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第38期新闻稿：现代化不等于资本主义

《步骤1—3》，三大洲社会研究所（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作于2026年。该作品收录于第104期专题报告《两条腿走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2026年9月。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出版了《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宣言》（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这本书的副标题揭示了它的真正目的。罗斯托并非只是在描述经济发展，而是在为冷战提供一种意识形态武器。他认为，所有社会都沿着同一条道路前进：从“传统社会”出发，经历“起飞的先决条件”、“起飞”、“走向成熟的进程”，最终抵达“大众高消费时代”。这条道路的终点就是美国本身：美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被塑造成世界其他国家效仿的典范。在罗斯托的叙事中，发展意味着模仿帝国主义西方的消费模式和制度形式；现代化意味着成为资本主义国家。

罗斯托的理论将“传统”与“现代性”对立起来，圣卢西亚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的理论更是如此。旧世界必须被清除，新世界才能出现。在这种叙事中，殖民主义消失了，奴隶制、掠夺、不平等交换，以及财富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向欧洲和北美有组织地转移，也都被抹去了。那些因帝国主义而陷入贫困的国家被告知，贫困源于自身落后的文化。它们不需要主权，也不需要社会革命；它们真正需要的，据说是外国资本、西方专家，以及耐心等待。

《两条腿走路》，三大洲社会研究所作于2026年。第104期专题报告《两条腿走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封面作品，2026年9月。

在此前一篇讨论激进传统的通讯中，我们探讨了激进政治领域围绕文化传承问题所展开的丰富而多元的讨论。然而，在中国，主要问题并非传统本身，而是屈辱。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到中国革命取得胜利（1949年），中国经历了后世所称的“百年屈辱”： 鸦片强行涌入中国，政府被迫接受不平等条约，领土遭外国势力侵占，港口受帝国主义垄断势力控制，国家则在军阀割据、外国占领和内战中被撕得四分五裂。资本主义进入中国时，手里拿的不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而是炮舰和麻醉品。资本主义力量既没有实现国家统一，也没有解放中国的生产能力。相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粉碎了中国社会，并强化了地主、买办以及外国资本的中间代理人。

对中国人民而言，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自身文明，也不意味着只能在西方现代化模式的门外等待入场。现代化意味着结束屈辱、恢复主权、实现国家统一、战胜饥饿与文盲，并建立起能够防止炮舰再次来袭的物质能力。按照这一逻辑，中国的现代化只有从民族解放开始，并通过社会主义才能不断向前推进。

我们最新的专题研究报告《两条腿走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着重阐述了中国革命承担的两项密不可分的任务：改变社会关系，以及发展生产力。一个贫穷的国家，不可能通过更平均地分配贫困来脱贫——它需要现代工业、科学、技术和基础设施。然而，面对新殖民主义体系设置的陷阱，中国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如果不解决所有制和社会解放的根本问题，中国能否完成这一任务？在这份专题报告中，我们将中国现代史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至1978年、1978年至2013年，以及2013年至今。

《步骤1》，三大洲社会研究所作于2026年。该作品收录于第104期专题报告《两条腿走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2026年9月。

1949年，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预期寿命约为35岁，识字率不足20%，工业生产能力极其有限，农村社会仍然由封建关系主导。因此，革命最初的举措既涉及社会关系的变革，也涉及物质条件的改善。至1953年，土地改革已向约3亿无地或少地农民重新分配了近4700万公顷土地。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被打破，但更深刻的变化也随之发生。农民体验到了“翻身”（fanshen）。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翻转身体”，但在革命话语中，它意味着摆脱受奴役的地位，挺直腰杆，成为国家发展进程中的积极参与者。现代化并非始于购物中心，而是始于土地、尊严以及奴役的终结。

大规模扫盲运动、公共卫生体系、农村阅览室和赤脚医生制度改变了整个社会。到1959年，识字率上升至57%；到1978年，预期寿命已超过63岁。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计划与统筹机制为工业一体化奠定了基础，包括钢铁厂、发电站、汽车及拖拉机制造厂、铁路和桥梁。这些成就都是在封锁、制裁和持续战争威胁之下取得的。国家主权已初具物质基础，但根基未稳。

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调整了策略，但未偏离历史方向。邓小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实质。中国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利用市场和外国资本发展生产力，但并未放弃国民经济命脉。国家对银行、能源、电信和交通运输等领域实行公共控制，从而得以引导投资，防止私营部门主宰社会。市场只是一种工具，不是最终目的。

这一阶段创造了极为丰厚的社会财富，并在1978年至2019年间帮助超7.65亿人摆脱了贫困。然而，这一时期也产生了严重的矛盾：不平等、腐败、地区发展失衡、劳动者承受的压力，以及生态环境遭到的严重破坏。承认这些矛盾，并非否定改革时期；正如肯定其成就，也无需掩盖其代价。社会主义建设并非一条预先铺设好、笔直向前的道路，而是一个充满斗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的能力催生新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又必须加以解决。

《步骤3》，三大洲社会研究所作于2026年。该作品收录于第104期专题报告《两条腿走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2026年9月。

自2013年以来，中国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其核心围绕三个理念展开：共同富裕、生态文明和高质量发展。精准扶贫动员了300多万名中国共产党干部，深入最后的极端贫困地区，实现最低收入保障、不愁吃穿，同时覆盖教育、医疗、安全住房、饮用水、电力和交通服务。国家没有坐等发展成果自动惠及贫困群众，而是逐户走访，查明原因、逐一攻克。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着手遏制私人资本权力的过度集中，加强对科技企业的监管，限制私人课外辅导行业，并依据“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原则，打击房地产投机。中国将信贷资源从投机活动转向战略性产业、公共基础设施和技术发展。这些并非微不足道的行政调整，而是涉及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究竟是资本支配社会，还是社会支配资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将中国式现代化概括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概念并不排斥传统，而是使中国能够汲取自身文明遗产中的养分，同时不屈从于封建等级制度，也不受西方文化支配。传统既不是只能供人观赏的博物馆展品，也不是必须被克服的障碍；它需要经过批判性继承，并与科学理性和社会主义伦理展开对话。

中国对历史屈辱的记忆，有时在西方被视为一种由国家操纵的心理怨愤。然而，屈辱不仅仅是一种感受。它指向一种物质现实：主权的丧失、资源遭到掠夺、技术发展受到遏制，以及一个民族的未来被置于外国势力的支配之下。如今对半导体的限制与制裁、贸易壁垒与军事包围，都在提醒中国人民，昔日帝国主义企图遏制中国发展的野心并未消失。因此，技术自主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主权捍卫在当代的一种表现形式。

中国的发展道路无法被其他国家简单复制。它源于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也源于一个能够跨世代进行规划的政党。没有主权，还能有现代化吗？中国的历史把这一紧迫问题摆在了全球南方面前。那些背负外债、依赖大宗商品出口，并丧失对数据、金融、技术、能源和交通运输控制权的国家，虽然在形式上拥有独立地位，却无法自主决定自己的未来。罗斯托的梯子交到了他们手上，却没有横档可攀。

《嫦娥同志》，范文南作于2022年。该作品为《文化纵横》2023年第1卷第2期封面作品，该期主题为《中国从极端贫困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2023年6月。

中国革命并没有寻求获得攀登罗斯托阶梯的许可，而是开辟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衡量中国现代化的标准，不应是商品的数量或亿万富翁的人数，而应当看：农民能否挺直腰杆，儿童能否读书识字，人们能否享有更长寿、更健康的生活，技术能否服务于社会需求，自然能否得到保护，以及一个国家能否在面对帝国主义时不低头屈服。中国的现代化并非乌托邦。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会产生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同样需要面对。或许，中国现代化最真实的考验，正是其适应时代变化、应对新挑战的能力。我们并不是说中国社会不存在问题，而是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这样一种内在机制：承认矛盾、调整方向，并通过斗争努力解决矛盾。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表明，欠发达国家能够在捍卫自身主权的同时，开辟一条有别于资本主义西方的发展道路。其中的启示并不是中国的道路可以被简单复制，而是现代化需要能够将主权转化为发展规划、技术能力、社会福利和集体力量的政治组织。这正是政党问题如此重要的原因。如果不分析中国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以及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全面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为了深入了解这一历程，请阅读我们的半年刊《文化纵横：当代中国思想评论》（Wenhua Zongheng: 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该刊由我们与全球南方学术论坛（Global South Academic Forum，GSAF）合作出版。

2026年全球南方学术论坛会议于10月17日至18日在上海浦东成功举行，主题为“全球南方政党力量：治理与现代化”。论坛汇聚来自全球南方各地的政党、社会运动组织和学术机构，为各方比较治理与现代化的不同经验创造交流空间，并共同探讨如何将主权转化为能够开展规划、推动发展和实现解放的制度。这里真正关乎的问题是：全球南方各国人民能否按照自己的意愿定义现代化，将其视为一种集体行动，共同建设一个摆脱依附关系的未来，而不是简单模仿他国的发展模式。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