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第26期新闻稿：从思想俘获到知识主权

《三位女学生》，杰拉德·塞科托（南非）作于20世纪40年代。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二十年前，我在南非与马拉维经济学家谭第卡·麦坎达维尔（Thandika Mkandawire ，1940—2020年）会面。我们聊起他那一代伴随民族解放运动成长起来的学者，谈及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 ，1931—2018年）、巴西经济学家鲁伊·毛罗·马里尼（Ruy Mauro Marini ，1932—1997年）与瓦尼亚·班比拉（Vânia Bambirra，1940—2015年）、巴基斯坦政治学者伊克巴尔·艾哈迈德（Eqbal Ahmad ，1934—1999年）、南非人类学家阿奇·马费杰（Archie Mafeje ，1936—2007年），以及尼日利亚政治学家克劳德·阿克（Claude Ake ，1939—1996年）。这批学者与同路人深知，真正的解放必须拥有独立思考社会与发展问题的能力。他们搭建大学、科研院所、出版社等各类载体践行这一理想，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国家规划委员会。他们的事业虽参差不齐、未尽圆满，却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当年在德班（Durba），谭第卡与我一同惋惜这一代学者遭遇的挫折。他对我说：“我们没能形成可持续的思想动能。”这番感慨，也被他写进2005年的著作《非洲知识分子》（African Intellectuals）当中。

20 世纪 80 年代债务危机、90 年代初苏联解体，彻底重塑了全球思想版图。其后果不只是广为人知的“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大肆扩张，更带来更深层的改变：整个知识领域遭到全面裹挟。我们将这一现象称作思想俘获。这一概念不同于对领土的殖民占领，无需军队与总督，而是依靠各类机构、物质激励、职称晋升体系，让外来理论逻辑逐步内化为本土学者的固有认知。评判思想俘获成功与否的标准，便是全球南方知识分子在多大程度上只能依托外来理论框架审视本国社会，且这套框架完全服务于全球资本利益。

《红色人群》，埃尔森·坎巴卢（马拉维）作于2024 年。

殖民主义自始至终都在刻意塑造民众的认知与思想。殖民管理者一贯宣称，被殖民民族缺乏自治能力，需要外部势力的引导。殖民教育体系培养本土精英，使其服务于殖民统治，并全盘接纳殖民体系的底层逻辑。而反殖民运动彻底颠覆了这一殖民遗产。来自全球南方的思想家们坚定主张，自身的历史经验也可以生成知识。他们立足本国社会现实，探讨土地改革与工业化的实施路径，并将这些思想落地于后殖民新兴国家的建设事业中。

然而在20 世纪 90 年代，局势彻底逆转，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被鼓吹为历史发展的终极形态。发展学的话语体系彻底改写，转而聚焦竞争力、市场效率、投资环境、财政纪律、通胀目标管控与放松管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美主流高校、以麦肯锡为首的咨询公司、信用评级机构及私人基金会共同构筑起强大的国际体系，进一步固化了这场思想变革。认同主流范式的学者与从业者便能源源不断获得资金、奖学金、科研资助、研修机会、职业资源与政策话语权。

《富拉尼骑士》，吉莫·博拉·阿科洛（尼日利亚）作于1962 年。

这一思想网络的影响力有据可查。1980 至 2000 年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四分之三的高级官员均毕业于英美高校。对于这家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金融机构而言，其思想核心高度集中在狭小的地域与单一的意识形态圈层之中。这种集中并非偶然，它折射出一个更宏观的趋势：北大西洋体系机构逐步垄断了全球经济理论的话语权与权威性。

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幅扩张针对全球南方国家公职人员的培训项目。数千名公务员、央行职员、财政官员、经济规划人员参与培训，整套课程围绕一套统一的宏观经济治理、财政政策、市场改革理论体系搭建。这些培训被包装成纯粹的技术教学，剥离意识形态属性。但所有技术培训都暗藏既定的价值判断：何为核心问题、何为发展目标、何为合规政策。其最终结果不只是政策建议的传播，更是统一思想框架的塑造，这也正是我与谭第卡在 21 世纪初所反思的核心问题。

《巴西中央铁路》，塔尔西拉·杜·阿玛拉尔（巴西）作于1924 年。

思想俘获之所以能够奏效，在于它以常识的面貌出现，使人们感受不到强制压迫。当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套预设被视作客观真理，学界讨论空间不断收窄，任何替代性发展思路都被贴上过时、脱离现实、不负责任的标签。大批新型政策制定者在全球南方各国涌现。在拉丁美洲，学者将这类群体称作“技术官僚”（technopol）。他们接受专业经济学训练，同时手握政策决策权。非洲、亚洲也出现了同类人物，其求学履历高度趋同：本国完成本科，赴欧美攻读研究生，在国际金融机构积累从业经历，最终归国进入政府经济部门任职。

这类人物比比皆是。尼日利亚的恩戈齐·奥孔乔·伊维拉（Ngozi Okonjo-Iweala）先后就读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在世界银行一路晋升，后来出任该国财政部长；印度的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求学剑桥、牛津，历任多项核心经济职务，作为财政部长推动印度经济自由化改革，之后出任印度总理。巴西的佩德罗·马兰（Pedro Malan）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博士学位，在市场化改革关键阶段出任财政部长。发展中国家各地都能找到拥有相似履历的官员。这群人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各自的政治立场，而在于他们都成长于同一套跨国思想体系。

《杂耍艺人》，雷梅迪奥斯·瓦罗（西班牙/墨西哥）作于1956 年。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精英高校、国际发展机构与全球咨询公司，逐渐串联成一条完整的职业输送通道。辗转于这些机构的经济学家共用一套研究方法、理论概念、行业准则与政策逻辑，形成了一个知识共同体。圈内人虽会在细节上产生分歧，但普遍认同财政紧缩、贸易自由化、放松管制、市场主导发展等核心主张，带来的影响极其深远。许多国家的知识界开始脱离民众真实生活：经济学家一味吹捧经济增长，国内失业与贫富分化却持续加剧；各界追捧财政指标达标，公共服务不断衰败；各国大力吸引外资，本土生产能力持续萎缩；宏观经济稳定的话术常常掩盖社会动荡的现实。

思想俘获造成最严重的后果是本土思想自信的瓦解。早年反殖民时代的思想家坚信，全球南方自身的社会实践能够孕育全新理论。他们清楚各国历史环境千差万别，政策必须贴合本土实情。与之相反，新自由主义时代催生了思想依附与盲从。本土专家不再以原创理论为核心使命，而是沦为外来理论框架的翻译者，把舶来模型套用于本国政策。

这种转变的证据既体现在各类机构运作中，也藏在话语体系里。21 世纪初，全球南方各国决策者共用一套标准化词汇：财政稳健、投资者信心、竞争力、通胀目标、结构性改革、营商环境、市场效率。这些概念绝非中立表述，背后根植于特定历史环境与机构诉求，却被包装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准则，无视各国独特国情。

《无题》，贝赫贾特・萨德尔（伊朗）作于1956 年

思想俘获并不意味着源自北方的所有思想都是无效的，也不代表应当摒弃知识交流。人类知识始终在不同社会与文明的对话中得以进步。问题不在于交流本身，而在于知识等级秩序。当单一体系的机构掌握绝对话语权，各类替代性观点在成型之前便遭到边缘化，问题便由此产生。如今我们的使命绝非走向思想封闭与孤立，而是重塑知识主权。这一理念曾在 21 世纪中期被印度进步大学生广泛倡导。全球南方国家需要立足自身现实独立思考，同时保持对外开放交流。这意味着重建能够产出独立科研成果的学术机构，壮大公立高校力量、扶持本土出版事业、拓展南南知识交流网络，倡导立足于大众真实实践的思辨讨论，摆脱金融市场的固有预设与利益导向。

以谭第卡为代表的反殖民先驱深知，解放的前提，是拥有从自身经验出发定义现实的能力。这一真理至今仍旧适用。未来的博弈不仅在乎资源、体制与权力，更在乎思想。精英高校、国际金融机构、信用评级机构、政策咨询机构、发展组织等经济思想制高点依旧垄断在狭小的北大西洋知识体系中。因此，破除思想俘获绝非单纯调整政策即可实现，更需要建立全新的知识权威中心，立足全球南方民众的实践经验与发展愿景，自主生成概念、理论与发展策略。倘若构建解放事业的思想已然被外部俘获，任何解放理想都无从实现。

《我们必将胜利》，丽娜·拉索（危地马拉）作于1959 年。

危地马拉革命者、诗人奥托·勒内·卡斯蒂略（Otto René Castillo，1934–1967年）写下三幕长诗《不问政治的知识分子》（Apolitical Intellectuals），警示世人：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学者绝非中立的技术官僚。这首诗作于 1965 年初，两年后他便遭危地马拉军方暗杀。

I

有一天，
我国的
非政治
知识分子
将由
我们最卑微的人民
审讯。

他们会被问到
当
故乡慢慢
消失之时
他们做了什么，
犹如甜美的火焰，
渺小而孤独。

没人会问他们的
着装、
午饭后
漫长的
午睡、
与虚无的
无果抗争，
也不会问
他们赚钱的
本体论
办法。
他们不会受到质问的是
希腊神话，
或当有人在内心深处
接受像懦夫一样死去的命运时，
他们所感到的自我厌恶。
他们不会被问到的是
他们荒谬的
理由，
这些理由源自彻头彻尾谎言的
阴霾之中。

II

那一天
谦卑的人们会到来。
那些在非政治知识分子
书籍和诗歌中
没有一席之地的人们，
却每天都给他们带来
面包和牛奶、
鸡蛋和玉米饼，
为他们缝补衣服的人、
为他们开车的人、
为他们照看狗和打理花园的人、
为他们工作的人，
他们会问：
“当穷人受苦，
当他们的温情和生命被扼杀，
你做了什么？”

III

我可爱祖国的
非政治知识分子，
你将无话可说。

沉默的秃鹫
将吞噬你的内心。
你自己的痛苦
会啃噬你的灵魂。
你将保持沉默，
为你们自己感到羞愧。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