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第16期新闻稿：等待新的万隆精神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三月下旬，我来到中国的新兴城市雄安，从北京驱车不到两小时便可到达。雄安的建设旨在缓解首都的拥堵，但它也将成为一批渴望发展中国新质生产力的人们的家园，这里将汇聚高校、医院、研究机构以及创新科技企业，包括高科技农业。雄安的目标是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同时利用大数据将社会科学成果转化为改善人们日常生活质量的手段。

这座城市建在一个规模庞大的湖泊、河流与运河网络之中，白洋淀位于其中心。一个寒冷的午后，我们一行人——包括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翟庭君、熊节、胡依纬、曹心悦以及阿图尔·钱德拉（Atul Chandra）——乘船横渡白洋淀，前往一座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在博物馆中走过的那一小时，以及再次驶回湖上的旅程，都充满了魔幻般的美感。当日本帝国陆军占领以北京为中心的河北省时，曾企图镇压包括白洋淀地区农民与渔民在内的广大农民阶层。中国共产党在当地的抵抗促使日军对大湖沿岸与小岛村庄进行报复。中共在退役军官的协助下建立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并组建了雁翎队。置身于这片浩瀚的湖泊群之上，乘船穿行于芦苇丛生的小岛间，仿佛能看见那些农民与渔民驾驶小船迎战日军快速的“大发动艇”（Daihatsudōtei）的英勇身影！

左图：雁翎队战士观察敌情；右图：白洋淀地区

白洋淀的男女让我想起印度西部萨塔拉县（Satara）的勇敢人民。他们的“风暴军”（Toofan Sena）在1942至1943年间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解放出600个村庄，建立了“平行政府”（Prati Sarkar）。这些同样是农民的战士，许多人手中只有自制枪械或从英军缴获的武器，却宁可断肢舍命，也要守护尊严。从白洋淀与萨塔拉，我们不妨再走向肯尼亚高地。1952至1960年间，由德丹·基马西·瓦丘里（Dedan Kimathi Waciuri）领导的“土地与自由军”（Land and Freedom Army，又称茅茅军）在那里发动了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起义。正是这些双手深植故土泥土的人们，孕育了反帝国主义的自觉。这种自觉在一系列进程中锤炼而成：摆脱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如1947年印度独立、1949年中国革命、1963年肯尼亚独立）；参与全球反殖会议（巅峰是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并坚持要求国际组织承认废除殖民主义的重要性（如1960年《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Granting of Independence to Colonial Countries and Peoples），宣告“解放进程不可抗拒、不可逆转”）。

在20世纪40年代末非殖民化时期开启前的几十年里，大规模群众斗争之间的紧密联系，孕育了后来被称为“万隆精神”的理念。该词指的是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会议，会议汇集了来自非洲与亚洲29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共同探讨并推进“第三世界方案”（Third World Project），提出了改造国际经济秩序、建设反种族主义与反法西斯社会的具体政策。当时，制定这一方案的领导人与本国民众之间保持着有机联系，这种联系使得“万隆精神”化为推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1959年古巴革命之后）国际主义议程的现实力量。

我们最新的研究报告《万隆精神》于2025年4月出版，以纪念1955年会议召开70周年。专报探讨了维系万隆精神的这种有机联系的意义——民族解放政府的领导人源自反殖民的大规模群众斗争，因此必须对这种情感与制度负责——并追问这种精神在今天是否依然存在。专报彰显了反殖民群众斗争的壮丽，以及在掠夺与贫困废墟上建设后殖民国家的努力。

然而，正如我们所揭示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万隆精神已基本被摧毁——既是前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政变、战争、制裁等手段打击反殖运动的牺牲品，也是西方金融体系强加的债务危机（其财富本身源于殖民掠夺）的受害者。说万隆精神“依然完好”是误导性的。它存在，但主要以怀旧的形式存在，而非源自群众斗争与处在夺取政权关口的运动之间的有机联系。

今天，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停滞后，我们在全球南方看到一种我们称之为“新情绪”的增长。然而，这种情绪与精神不同，它只是新可能性的端倪，却具有巨大的民主潜力，“主权”是其核心理念。以下是这种新情绪的一些特征：

• 广泛认识到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导的“输入债务、输出原料”模式已不可持续。

• 认识到接受华盛顿或欧洲各国首都的指令不仅有悖国家利益，而且是赤裸裸的殖民做法。全球南方国家的自信心正在慢慢增长，它们不再觉得必须压抑自己的理念，而是应当将其清晰、直接地表达出来。

• 承认中国以及其他全球南方“火车头”（主要位于亚洲）的工业增长改变了世界力量格局，特别是在为依赖西方债券持有人和IMF的国家提供替代资金来源方面。

• 这种自信表明，中国可以援助全球南方，但不能单独拯救全球南方。全球南方国家必须在与中国及其他全球南方“火车头”合作的同时，制定自己的计划、发展自身的资源。

• 经过数十年新自由主义的诋毁，集中规划的重要性重回议事日程。国家机构（包括计划部）的式微显示，全球南方国家必须增强技术能力和公共部门企业。区域合作将是发展这些能力的必要途径。

万隆会议召开十年后，印度尼西亚军方在美国与澳大利亚的默许下发动政变，推翻了苏加诺（Sukarno）政府。1965年政变期间，军方及其盟友杀害了约一百万印尼共产党（Partai Komunis Indonesia，PKI）党员及其他工农组织成员，还逮捕了大批左翼同情者。这既是针对PKI的政变，也是针对万隆精神的政变。从1966年12月被监禁到1968年10月被处决期间，PKI总书记苏迪斯曼（Sudisman）不仅撰写了分析政变原因的文章，还创作了饱含深情的诗歌，表达了人民的坚定信念与万隆精神所需的组织性：

大海毗邻喀拉喀托山
喀拉喀托山毗邻大海
即便飓风呼啸
大海也不会枯竭
即便暴风肆虐
喀拉喀托山也不屈服
大海是人民
喀拉喀托山是党
二者始终紧密相连
二者彼此相依
大海毗邻喀拉喀托山
喀拉喀托山毗邻大海

苏迪斯曼在雅加达的军监深处写下这些文字，他清楚自己无法逃脱，但也深知：人民不会容忍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终将建立自己的组织，而这些组织——在新精神的感召下——将崛起并超越我们所处的时代条件。那一刻终将到来，如今正在孕育的新情绪将发展为新的精神。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