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之三》格雷西亚·巴里奥斯（智利）作于1972 年

《我们要打一场自我内心的游击战，获得新生》罗伯托·马塔（智利）作于1970年

智利人民在人民团结阵线政府的领导下，掌控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并努力改善自身社会和文化，他们仿佛发射了一颗信号弹，宣告了社会主义蕴藏的巨大潜能。这种进步与古巴革命等其他方面取得的进展遥相呼应，增强了整个第三世界人民检验各自潜力的信心。消除贫困和为每个家庭建造住房激励了整个拉丁美洲。倘若人民团结阵线的变革没有戛然而止，它大概会在有可能实现这些愿望的地方激励其他左翼运动提出满足正当愿望的要求。我们生活的世界将不再匮乏，而匮乏阻碍实现这些愿望。“芝加哥男孩们”就不会怀揣有害的新自由主义计划加入军事政权进行经济实验。动员起来的民众会揭露资产阶级以经济增长为名把紧缩政策强加给人民的不法企图。随着阿连德政府在分权和民众动员的推动下扩充计划，人民的“正当愿望”或许会压倒资本主义的狭隘贪婪。

如果智利没有政变，秘鲁和阿根廷可能就不会在1975和1976年相继发生政变。没有这些政变，或许玻利维亚、巴西和巴拉圭的军事独裁政权就会在受到智利鼓舞的民众抗议面前撤退。在这种情况下，或许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与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之间的密切关系会打破华盛顿对革命后古巴的非法封锁。或许在1972年圣地亚哥联合国贸发大会上做出的承诺就会实现，其中包括在1974 年制定强韧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从而摒弃美元–华尔街复合体及其附属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帝国主义特权。或许，当时智利正在建立的公正经济秩序会扩展到全世界。

但政变终究还是发生了。数十万人被军事独裁政权杀害、失踪和流放，由此引发的镇压态势在1990年智利恢复民主后仍难以扭转。在军方的严密控制下，智利从“社会主义实验室”变成了“新自由主义实验室”。尽管智利人口只有大约一千万（相当于巴西人口的十分之一），但1973年的政变却产生了全球性影响。当时，人们认为政变不仅针对阿连德领导的人民团结阵线政府，而且还针对第三世界。

这正是我们新一期汇编《第三世界政变：智利1973》的主题。本期汇编是与亚历杭德罗·利普舒茨科学研究所的社会和政策研究中心（Instituto de Ciencias Alejandro Lipschutz Centro de Pensamiento e Investigación Social y Política，简称ICAL）合作完成的。汇编写道：“反对阿连德政府的政变不仅要打击智利的铜矿国有化政策，而且还缘于阿连德为其他寻求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发展中国家展现了领导力和榜样。”1972 年在圣地亚哥举行的联合国第三届贸发大会上，阿连德说，会议的使命是用“基于新的人和人类尊严概念的公平经济贸易秩序”取代“过时且极不公正的经济贸易秩序，重新制定欠发达国家无法忍受、阻碍其进步且只有利于富裕国家的国际分工”。这正是智利政变以及帝国主义集团动用其他伎俩所要破坏的势头。这些伎俩没有促进“基于新的人和人类尊严概念”的秩序，而是导致数十万人民卫士（包括左翼分子、工会成员、农民领袖、环境正义运动者和女权活动家）被杀害，让饥饿、文盲、恶劣的住房和医疗条件以及整个社会的绝望和毒害之风持续下去。

请阅读并分享我们的汇编。汇编是努力合作的成果，每月出版一期，综合了我们身为扎根群众运动的机构对重要历史事件的看法。本期汇编刊载的艺术作品出自萨尔瓦多·阿连德团结博物馆。该博物馆保存了人民团结阵线时期和反政变斗争时期的艺术品。我们感谢博物馆和ICAL帮助我们开展精诚团结的合作，反对狭隘贪婪的新自由主义理念。

在智利政变50周年到来的两周前，智利共产党主席吉列尔莫·泰列尔去世。葬礼上，该党总书记劳塔罗·卡莫纳·索托讲到，政变的火药味尚未散去，泰列尔就前往瓦尔迪维亚开展保护并建设党组织的工作，这也是抵抗政变政权行动的一部分。1974 年，泰列尔在圣地亚哥被俘，随后被囚禁于智利空军战争学院（Academia de Guerra Aérea）长达两年，受尽折磨，另外还有一年半被关押在里托克、普琼卡维和特雷斯阿拉莫斯的集中营。1976 年获释后，他隐姓埋名，继续努力重建党组织的战斗力。翌年，智利共产党领导人格拉迪斯·马琳也加入了他的行列。泰列尔接任该党军事委员会负责人时，这项本就危险工作变得更加危险。该委员会负责管理从古巴运往智利的援助物资，并监督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该党的武装力量）的创建和运作。虽然暗杀皮诺切特没能成功，但整个民主运动取得了成功。正是泰列尔、马琳和其他无数无名人士的勇敢和牺牲，才于1990年终结了皮诺切特和“芝加哥男孩”的独裁统治。

1973 年的智利政变摧毁了无数生命，中止了一个充满希望的进程。而今，必须重振这一希望。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