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第49期新闻稿：地球对资本主义气候灾难深感不满

《消融的物质》，纳兹戈尔·安萨里尼亚（伊朗）作于2020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于巴西亚马逊地区的贝伦落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在闭幕式上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斯蒂尔来自格林纳达，此前长期在企业部门任职，随后又在亲企业的新民族党执政期间任格林纳达的环境与气候适应部长。他在演讲中提到“今年，否认、分裂和地缘政治给国际合作带来了沉重打击”。不过，他还是坚信“气候合作仍然充满活力并在积极进行，使人类始终为宜居星球而斗争，寻找坚实的解决方案，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以内。”听到斯蒂尔的演讲时，我以为他谈论的是另一个星球。

2025年5月，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警示在2025年至2029年间，至少有一年的全球近地表平均温度超过2015年《巴黎协定》目标的概率是86%，即比工业化前（1850–1900）平均水平高1.5℃。报告也警示，2025年至2029年的五年均值有70%的概率比工业化前的平均水平高1.5℃。2025年10月下旬，即COP30召开的前几周，美国生物科学研究所发布了《2025气候报告：悬崖上的星球》，指出“2024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再度刷新，标志着气候剧变的加剧”，同时“34项地球生命体征指标中，有22项处于历史新高”。平心而论，斯蒂尔并未暗示人们可以自满。他说：“不是说我们正在赢得气候斗争的胜利。但不可否认，我们仍在其中，并且正在反击。”

在这一点上，我们所见略同。

《消融的冰山》，苏宇（中国）作于2022年。

就在同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了一份题为《2025年适应差距报告：空转前行》的报告，发人深省。报告不仅描绘了全球北方提供的气候资金不足，也揭示了对全球南方的系统性遗弃。报告提出，世界“正在为增加气候韧性作准备，却没有资金来实现。”资金问题是个中关键。1997年，COP3首次在京都召开，设立清洁发展机制，首次提出资助气候转型的承诺。2001年，COP7在马拉喀什召开，通过设立“最不发达国家基金”和“气候变化专项基金”开展资助。2009年，COP15在哥本哈根召开，迎来突破性时刻：北方富裕国家承诺到2020年前，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然而，即便是哥本哈根承诺也是空洞的。富裕国家没有条约义务兑现1,000亿美元的承诺，也没有执行机制迫使承诺方履行诺言，更遑论大部分的资金是以贷款形式出借，而非赠款形式提供。

2015年，COP21在巴黎召开，哥本哈根会议提出的每年1,000亿美元的资助得到重申，并延长至2025年。2021年，COP26在格拉斯哥召开，较富裕国家承认未达目标，并且重新做出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承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对承诺未能兑现和虚假宣言给出严肃说明。其中三点至关重要，需要关注：

1. 到2035年前，发展中国家每年仅气候适应一项（不计入气候减缓与损失和损害）将需要3,100亿至3,650亿美元。如果每年的通胀率是3%，那么到2035年前，每年实际所需的气候适应经费就是4,400亿至5,200亿美元。
2. 2023年，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适应资金仅为260亿美元，低于2022年。其中，58%的资金通过债务工具给出，而非赠款形式提供。这是一种针对绿色发展的“结构性调整体系”，对气候灾难责任最小的国家被迫借债来应对逐渐逼近的灾难影响。
3. 通过简单计算可知，实际需求是当前资金流的12到14倍，这导致每年的适应资金缺口高达2,840亿至3,390亿美元。

《扫一扫》，诺·提让·费多斯（马来西亚）作于2021年。

围绕气候灾难的整个讨论中蕴含一个巨大的悲剧：由较贫穷国家占据多数的172个国家已经制定了国家适应计划、政策和战略；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指出，由于制度框架薄弱、技术能力有限、难以获取气候数据，这些计划中有五分之一都已过时，且资金难以保障、时常延迟。对较贫穷国家而言，与其说是政治冷漠阻挡前路，不如说是资源限制拦住脚步。即便他们已经尽量做了最坏的打算，也无法保证获得妥善开展工作所需的资源。资金长期不足使整个气候适应进程沦为空洞的形式：文件产出仅仅是为了合规。

随着气候债务被端上桌面，有观点声称绿色金融将吸引私人资本。但这同样是个幻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显示，私营部门对气候适应的投资不足50亿美元；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私营部门每年为气候适应提供的资金也不会超过500亿美元，远低于所需。实际上，只有在公共资金能担保或补贴回报时，通过所谓的“创新融资”或“混合融资”机制为私人投资“降低风险”，私人融资才会注入气候适应项目。因此，仍是较贫穷国家通过财政承担最终成本：私人投资者认为，一些气候适应项目在没有政府担保的条件下风险太大；政府就会提供有效担保，资助这些项目。正如我们在2025年10月的第93期汇编《气候危机实则是资本危机》中所述，这种绿色金融模式非但不能解决全球南方的气候债务，反而会使其固化。

《窒息的生命》，塔帕斯·达斯（印度）作于2021年。

今年，我们研究所的研究员也赴贝伦参与COP30，参加了2025年11月12日至16日的人民峰会，以直面官方会议。他们在第93期汇编中分享了相关发现。人民峰会汇聚了超过1,200个组织的25,000余名参与者。会后，“我们的美洲”办公室邀请巴西农村劳动者组织（MST）的芭芭拉·卢雷罗（Bárbara Loureiro）撰写一篇关于COP30的新闻稿。她在新闻稿中写道，巴西的农业综合企业是气候适应进程中“隐形的将军”，试图漂绿他们的经营方式，扩大获得公共资金的渠道，并将议题从气候减缓转向品牌重塑。

不过，纵观大会官方会场的议程，一个简单的问题由此产生：这一进程值得我们参与，还是应该任其消亡？继续参与缔约方会议至关重要，主要有以下三大原因：

1. 缔约方会议提供了一个能让全球南方要求补偿、获得损害赔偿以及气候适应支持的平台。正是在缔约方大会上，可以就反对气候债务融资和自愿性目标展开辩论。缔约方大会不是救赎圣所，但仍是一片斗争之地。
2. 缔约方会议让全球南方得以维持1992年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里约宣言》中所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3. 缔约方大会迫使富裕国家在公开场合开展谈判，而不是退居幕后，避免气候治理完全落于私人资本之手和富豪的非正式网络之中。关于气候融资应当是债务还是补偿的斗争也可以在公开层面展开。

COP30之后，我问“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的阿萨德•雷曼（Asad Rehman），为什么他认为在大会会场外的街头抗争具有意义。对阿萨德而言，首战是要说服气候运动人士，气候斗争并非仅仅关于化石燃料的使用，而是关乎经济和社会的危机，因此必须变革。阿萨德还告诉我“其实还是有些希望的”，因为气候运动正在指出，问题其实不在于缺乏资金，而在于缺乏政治意愿。正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最新报告《所有道路都通向改革：打造能够动员1.3万亿美元气候融资的金融系统》所述，资金是存在的。COP30召开之际，肯尼亚内罗毕也在进行《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框架公约》谈判会议。最富裕的国家在会上阻挠了加征公平企业税、让污染者为其造成的环境破坏买单的进程。如果公平企业税得以实施，每年就能征收5,000亿美元的税款，这将给气候补偿开个好头。就在全球北方坚称没有资金支持气候融资的同时，北约国家却同意将军费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而明确证据表明，军国主义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推手。阿萨德表示：“我看到气候运动主张取消债务、征收财富税、改革贸易规则，这是一个积极的动向。现在，气候运动开始明白，气候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这是一场范式转移。”

《农场》，胡安·米罗（西班牙）作于1921–1922年。

巴西农村劳动者组织的卢雷罗在给“我们的美洲”办公室的信件中提到，COP30是硬币的正反两面：“一面是名为‘市场解决方案’和金融脱碳的庆典，另一面……则是民众运动日益增强的写照，使贝宁成为一片包含谴责、国际主义团结和构建真正替代方案的领土。”卢雷罗在总结中呼吁我们将气候灾难理解为阶级斗争的场域，即只有超越资本主义才能克服的场域：

若不与资本主义模式决裂，便没有走出气候危机的真正出路；而若没有民众的组织、集体的斗争，没有与那些从灾难中牟利的结构的对抗，任何决裂都无从实现。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