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1年的一份新报告《与自然和平相处》强调了“气候、生物多样性损失、污染等地球三大紧迫环境问题的严重性”。环境署称，这三个“人类自作自受的地球危机将今世和后代的福祉置于难以容忍的风险之中。”本期红色警报发布之际恰逢6月5日世界环境日，是与国际反帝国主义斗争周（International Week of Anti-Imperialist Struggle）联合编写的。

生态系统的退化速度惊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2019年的报告提供了几个关于环境破坏程度的实例：

资本主义使得生态系统退化加速，加剧了污染、浪费、森林砍伐、土地用途改变和土地开发等现象，并强化了碳驱动能源系统。例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2020年1月的报告《气候变化与土地》（Climate Change and Land）指出，人类已知湿地仅剩15%，且大多数已退化到恢复无望的程度。环境署2020年的文件显示，2014年至2017年，珊瑚礁遭受了有记录以来最为持久的严重白化现象。预计珊瑚礁将随着气温上升而急剧减少；如全球升温1.5摄氏度，仅10%到30%的珊瑚礁可存活；如升温2摄氏度，则幸存的珊瑚礁将不足1%。

就目前情况而言，北冰洋到2035年极有可能将无冰可寻，这将破坏北极生态系统和洋流循环，全球和区域的气候和天气或将因此改变。北极冰盖的这些变化已经引发了大国之间对该地区军事主导权和宝贵能源、矿产资源控制权的争夺，进一步为毁灭性的生态破坏埋下隐患。2021年1月，美国军方在一份题为《重掌北极主导权》（Regaining Arctic Dominance）的文件中将北极定性为“兼具角逐场所、争端进攻路线、美国众多自然资源的重要来源地以及全球实力展现平台。’

在海洋变暖的同时，重金属、溶剂、有毒淤渣等工业废物的年倾倒量高达4亿吨，这还不包括放射性废物。这些废料极具危险性，但它们在海洋倾倒垃圾总量中仅占极小比重，此外还有数百万吨的塑料垃圾。2016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到2050年，海洋中塑料的重量可能会超过鱼类的重量。海洋中的塑料会聚集成螺旋形漩涡，太平洋垃圾带（Great Pacific Garbage Patch）便是其中之一，在160万平方公里（大致相当于伊朗的面积）的聚集区内漂浮着约79,000吨的海洋塑料。太阳紫外线将塑料碎片分解为无法清理的“微塑料”，这些微塑料将扰乱食物链、破坏栖息地。工业垃圾倾倒至各种水域，包括河流等淡水水域，每年至少导致140万人因饮用水被病原体污染死于本可预防的疾病。

各种水域里的垃圾在人类产生的垃圾中仅占一小部分，每年垃圾总量预计为20.1亿吨废物。这些垃圾中只有13.5%被回收利用，5.5%用于堆肥，其余81%被丢弃在垃圾填埋场，被焚烧并释放温室气体等有毒气体，或者流入海洋。按照目前的垃圾生产速度，这一数字到2050年预计将上升70%，达到34亿吨。

一切研究都表明，包括垃圾制造在内的污染并未减缓，气温上升速度并未放慢。例如，环境署2020年12月的《排放差距报告》（Emissions Gap Report）显示，以目前的排放速度，到2100年全球气温将比工业化前的水平至少提高3.2摄氏度，这一数字远超过《巴黎协定》设定的1.5-2.0度限制。地球变暖和环境恶化是相互影响的：2010年至2019年，森林砍伐、耕地土壤碳素损失等土地退变现象造成了四分之一的温室气体排放，而气候变化则进一步加剧了荒漠化，扰乱了土壤养分循环。

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宣言中，得到国际社会共识的第七项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规定，所有国家均需承担一定的“共同”减排责任，但由于发达国家历史上在造成气候变化的全球累积排放量中所占份额远远大于其他国家，它们要承担更大的“有区别的”责任。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Carbon Dioxide Information Analysis Centre）全球碳计划组织（Global Carbon Project）的数据显示，美国一国自1750年以来就是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源头。历史上的碳排放大国均为工业殖民列强，主要是欧美国家。从18世纪开始，这些国家在大气中的碳排放量不但占大部分，而且不断透支与其人口比例相称的全球碳预算份额。而对造成气候灾难负有最少责任的国家，比如一些海岛小国，却要承受最严重的后果。

基于煤炭和油气的廉价能源以及殖民列强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使得欧美国家得以用牺牲殖民地的代价来提升本国国民的福祉。如今，7.47亿欧洲人与13.8亿印度人的平均生活水平存在极大差异，与一个世纪前同样显著。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对碳特别是煤炭的依赖程度居高不下，但即便如此，中印两国近来的碳使用量也远低于美国。2019年，澳大利亚人均碳排放量为16.3吨，美国为16吨，是中国的7.1吨、印度的1.9吨两倍以上。

世界各国都必须采取措施，摆脱对碳基能源的依赖，防止环境严重恶化，但发达国家应负责采取两大紧急行动：

正因为此，在2016年的坎昆会议上，众多气候会议的与会国家一致同意设立绿色气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当前目标是截止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由拜登新政府执政的美国已承诺在2024年前将其国际援助金额翻一番，并将用于适应气候变化的资助增加两倍。但鉴于基数很低，这个金额仍远远不够。国际能源署每年都在其《世界能源展望》（World Energy Outlook）中表示，用于气候的全球实际资金应达到万亿规模。西方大国无一向该基金承诺过如此规模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