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第12期新闻稿：单边胁迫措施与对女性的战争

《女性的身体团结是我们的防御策略》，阿莱杭德拉·拉普雷亚（委内瑞拉）作于2022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1945年，《联合国宪章》草拟之际，起草者和最早通过该宪章的人们曾反复推敲，思考如何应对世界范围内的武装冲突。同年6月宪章签署，10月生效，而在此期间，美国于8月6日和9日分别在日本广岛与长崎投下原子弹。令人痛心的是，就在宪章庄严序言仍在定稿过程中——誓言要“欲免后世再遭战争之祸患，此祸患于吾人一生中两度使人类蒙受莫大之痛苦”——美国军方却在筹备摧毁一个已濒临投降的国家的两个平民城市。

尽管如此，《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们仍然对好战国家的问题进行了长久深入的思考，并在宪章中制定了第七章，提出了防止战争的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在联合国可以授权对好战国家采取武力行动（第42条）之前，尽可能多地先使用非军事手段（第41条）。宪章指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UNSC）“可以决定”要求“全部或部分中断经济关系，以及中断铁路、海运、航空、邮政、电报、无线电和其他通讯方式，并断绝外交关系”。UNSC唯一一次在完全意义上动用第41条的权力，是在1968年（第253号决议）至1979年（第460号决议）间针对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府；此外，在1990年至2003年间几乎全面适用于伊拉克，以及在1992年至1995年间几乎全面适用于南斯拉夫。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宪章》中虽然没有出现“制裁”一词，但制裁的使用必须由UNSC授权。一个国家在双边争端中可以对另一国实施本国的制裁，但无权合法地强迫其他国家遵守这些制裁，否则就是违反《联合国宪章》。

《无题》，瓦伦蒂娜·马查多、瓦伦蒂娜·拉萨尔维亚（乌拉圭）作于2021年

最后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因为美国目前在没有UNSC授权的情况下，对大约四十个国家实施制裁（即单边强制措施的一种形式）。而且这种制裁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据美国财政部审查的最新时段数据显示，从2000年至2021年，美国实施的制裁数量激增了933%。之所以说这些制裁在法律上是非法的，是因为即便在双边层面它们本属合法，美国却惩戒并处罚那些违反制裁、并与受制裁国家进行正常贸易的第三国。美国处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地位，掌握美元、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全球支付系统，以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否决权，它能够扼杀那些原本可以通过与世界其他国家贸易来弥补与美国贸易损失的国家。

这里使用‘扼杀’一词绝非偶然。理解这些制裁的运作方式至关重要：首先是对目标国的一级制裁；接着是对与目标国进行贸易的国家或企业实施的二级制裁；再者是对那些因违反次级制裁而受到惩罚的企业或国家实施的三级制裁。这是一套无尽的压迫机制，自1962年以来一直掐住古巴的喉咙。大量研究表明，被打击最严重的总是那些社会中最贫困的民众。它们所谓的“精准打击”，就像所谓的“智能炸弹”——能摧毁整片社区、灭绝整个家庭。虽然单边强制措施（UCM）与真正的轰炸战之间，当然存在巨大的差距——后者对目标国的物质基础设施破坏更为直接和严重——然而，本质上的进攻性质是相同的：一种是封锁的残酷，另一种是炸弹的凶狠。权力者有时甚至会直言其破坏力。2019年，当美联社记者马特·李（Matt Lee）就美国对委内瑞拉的UCM进行质询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回答：“包围圈正在收紧，人道主义危机正每小时加剧……你能清晰看到委内瑞拉人民正在承受日益增长的痛苦。”这些非法的单边强制措施会造成什么？它们制造痛苦与折磨。

我们掌握着大量证据，揭示非法UCM对社会造成的冲击。自2020年上任以来，联合国“单边强制措施对享有人权的负面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阿莱娜·杜汉（Alena Douhan）已撰写了大量重要研究，记录了从叙利亚到委内瑞拉等地的 UCM 影响。2021 年，杜汉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表示，UCM 的影响“对弱势群体尤其严重”，包括妇女、儿童，以及“原住民、残疾人士、难民、国内流离失所者、移民、生活在贫困中的人、老年人、罹患重病的人群，以及其他在社会中面临特殊挑战的人”。

我们的最新专题《帝国主义战争与全球南方的女性主义抵抗》（2025年3月）重点揭示了UCM被用来打击那些仅凭存在就对全球北方构成挑战的国家和社会。我们关于UCM影响的研究与杜汉（Alena Douhan）在2021年的发现相呼应，即这些机制会对最脆弱的群体造成沉重打击。而这些被称为“脆弱群体”的人，正是反抗UCM的主力军：他们远非毫无防御能力，反而处在动员反击、抵制混合战争残酷性的最前线。

本期专题主要聚焦委内瑞拉，我们采访了农民与工人组织的领导人，例如“无国界女英雄组织”（Organización Heroínas sin Fronteras）和“委内瑞拉住房大会·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之父”（Asamblea Viviendo Venezolanos Jorge Rodríguez Padre）。UCM造成的灾难使家庭陷入困境，再加上父权制下妇女被迫承担大部分社会再生产工作，这些工人阶级和农民妇女组建了多种互助组织，以在社会中建立政治力量。在缺乏自来水、药品甚至粮食的情况下，她们建立了由诊所和食物银行组成的集体性互助组织，这些机构虽得到了一些国家支持，但主要还是依靠妇女自身的努力。

2021年12月，我访问了阿尔托斯·德·利迪塞公社（Altos de Lídice Commune），在那里我见到了一群为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困境而聚在一起的妇女。该公社由6,000多名居民组成，分为八个社区委员会（consejos comunales）。委内瑞拉的公社（comunas）以民主大会为基础，被设想为一种地方自我治理的空间，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石之一。动员群众参与，而不仅仅是依靠官僚体系来解决问题，是它们的理念之一。我那天遇到的这些妇女谈到了她们创办的诊所——她们邀请了附近医院的医生来为社区提供诊疗服务，并发放免费药品（这些药品来自她们与智利一家妇女医院建立的联系）。这项工作由女性主导，“我们也会‘利用’男人”，该团体的一位领导人阿莱杭德拉·特雷斯帕拉西奥斯（Alejandra Trespalacios）打趣地说。她们最感人、也最有效的行动之一是“阿雷帕佐”（arepazo）——向社区中最脆弱的人群分发“阿雷帕”（arepa，一种圆形夹馅玉米粉饼）。她们每三个月会为儿童和老年人称重，凡是体重不足的人都会得到一个阿雷帕，作为她们对社区每一位成员承诺的象征；这些数据也帮助她们确定在社区内将食物支援投向何处。“这是奋斗的时代，”特雷斯帕拉西奥斯说。阿雷帕佐是公社对抗营养不良和饥饿斗争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我们的专题报告指出，还必须认真思考性别是如何在此类重要行动中“强化政治劳动的性别分工”的。 “虽然妇女在社区组织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发挥领导作用，但这种情况并不必然延伸到其他政治代表和国家治理领域。” 确保女性领导人能够从社区层面走向更高责任与更大权力的斗争，是工人阶级与农民妇女的根本斗争之一。

奥尔加·卢萨尔多（Olga Luzardo）（1916–2016）十二岁时加入了位于西北部城市马拉开波（Maracaibo）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1931年，她成为委内瑞拉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de Venezuela，PCV）的创始人之一。年轻的卢萨尔多曾在委共的胡志明学校（Ho Chi Minh School）任教，还带着她的“流动学校”走遍委内瑞拉，把马克思主义带给民众。1937年，她参与了委内瑞拉妇女代表大会（Congreso de Mujeres），该大会起源于委共的妇女文化团体。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Marcos Pérez Jiménez）独裁时期，她曾被捕并被流放至苏联，直至1958年才返回委内瑞拉。她曾使用多个化名，如在反抗委内瑞拉资产阶级斗争中使用的“豪尔赫”（Jorge），以及受十月革命启发的“彼得罗夫娜”（Petrovna），在这一笔名下，她以记者与诗人的身份赢得声誉，致力于为反抗创造新的语言。1950年至1952年入狱期间，她创作了多首诗歌，后收录于1998年的诗集《新鲜的足迹》（Huellas frescas，Fresh Footprints）中，其中一首诗写给她的女儿伊瓜拉娅·佩雷斯（Iguaraya Pérez）以及全世界的女孩，鼓励她们成为一名“战士”，为正义而战：

女儿啊，我希望你成为一名战士。

愿你的鲜血，

在必要之时，浸透飘扬在世界各地的多彩旗帜，

为我们的事业而洒。

愿和平——在仍有国家与边界存在之时不可能实现的和平——

永远不要让你在空想中度日，

也不要让你缺少背上那支好枪。

当我们所有人都

拥有武器并渴望不同的生活之时，

整个地球将成为一个共同的家园。

为了有和平，我的女儿，

世上的穷人必须拿起武器。

因此，我希望你是一名战士。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