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第38期新闻稿：若不愿直面压迫，那知识分子的身份便毫无价值

在贝塔·卡塞雷斯墓前诵读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1922–1975年）诗选，作于2025年8月。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贝塔·伊莎贝尔·卡塞雷斯·弗洛雷斯（Berta Isabel Cáceres Flores ，1971–2016年）生于洪都拉斯拉埃斯佩兰萨、亦逝于此。我驻足在她的墓前，望见一只黄色蝴蝶在三角梅丛间翩跹。它旁若无人地穿梭于寂静墓园，掠过一座座墓碑。贝塔墓旁长眠着她的兄长卡洛斯·阿尔贝托·洛佩斯·弗洛雷斯（Carlos Alberto López Flores ，1958–2004年）。这位共产主义者曾就读于莫斯科人民友谊大学，对妹妹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贝塔墓的另一侧仍旧空置，那里将安葬他们的母亲、人称“贝塔妈妈”的玛丽亚·奥斯特拉·贝塔·弗洛雷斯·洛佩斯（María Austra Bertha Flores López）。这位母亲葬下了自己的两位孩子。黄色蝴蝶在贝塔墓冢上空徘徊，新鲜花束散落四周。那是我们这些来访者的心意，向这位为捍卫洪都拉斯伦卡族权利与全球社会正义斗争而献身的传奇战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曾造访世界各处的墓园与纪念碑，譬如林多库勒·姆贡尼（Lindokuhle Mnguni ，1994-2022年）的纪念碑。这位肯纳纳公社（eKhenana Commune）的年轻主席、棚户区居民运动“阿巴利·巴塞姆乔多洛（Abahlali baseMjondolo）”的领袖生前会定期回应内部通讯，最终在南非德班的家中遭到谋杀。我也曾造访高里·兰凯什（Gauri Lankesh ，1962–2017年）的纪念碑。这位记者因为勇敢坚守良知，在印度班加罗尔的家门口被极右翼印度教暴徒枪杀。我也曾前往突尼斯杰拉兹公墓，到访乔克里·贝莱德（Chokri Belaïd ，1964-2013年）的安息之地。这位工会领袖在推动突尼斯建立世俗政府的关键时刻，于自家门外遭遇暗杀。也有更早建立的墓园与纪念碑，牵引我重返时空。维克多·哈拉（Víctor Jara ，1932–1973年）安葬在智利圣地亚哥的雷科莱塔公墓，离我家不远。这位歌手在皮诺切特“九一一”政变后遭暴徒折磨杀害。马赫迪·阿梅尔（Mahdi Amel ，1936–1987年）因以马克思主义立场批判宗教派系主义而遇刺，其妻埃弗琳·布伦·哈姆丹（Evelyne Brun Hamdan ，1937–2020年）仍将书房仍保持他生前的样貌。我也到访克里斯·哈尼（Chris Hani ，1942–1993年）的纪念碑。正当南非开始从种族隔离制度转型，他即将代表工人阶级为新政府注入无产阶级思想之际，克里斯遭遇暗杀。

这些人为何遇害？他们犯下何罪？只因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共同怀抱着一个信念：必须让人类尊严在世间绽放更多可能。维克多·哈拉罹难后，妻子琼·哈拉（Joan Jara ，1927–2023年）发布其绝唱《宣言》。维克多深谙在资本主义等级体系下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也预见精英阶层为维系权柄必将诉诸暴力，因而写下这样的沉郁绝笔：

一把工人的吉他，
带着春天的芬香。
它不是富人的乐器，
也与昂贵沾不上边。
我的歌声从绞架上升起，
终将抵达星辰。

这些志士从未对世界怀有恶意。贝塔为之奋斗的，是让普通人有权决定如何调动自身资源谋求发展；林多库勒为之献身的，是让南非工人阶级享有安居之所并主宰自身命运；而高里为之抗争的，是让印度人民沐浴真理之光并保有理性思考的权利。

夺去他们生命的枪手是为金钱而行凶。这些杀手多是职业雇凶，不过是庞大利益与死亡机器中的齿轮。调查中落网受审的往往只有扣动扳机的枪手，而那些将凶器塞入他们手中、为枪口锁定目标的人，却始终隐于幕后，逍遥法外，手握权柄。他们自称清白，双手不染硝烟，鞋底未沾血迹。杀害贝塔的真凶究竟是谁？是那些已被捕受审的枪手，还是更危险的人物，即那些意图在伦卡高地攫取更多利润、却遭贝塔与洪都拉斯民众及原住民族委员会（COPINH）阻碍的庄园主？刺杀贝莱德的凶手或许确实来自突尼斯如埃塔达门这样的贫民区，但正如该委员会成员联合发布的调查报告所述，真正的元凶在莱伯格杜拉克豪华别墅里酝酿阴谋。

《无题》，赫拉西奥·希门尼斯·巴雷拉（洪都拉斯裔）作于1986年。

我曾在突尼斯拜访乔克里·贝莱德。那是他遇害的前一年，他向我慷慨讲述推翻本·阿里政府的斗争往事，言辞间充满诗意。那种从巴格达求学时期便滋养着的、对斗争与未来的抒情表达始终贯穿他的一生。他毕生创作自由诗篇，经家人整理在其逝世后结集出版，题为《风刻于突尼斯七门之诗》（Ash‘ār naqashathā al-rīḥ ʿalā abwāb Tūnis al-sabʿa）。其中，《勿逐我》作于1980年代末政治镇压最严酷的时期。诗中写道：

勿逐我。
我即是时间，是一座立于你世的圣坛。
我即是苦痛，或是一阕古老颂篇。
我是一道即将降临的诅咒。

贝莱德渴望向美。贝塔的女儿的小贝塔（贝尔蒂塔）告诉我，她的母亲热爱生活欢愉，也钟爱小酌龙舌兰。高里擅长烹饪，热爱摇滚。林多库勒则贪恋阅读，如饥似渴地研读弗朗茨·法农、史蒂夫·比科，以及《共产党宣言》。刺客与其幕后金主永远无法抹杀这些运动领袖身上闪耀的人性光辉。他们之所以被杀害，是因为这些运动和作为领袖的他们正是那道”即将降临的诅咒”，奋力挣脱这个利益与暴力交织的世界，只为建造一个捍卫尊严、共筑人性的新天地。

此时正值以色列对加沙的种族灭绝不断升级、饥荒宣告降临之际，我在贝塔墓前想起了巴塞尔·阿拉杰（Bassel al-Araj ，1984–2017年）。在他于西岸被以色列警察杀害的前几年，我曾在拉马拉与他相遇。这位青年将睿智头脑倾注于典籍与思想，构建起关于以色列占领与巴勒斯坦抵抗的思想体系。于我而言，他堪称这个时代的加桑·卡纳法尼（Ghassan Kanafani ，1936–1972）。那位伟大的巴勒斯坦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十七岁的侄女拉米斯·尼杰姆（Lamis Nijem）死于以色列汽车炸弹，陨落在黎巴嫩贝鲁特。巴塞尔遇害后，加沙乐队“逆流者（Maimas）”发布了一段音乐视频。视频结尾，巴塞尔讲述着知识分子介入的重要性（乐队主唱海达尔·埃德（Haidar Eid）著有《叩击坦克之壁：加沙来信》，由约翰内斯堡因卡尼出版社（Inkani Books）新近出版）。巴塞尔说：“若你不愿介入，不愿直面压迫，那知识分子的身份便毫无价值。”遇难时，他身旁有两本书：其一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著作，另一本则来自黎巴嫩共产主义者马赫迪·阿梅尔。在阿拉伯世界，马赫迪也被尊称为“踏火而行者（al-rajul dhu al-ni‘āl al-nārīyah）”。

在贝塔墓前，我诵读着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的《葛兰西的灰烬》（1954年）。诗中，他造访葛兰西之墓后转身离开，迈向墓园之外的尘世：

我将与他告别。
在如此忧伤却近乎温柔的暮色中离开你。
这蜡色的光晕笼罩我们生灵，
将街区浸入黄昏，
又将其搅动，
让近处更空阔，
让远方重新点燃癫狂的生命。
那是嘶哑的
电车轰鸣与人类喧嚷、各色方言，
织成隐约可闻的和鸣。
你恍若那些远方生灵，
在他们的车辆中，
在那些可憎楼宇里，
呼喊，笑闹，
消耗着奢侈的存在。
生命不过是一阵
由血肉之躯汇集而成的战栗；
你感受到任何真正的宗教都未出席：
没有生活，只是生存——
或许比生活更欢欣，
如同兽群在神秘高潮中
别无他求，
只余下日常行动与劳作。
这卑微的热忱为平凡腐朽镀上
节庆的辉光。
……
生命是支喧嚣的交响，
沉溺其中者便会在一片澄明中迷失自我：
自我欢愉，注视苦难与暮色；
权力在手，面前却不堪一击，
谬见重生……
但我的这颗有知之心
只跳动在历史中。
若明知我们的历史已终结，
又怎能再以纯粹之爱行动？

然而正如贝塔所深知，我们的历史从不会轻易终结。我们的斗争充满生机、不可或缺，更如巴塞尔所知的那般，具有燎原之势。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