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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第23期新闻稿:构筑我们理想中的新亚洲

仅凭经济增长无法让亚洲获得真正的主权,搭建区域性协调平台才是抵御帝国主义与新殖民主义不可或缺的现实刚需。

《盲人摸象》,富冈铁斋(日本)作于1921 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4 月 15 日,我有幸在印度尼西亚万隆的独立大厦(Gedung Merdeka)发表演讲。此行萦绕心头的并非怀旧之情,而是紧迫感。万隆从来不是一个展品,而是一份鲜活的政治遗产。1955 年,29 个亚非国家领导人齐聚这座大厅时提出的诸多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全球南方各国能否携手并肩,以主权与尊严共同行动?各国能否建立服务本国人民而非全球资本的制度?各国能否探索超越军事同盟与市场依附的全新合作模式?这些并非单独的历史议题,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命题,也指引着本研究所的工作。

再度驻足万隆、站上独立大厦的演讲台,便能真切感受到这段未竟历史的千钧重量。这座大厅留存着 1955 年与会各国的时代底色:各国饱受殖民创伤、历经战火摧残,心中却满怀无限希望与反殖民的坚定信念。我脑海中不断回响苏加诺的开幕致辞。他认为,将各国人民凝聚在一起的并非彼此相异的意识形态,而是“对一切形式殖民主义共同的憎恶”。万隆会议绝不只是一场国际会议,更是一声宣言:长久以来无权书写自身命运的民族,必须亲手重塑历史。

《革命战友》,辛杜达索诺·苏佐约诺(印度尼西亚)作于1947 年。

万隆精神如今身在何处?在我们的时代,这一概念荣光不复。虽然南南贸易规模有所扩大,“金砖+”等合作机制持续推进,但除此之外,全球南方仍四分五裂、士气低迷。全球南方涌现出一种新气象,各国渴望摆脱由北方国家主导的各类机构与信贷市场,由此生出新的底气。但这份新气象终究没能压过各国心中长久的顾虑:既畏惧北方国家施加制裁、发动战争等惩罚手段,又舍不得对方提供信贷、开放市场带来的发展机遇

由此,现实局面错综复杂,各类矛盾交织碰撞。一方面,北方国家的道义权威持续下滑,全球南方主张主权独立、战略自主的政治意识不断觉醒;另一方面,南方各国始终对美国的威胁心存忌惮,尤其是美国在国力相对衰退之际,行事愈发咄咄逼人。2026 年《民主感知指数》(Democracy Perception Index)的数据有力印证了各国对美国强权的认识与反感:在 97 个受访国家与地区中,仅有四处民众愿意接纳美国军事基地,分别是以色列、波兰、韩国,以及美国属地波多黎各。没有任何国家愿意深陷美国的捆绑,但所有人都清楚美国霸权潜藏的巨大危害与腐朽本质。美国近期在古巴、伊朗、巴勒斯坦和委内瑞拉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更是印证了这一点。

《衣装辩论》,巴德里·纳拉扬(印度)作于1997 年。

万隆精神依托多个平台形成制度化载体,其中最重要的便是 1961 年成立的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这一全球性组织与各类区域机构同步建立,旨在化解后殖民时代各国四分五裂的困局。不结盟运动意识到,单凭政治主权无法抵御北大西洋国家与跨国企业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因此倡导通过区域机构形成机制,捍卫国家主权、统筹发展事务、提升第三世界整体议价能力。伴随这些全球性机构,一系列旨在凝聚区域、大洲团结力量、构筑抵御帝国主义集体屏障的合作项目应运而生,包括 1945 年成立的阿拉伯国家联盟(Arab League)、1963 年成立的非洲统一组织(Organisation of African Unity,简称OAU)、1969 年成立的伊斯兰合作组织(Organis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简称OIC),以及 1973 年成立的加勒比共同体(Caribbean Community,简称CARICOM)。

加纳首任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牵头创立非洲统一组织,旨在搭建非洲大陆政治联合体,抵御外来资本带来的破坏。非洲统一组织主要作为外交机构,坚守反殖民团结立场,声援各地民族解放运动,维护领土完整。其继任机构非洲联盟(the African Union,简称AU)诞生于新自由主义泛滥的环境下,通过《2063 年议程》(Agenda 2063)等亲资本政策推进非洲大陆一体化。

2008 年,就在非盟向亲资本政策妥协之际,南美洲国家联盟(the Union of South American Nations,简称UNASUR)宣告成立,力求打造不受美国华盛顿操控的区域政治协调机制。与其他以贸易为核心的区域集团不同,南美联盟重点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区域医疗卫生合作、防务协同与外交斡旋。就像债务重压削弱非洲各国政府、不断消磨非盟发展潜力,近年来“愤怒浪潮”兴起,也使南美联盟的实力大幅衰退。

与此同时,亚洲甚至未能搭建一套区域框架的雏形。

《农夫》,阿里·伊曼(巴基斯坦)作于1956 年。

亚洲大陆一体化的理想早已遭日本军国主义玷污。当年日本打着泛亚主义的旗号,以“大东亚共荣圈”为口号横扫亚洲大陆。他们嘴上宣扬亚洲挣脱西方殖民统治,其军队却四处施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通常所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刚独立的国家都对大陆联合理念心存戒备,担忧区域主义不过是大国霸权野心的伪装。

但亚洲联合的夙愿并未消亡。1947 年 3 月,大英帝国行将撤出印度之际,印度领导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在新德里召开泛亚会议(the Asian Relations Conference)。来自亚洲各地的代表满怀反殖民热情,同心声援印度尼西亚、抵抗荷兰帝国主义的卷土重来。1952 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the Asia-Pacific Peace Conference)在中国北京举办,近 50 个国家的 470 名代表参会。与会者并非各国元首,而是工会人士、作家、妇女组织代表。他们共同反对朝鲜战争、核扩散以及日本重新军事化。亚洲联合所追求的不止是外交手段,而是鲜活的反帝人民传统。

然而,残酷的历史接踵而至。国家间冲突、遍布亚洲的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割裂了这片大陆,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起步谨慎、发展失衡,早期合作平台先天存在局限。1967 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共同创立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简称东盟)。东盟诞生于美国越南战争的阴影之下,带有鲜明反共底色。如今,东盟主要承担贸易机构的角色。亚洲开发银行(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亦是如此。它源于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现为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对发展融资的诉求,却很快在美国财政部的掌控下沦为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工具。

2001 年,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成立上海合作组织(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简称上合组织),代表另一股历史潮流:一套不再以北大西洋为核心、转而依托世界经济新兴重心亚洲逐步搭建的新秩序。上合组织最初以安全合作起家,在区域安全一体化、驱逐境外军事基地方面成效有限,但如今正逐步转型,搭建替代性贸易与金融合作平台。从中越高端制造产业带到印韩科技走廊,亚洲已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但这场经济转型始终伴随着政治层面的四分五裂。就在历史迫切要求各国加强协同的当下,国家间竞争、边境争端、对立民族主义、军事同盟,外加域外势力持续驻军,不断撕裂亚洲大陆。

《茶道》,武高谈(越南),作于1930 年。

亚洲联盟有望重塑万隆会议曾经树立的道义理想。当今世界四分五裂,犬儒主义盛行,政治沦为单纯的事务管控,不再谋求社会变革。巴勒斯坦依旧遭受残暴的占领;战争、制裁与军备扩张持续摧残全球各地民众;气候变化威胁着数十亿人,农村贫困人口首当其冲。同时,财富高度集中,劳动者却只能从事毫无保障的工作。这些并非各国、各地区独有的问题,而是一套资本利益凌驾于人本身的全球体系催生的结构性弊病。万隆时代的先辈坚信,饱受压迫的各国人民只要团结一致,就能缔造全新的世界,这份精神至今不可或缺。

因此,建立亚洲联盟并非空想口号,而是现实刚需。亚洲各国经济早已通过贸易、产业链、人员流动、金融、能源输送与基建通道深度绑定,却始终缺乏能够统筹各类联动关系的洲级政治机制。若缺少区域协同机构,经济一体化只会加剧不平等、激化竞争,甚至引发武装冲突。亚洲需要统一的合作机制:以外交手段缓和国家矛盾,统筹产业与科技发展规划,保障粮食、能源安全,应对水资源与气候危机,杜绝域外势力利用亚洲各国矛盾制造长期动荡。最重要的是,亚洲需要拥有与其经济体量相匹配的统一政治话语权。若区域团结无法进一步深化,亚洲的崛起极易走向分裂,受制于关税壁垒、单边制裁、军备竞赛与外部势力操控。

《双人扇舞》,潘玉良(中国)作于1955 年。

当我站在独立大厦(Gedung Merdeka)之中,心中缅怀的不只是 1955 年齐聚于此的各国领导人,还有他们之后一代代的奋斗者。他们遍布亚洲,为土地改革、扫盲普及、公共医疗、劳工权益与文化尊严奔走抗争。他们的诸多理想虽中途受挫,却从未彻底熄灭。万隆当年的诉求之所以至今尚存,根源在于滋生这些诉求的现实矛盾并未消失。殖民统治虽已正式落幕,等级秩序披着新的形式延续下来,经济依附的格局根深蒂固,军事力量依旧左右国际关系;但反抗从未停歇,全球南方的人民始终在诉求主权、平等与和平。

2025 年 11 月,我曾为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亚洲板块撰文。我当时抛出一问:亚洲一体化能否可能实现?我的回答是:“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应当就此展开深度探讨,构建全新进步泛亚主义,树立一套大陆层面的愿景,通往摒弃贪欲、包容人类丰富情感与多元生活的新型社会主义世界。”本研究所的亚洲部分正是为推动这场讨论、构筑这一远景开展当下的工作。

我依旧坚信,畅想全新进步泛亚主义能够促成这片区域迫切需要的深度对话。或许我们可于 2030 年齐聚印度尼西亚,纪念万隆会议 75 周年,顺势发起筹建亚洲联盟。但这场盛会的实现有一个前提:亚洲各国人民持续抵制本地区军备扩张。从冲绳到菲律宾,各类社会运动和社会组织已然要求撤除美军基地,这也是一切具备实质意义的区域合作的先决条件。

1947 年的泛亚会议上,尼赫鲁在演讲结尾发出铿锵有力的行动号召,道出各民族奋起前行的时代大势:

亚洲各族人民身上涌动着全新活力与蓬勃的创造力。广大民众已然觉醒,要求夺回属于自己的遗产。变革之风席卷整个亚洲。我们不必畏惧这股浪潮,反倒应当欣然接纳。因为唯有依靠人民,我们才能构筑心中理想的新亚洲。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