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第49期新闻稿:敌人摧毁了一个巴勒斯坦,伤口却造就了更多个巴勒斯坦
Were the Palestinians killed in Gaza treated with as much dignity as the Israelis killed on 7 October? Are their lives, and deaths, assigned equal worth? The uneven response to these deaths, alongside the uncritical acceptance of this unevenness, shows there is an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humanity, characterised by the perverse inversion of ‘humanitarian’ concepts and brazen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Despite the ‘humanitarian pause’, Israel arrested almost as many Palestinians during the first four days of the truce alone as it released through the hostage transfer,
and the bombing resumed just as viciously as before.
《生命尚未开始就被夺去》马拉克·马塔(巴勒斯坦)作于2023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人道主义暂停”一词的不妥显而易见。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之间短暂间歇毫无人道主义可言。没有真正的“暂停”,只有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我们正在目睹道德败坏的机制化,使用意义重大的老话(“人道主义”),并将其简化为空洞的新词,背叛了其原本的含义。以色列第一轮轰炸的废墟还没来得及清理,轰炸就又开始了,跟以前一样凶残。
“人道主义”一词已被西方弄得伤痕累累。你可能还记得另一个词“人道主义干预”,在西方军事干预的合法性因美国2003年非法入侵伊拉克而荡然无存之后,这个词被用作2011年摧毁利比亚的幌子。为了恢复这种合法性,西方推动联合国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产生了新的理论——“保护责任”(R2P),该理论虽然声称“确保国际社会保护人民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但却使西方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使用武力。2011年袭击利比亚就依照了这一理论。人道主义的幌子被用来摧毁利比亚政权,使该国陷入似乎永久性的内战。在以色列轰炸加沙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哪怕一丁点保护责任的影子(2008-09年没有,2014年没有,现在也没有)。
自10月7日以来,因以色列而流离失所和被杀害的巴勒斯坦人比在 1948年“纳克巴”(大灾难)中流离失所和遇害的人还要多,但这似乎已经无关紧要。如果说“人道主义”一词在1948年还有意义的话,那么现在肯定没什么意义了。
《洗劫艺术博物馆》哈娜·马拉拉(伊拉克)作于2003 年
随着死亡和流离失所者人数的增加,麻木感也在滋生。一开始只有一百人死亡,后来又多了一百人,并迅速增加到上万人。伊拉克约有一百万人在美国的进攻中丧生,死亡规模之大及其匿名性使得世界其他地方对此有一种距离感。除非每个死者和流离失所者都有相关报道,否则人们很难理解这些数字。
这里的部分问题是,国际上把人类分成三六九等导致对人生命的衡量不公正:在加沙被杀害的巴勒斯坦人是否与在10月7日被杀害的以色列人一样受到有尊严的对待?他们的生命和死亡是否等价?对这些死亡事件的反应不一,而且不加批判地接受这种反应不一,这表明国际上仍然会把人类分成三六九等,不仅被西方领导人所接受,而且还在延续,他们允许杀害更多的有色人种而不是白人,后者被视为珍贵,而前者则被视为可有可无。
《无题》阿卜杜勒·拉赫曼·穆扎延(巴勒斯坦)作于2000年
在“人道主义暂停”期间进行了人质交换,哈马斯和巴勒斯坦各派释放了 110 名以色列人,以色列则释放了 240 名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以色列伤亡人员(其中许多是加沙地带边境围栏附近定居点的居民)和其他人质(如泰国和尼泊尔的务工者)的遭遇现已众所周知。巴勒斯坦伤亡人员的经历却少有讨论和了解。同样被忽视的是,10月7日之后,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行动,拘留3000多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近200名儿童。现在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巴勒斯坦人比10月7日之前还多。仅在停火的头四天,以色列逮捕的巴勒斯坦人几乎与通过人质交换释放的人数一样多。
值得注意的是,在从以色列监狱释放的巴勒斯坦人中,大多数(超过三分之二)从未被指控犯有任何罪行,却一直遭以色列军事法律体系的“行政拘留”,这意味着,根据人权组织卜采莱姆(B’tselem)的界定,他们被关押没有时间限制,“未经审判[和]没有犯罪,理由是这些人计划在未来触犯法律”。其中一些人无限期迷失在以色列监禁系统的迷宫中,甚至连最基本的人身保护权都无法行使,不能出庭,不能见律师,也无法获取对他们不利的证据。以色列目前关押着7000多名巴勒斯坦政治犯,其中许多人与左翼派别(如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有关联。其中2000多名囚犯被行政拘留。
很多巴勒斯坦囚犯是儿童。很多人在以色列系统中度过了数年,经常被行政拘留,无法提出释放申请。 “保护儿童国际巴勒斯坦分部” 〔Defence for Children International (Palestine)〕报告称,每年有500-700名儿童被拘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5年一份令人不寒而栗的报告显示,以色列完全违反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1990年)。该公约第 37 条规定,“对儿童的逮捕、拘留或监禁应符合法律规定并仅应作为最后手段,期限应为最短的适当时间”。多个案例表明,以色列把逮捕作为第一手段,并长期关押儿童。
“保护儿童国际”研究了2016年 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被捕的 766 名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在押儿童的宣誓证词。分析得出如下数据:
75%的在押儿童遭受过身体暴力。
80%被脱衣搜身。
97%在没有家人在场的情况下接受审讯。
66%没有被适当告知他们的权利。
55%被要求在希伯来文文件上签字,而大多数巴勒斯坦儿童不懂希伯来文。
59%在夜间被捕。
86%未被告知被捕原因。
58%在被捕期间或之后遭到辱骂、侮辱或恐吓。
23%因审问而被单独监禁两天或两天以上。
《监狱》斯利曼·曼苏尔(巴勒斯坦)作于1982年
巴勒斯坦儿童遭受暴行但却不为人知的案例有成千上万个。其中,艾哈迈德·马纳斯拉于2015 年10月12日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被捕,年仅13岁,罪名是刺伤两名以色列人:20岁的保安约瑟夫·本-沙洛姆和13岁的男孩纳奥·沙莱夫·本-埃兹拉,后者在袭击中幸免于难。以色列法院最初认定艾哈迈德犯有罪,但后来改变说法,称刺杀这两名以色列人的是他15岁的表弟哈桑·哈立德·马纳斯拉,在现场被击毙。没有证据表明艾哈迈德是同谋,但他还是被判处九年半监禁。
现年21岁的艾哈迈德·马纳斯拉仍在狱中,已被单独监禁数月之久。大赦国际的胡卢德·巴达维9月下旬表示,艾哈迈德“在单独监禁两年多之后,被送往阿亚隆监狱的精神保健科。以色列监狱管理局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将艾哈迈德的隔离监禁时间再延长6个月。超过15天的长期单独监禁违反了绝对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规定”。
艾哈迈德的案件发生在所谓的“持刀袭击”浪潮期间,当时年轻的巴勒斯坦人被指控持刀冲向以色列军事哨所,然后被枪杀。当时,我对其中几起袭击事件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些袭击事件的依据仅仅是以色列士兵的一面之词。例如,2015 年12月17日,胡瓦拉检查站的以色列士兵开枪打死15岁的阿卜杜拉·侯赛因·艾哈迈德·纳萨斯拉。目击者告诉我,这名男孩在遭到致命枪击时双手高举。其中一位名叫纳赛尔的目击者告诉我,当时并没有刀,他“亲眼看到他们杀死了男孩”。救护车司机卡迈勒·巴德兰·卡巴兰没有获准去领回尸体。以色列方面想控制尸体,并对此事讲述他们想要的版本。
另一个例子是希伯伦23岁的阿纳斯·阿拉特什。阿纳斯和他的兄弟伊斯梅尔在杰里科工作一周后开车回家,车上装满水果和蔬菜。在一个检查站,阿纳斯按指示下车,一名以色列士兵开枪将他打死。第二天早上,以色列媒体报道说,阿纳斯当时试图杀死以色列士兵。记者本·埃伦赖希怀着对真相的坚定决心报道了此事,他找到了阿纳斯家人的说法。家人说阿纳斯对政治毫无兴趣,他正在学习会计,希望能尽快结婚。以色列士兵和情报官员不停向伊斯梅尔盘问他哥哥是否有刀。根本就没有刀。阿纳斯是被残忍杀害的。一位目击者告诉埃伦赖希:“这是一个野蛮国家。他们不知羞耻”。目击者说的是以色列士兵。
选自系列作品《鸟之眼》哈基姆·阿拉科尔(也门)作于2013年
以色列的占领手法是对巴勒斯坦人施压,直到发生暴力行为——比如说持刀袭击,甚至是捏造持刀袭击——然后以发生的事件为借口,建立更多非法定居点,加剧巴勒斯坦人的流离失所。10月7日之后发生的事件继续这一逻辑。以色列利用像阿纳斯、阿卜杜拉和艾哈迈德这样的人,以及围绕对他们的罪行指控编造故事,作为加大巴勒斯坦人房屋拆毁力度和扩大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理由,加速了永久浩劫(Permanent Nakba)。
十年前,我见到了任教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纳德拉·沙鲁布-克沃尔金教授。她研究占领如何产生一种受害者身份常态,这种常态从街头延伸到巴勒斯坦人最私密的空间。她的著作《安全神学、监视和恐惧政治》(2015年)让我们一窥定居者和以军日常暴力对待巴勒斯坦人所滋生的恐惧链条,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分娩和埋葬死者时面临的困难。沙鲁布-克沃尔金写道,暴力的严重程度和不确定性让巴勒斯坦妇女说出“被掐住脖子、窒息或堵嘴”的经历,她们有很多孩子因此失去了活下去意志。巴勒斯坦普遍存在着社会创伤,即沙鲁布-克沃尔金所说的“社会灭绝”:社会的死亡。
五十多年的占领和战争造成了一种奇怪态势。埃伦赖希和沙鲁布-克沃尔金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扇了解这种疯狂的窗口。住在耶路撒冷的沙鲁布-克沃尔金告诉我,她是每天送巴勒斯坦儿童上学的妇女团体成员之一,因为对他们来说,独自面对警察和定居者,甚至在巴勒斯坦家人和朋友的陪伴下面对警察和定居者都太过危险。一个名叫玛拉的8岁女孩告诉她:“他们吓到我了!”(“Bikhawfuni!”)。
孩子们在学校画画。其中一个孩子画了一个巴勒斯坦小丑。当沙鲁布-克沃尔金问这个9岁孩子什么是巴勒斯坦小丑时,他解释说:“这就是。巴勒斯坦小丑会哭”。
《萨布拉和夏蒂拉》阿卜杜勒·拉希姆·纳戈里(巴基斯坦)作于1982年
1977年巴基斯坦发生军事政变后,诗人法伊兹·艾哈迈德·法伊兹移居贝鲁特编辑《莲花》杂志,他以惊恐的笔触描写了巴勒斯坦人的困境和斗争:
敌人摧毁了一个巴勒斯坦。
伤口却造就了更多个巴勒斯坦。
法伊兹的诗作《巴勒斯坦儿童的摇篮曲》写于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期间,反映了当今巴勒斯坦儿童面临的现实:
别哭,孩子们。
妈妈刚刚哭着睡着了。
别哭,孩子们。
爸爸刚刚离开这个充满悲伤的世界。
别哭,孩子们。
哥哥和弟弟在异国他乡。
姐姐和妹妹也去了那里。
别哭,孩子们。
死去的太阳刚刚沐浴一新,月亮被埋在院子里。
别哭,孩子们。
如果你哭泣,
你的妈妈、爸爸、兄弟姐妹
还有太阳和月亮
会让你越哭越伤心。
也许只要你笑一笑,
他们总有一天会乔装打扮回来
跟你一起玩。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