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第34期新闻稿：资本主义之根贯穿奴隶制

《这件事，我知道是真的》，诺德琳·皮埃尔（海地）作于2023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帝国讲述自身的故事时，总带着一种心安理得。在这些故事里，资本主义被描绘成欧洲才智的自然绽放，是理性、科学发现、技术创新与勤勉个人节俭的产物。殖民主义和奴隶制即便被提及，也被当作可叹的插曲，摆放在一场势不可挡的现代性进军之旁。

2026年8月，我们发布了普拉比尔·普尔卡亚斯塔（Prabir Purkayastha）撰写的最新研究报告《资本主义的根源：奴隶制与食糖贸易》（The Roots of Capitalism: Slavery and the Sugar Trade），呼吁我们抛弃原本那套令人安慰的神话。这份报告开启了我们的新系列“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该系列将审视现代世界的形成，同时把帝国主义与民族解放斗争之间的辩证关系置于这一进程的核心。报告的大部分内容写于2023年10月至2024年5月之间。他因印度政府更大范围地打压新闻自由与进步声音受到非法逮捕，在这225天里关押在德里罗希尼中央监狱（Rohini Central Jail）。收押期间，探视时来回传递的纸片成为这部食糖、奴隶制与资本主义历史的开端。于是，一部研究禁锢与剥削制度的著作写于禁锢之中，出自一颗拒绝禁锢的头脑。个中微妙，恰如其分。

研究报告的核心是食糖。它是殖民时代最重要的精神活性商品之一，与酒精、巧克力、咖啡、鸦片、茶叶和烟草一道，为工业革命提供了燃料。在食糖成为欧洲工人餐桌上的寻常之物以前，它是国王和贵族享用的奢侈品。食糖转变为大众消费品靠的不只是口味的变化，还需要土地的掠夺、原住民社会的毁灭，以及人的暴力商品化。非洲人被捕获，横渡大西洋，作为奴隶劳工卖给种植园主。食糖是最早真正实现全球化的商品之一，而要成为这样的商品，需要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商业与金融体系，将非洲、美洲、亚洲和欧洲联结在一起。

殖民暴力的规模令人震惊。至少有1,000万被奴役的非洲人抵达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如果把在捕获、押解、拘禁和中途航程（即从非洲到美洲的强迫跨大西洋航行）中死去的人也计算在内，被劫掠参与跨大西洋贸易的非洲人总数大约在1,400万到2,000万之间。17至19世纪，亚洲和欧洲的人口大幅增长，非洲的人口却停滞不前，许多地区甚至出现下降。这场灾难并非贸易的偶然后果，而是通过研究报告所称的“枪支、奴隶与金钱纽结”制造出来的。欧洲的枪支火药用来交换被俘的非洲人，而这些人的出售所产生利润，又不断再生产着这一体系。

《城市生活》，奥斯蒙德·沃森（牙买加）作于1968年。

种植园兴建而起，用以组织、榨干这些劳动力。这并非更早的、前资本主义世界的残留物，而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试验田中的一块。在食糖种植园，种植与工业加工在现场整合起来，形成单一的劳动方式。甘蔗必须按照严格的时间表完成砍收、运输、压榨、熬煮和结晶。被奴役者按年龄和体力编成工组，在收获季节被驱赶着劳作，工作时长可达十八到二十小时。种植园管理者记着精细的账目，计算生产率，将维持生存的费用与重置成本相比较，把人当作固定资本，当作可以被耗尽、可以被替换的机器。正如美国人类学家西德尼·明茨（Sidney Mintz）所写，种植园是“田间与工厂的综合体”。它的工时-工作核算体系也预示了后来与现代工业工作场所相伴而生的管理体系。

伦敦、布里斯托尔、格拉斯哥和利物浦的食糖精炼厂属于英国最早一批工厂式的工作场所。航运、造船、仓储、保险、信贷和银行业围绕它们成长起来。到1774年，原糖占英国全部进口的五分之一。1700年至1800年间，英国的食糖进口增长了七倍。通过食糖积累的财富没有停留在遥远的加勒比种植园，而是为英国的商业和工业扩张提供了资金。据一项估计，到1770年，用于这种扩张的资本中有近40%来自奴隶贸易的利润。对殖民地投资的利润率可以达到对英格兰本土投资的四到七倍。换言之，正是殖民地提供了首付，才使工业革命在帝国中心成为可能。

《香蕉园》，拉萨尔·赛加尔（巴西）作于1927年。

英国的帝国特惠制殖民政策确保殖民地供应原材料，制造业则留在帝国中心。原糖横渡大西洋，运到英国精炼，让最大幅度的加价留在了英国。关税保护了英国精炼商，同时抑制加勒比地区的精炼，并使英国精炼商和加勒比种植园免受印度食糖的竞争。殖民主义不只是从殖民地攫取财富，还重组了整个经济体，使殖民地的生产能力在殖民统治正式结束很久之后仍然从属于殖民宗主国。这正是加纳首任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所说的新殖民主义。

普拉比尔坐在罗希尼中央监狱中，将资本的循环描绘为将印度、非洲、美洲和欧洲联结起来的行星级掠夺体系，而非简单的“大西洋三角”。欧洲商人把印度纺织品运往西非，换取被奴役者。孟加拉的硝石是制造火药的关键原料，为那场可怖的贸易提供了武装。1757年英国征服孟加拉后，从印度农民身上榨取土地税，为这些出口付账。因此，“大西洋三角”只是一个横跨全球的更大掠夺结构的一部分。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浸染着非洲种植园奴隶劳工和饥寒交迫的印度农民的血。

《公投》，丹博拉·阿朗戈（哥伦比亚）作于1958年。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在一个没有殖民主义的世界里，是否可能存在某种想象中的资本主义。历史不会发生在想象的世界里，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与殖民掠夺密不可分。资本主义并非单独在英国乡村成形，然后和平地扩散到全球。它的历史必须同时扎根在英国乡村、加勒比种植园、波托西银矿、非洲的关押场、印度的税收衙门、运载被奴役者的船舱，以及欧洲的精炼厂中。

这段历史也使我们无法把卡尔·马克思所称的“原始积累（ursprüngliche Akkumulation）”当作一件已经完成的事项。原始积累的手段仍在我们身边发生：掠夺土地、将经济从属于单一作物生产、债务体制、不平等交换、对南方劳动的贬低，以及把财富转移进北方控制的金融体系。形式已经改变，但掠夺仍在继续。

切・洛夫莱斯（特立尼达）作于2016–2022 年。

如果认真对待这些剥削的历史，那么就不能将要求殖民赔偿简单视为一种道德呼吁，或是一种专注于过去的要求。赔偿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物质和政治上的必要：它不仅是对过往罪行的清算，也是对仍在运转的积累结构的对抗。这些结构经由殖民掠夺建立，并在当下继续再生产着全球不平等的现状。

这正是克韦西·普拉特（Kwesi Pratt Jr.）新著《赔偿：历史、斗争、政治与法律》
（Reparations: History, Struggle, Politics, and Law）的论点。印卡尼图书公司（Inkani Books）即将推出新的南非版，收录加纳总统约翰·德拉马尼·马哈马（John Dramani Mahama）所作的前言以及韦雷内·谢泼德（Verene Shepherd）教授所作的跋。无论是通过取消债务、归还被窃取的资源、转让技术，还是重建被殖民主义和结构调整摧毁的公共能力，对于那段确立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漫长掠夺史，赔偿都是与之对抗的重要解药。

《卡里亚库的大鼓舞》，卡努特·卡利斯特（格林纳达）作于1988年。

这从来不只是剥削的历史。种植园制度在每一个阶段都受到反抗。被奴役者逃亡、破坏生产、保存被禁止的文化习俗、建立逃亡者社区、组织起义，并最终打破了奴隶制表面上的永恒。以1804年独立为顶点的海地革命，至今仍是这一真理最伟大的宣言：即便最精密的压迫机器，也能被受压迫者击败。

1935年，海地马克思主义诗人雅克·鲁曼（Jacques Roumain ，1907–1944年）因祖国屡遭窒息扼杀而愤怒，写下了《几内亚》（Guinea）。这首诗由鲁曼的朋友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译成英文，有力地唤起了海地的非洲之源及其为尊严而进行的持续斗争：

通往几内亚的路很长
死亡领你上路。
这里有枝条、树木、森林。
听那风声穿过长发
在永恒之夜。

通往几内亚的路很长
你的父辈在那里耐心等候。
沿途交谈。
他们等待着。
此刻溪流叮当作响
如骨珠串成的念珠。

通往几内亚的路很长。
不会有明亮的欢迎为你铺陈
在这黑色的土地、黑色的人之间：

烟雾弥漫的天空被鸟鸣刺穿
河水如眼睁开
边上树木的睫毛在微光中展开。
那里，水边静静等候你的是一个村庄，
你父辈的茅屋，还有坚硬的祖辈之石
你的头终将安歇其上。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