，仅得一粒偿。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