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第43期新闻稿：超越单极、两极与多极的世界秩序

《云里云外13号》，劳同丽（中国）作于2025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苏联解体后的三十年间，大量出版物和新闻报道不断向我们灌输一种观点：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单一的中心——美国。冷战接近尾声之际，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于1990年提出了“世界新秩序”的概念。在这一正在形成的新秩序中，华盛顿将决定何种政治活动是可以接受的，美国军队将负责维护这些界限，而美国的金融机构则将为那些历经艰苦斗争才赢得独立的国家规定经济政策。有人告诉我们，历史上重大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结束，“单极时刻”这一说法，更是让这种世界格局看起来仿佛已成为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在这一说法背后，隐藏着一种政治主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不合时宜的思想，而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则是唯一可行的未来。

如今，随着美国掌控世界的能力在一些领域不断衰退，同时在另一些领域又遭遇强有力的抵制，这一说法已经越来越难以令人信服。在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我们借鉴了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在《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1997年）一书中提出的“中心国家的五大垄断”理论框架。这五大垄断分别是：技术、全球金融、自然资源获取、国际通信与媒体，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基于这一理论框架，我们发现，美国及其盟友在原材料、金融以及科学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正面临严峻挑战，而它们在军事力量和信息领域的优势则依然根深蒂固。美国主导地位在上述三个领域的削弱，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工业和技术的进步、遭受西方制裁及其他形式胁迫的国家所展现出的韧性，以及全球南方国家日益形成的自主发展新气象。尽管金砖国家（BRICS+）扩员进程错综复杂，但这一进程反映出一种共同愿望：拓展各国的发展选择空间。长期以来，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势力一直要求这些国家接受从属地位。

华盛顿影响力的衰退，让“多极化”这一概念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用以描述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世界不再由单一国家主导，这一局面确实有可能出现，但追求多极化的愿望不应取代对现实的深入分析。我们最新发布的专题报告《超越极性：世界秩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2026年10月）正是从这一警示出发，提醒我们不要只关注世界权力格局的变化，还应深入考察维系这一体系运转的社会关系。报告探讨了生产与技术、资本积累、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以及国际贸易和金融规则如何塑造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综合来看，这些因素揭示了世界体系中许多无法仅凭“极性格局”这一概念充分解释的层面，也让我们得以看到那些被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框架所掩盖的、持续存在的权力关系。

毫无疑问，世界经济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亚洲，中国处于这一重心的核心位置。与此同时，美国及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盟友依托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和联盟网络，维持着一种“极化帝国主义”的军事架构，而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仍然占据核心地位。尽管世界格局发生了诸多变化，各国经济实力此消彼长，却并未带来企业权力格局的相应变化。截至2026年3月31日，全球市值最大的十家上市公司中，有八家总部位于美国。这十家公司合计占全球股市总市值的约六分之一，分别是：英伟达、苹果、Alphabet、微软、亚马逊、沙特阿美、博通、Meta、台积电和特斯拉。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根据2024年的数据发布了2025年非金融类跨国企业海外资产排名，呈现出同样引人注目的格局：排名前十的企业全部将总部设在美国、西欧或日本，分别是：壳牌（英国）、丰田（日本）、大众（德国）、道达尔能源（法国）、德国电信（德国）、英国石油（英国）、斯特兰蒂斯（荷兰）、微软（美国）、埃克森美孚（美国）和百威英博（比利时）。这也意味着，即使一个国家的生产和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也不代表其本土企业就能摆脱对外部技术的依赖，或是在国际商业网络中获得决定交易条件的话语权。

企业无法脱离国家行使权力。它们依赖公共科研和基础设施，依赖维护其产权主张的法院，也依赖捍卫其利益的政府——有时甚至需要动用武力。资本跨越国界流动，背后始终有政治权力的支撑。国际资本与各国的国内阶级深度绑定、难以分割，统治阶级的部分群体从那些使本国社会屈从于外国资本、并制约主权发展的安排中获利。因此，反帝斗争不仅发生在国家之间，也贯穿于每个国家的内部。

企业权力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也与现有国际制度体系密切相关。这套体系至今未能按照那些前殖民国家和人民的诉求进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按照与各成员国份额挂钩的加权制度分配投票权，而不是赋予各成员国平等的投票权。IMF在其关于自身治理机制的介绍中，明确说明了这一加权结构。我们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根据IMF的投票权份额和人口数据进行的一项测算发现，按人均计算，全球北方拥有的投票权是全球南方的九倍。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权力转移，也没有让那些以自身劳动和资源支撑全球经济运转的人民获得与之相称的决策权。

与此同时，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简称TRIPS协定）要求成员国维持专利及其他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标准。尽管该协定包含一定的灵活性条款，但这些保护标准一旦国际化，企业便能够依据跨国法律机制主张知识产权，而贫困国家在满足自身发展需求时，却无法享有同等的法律保障。技术获取仍然受到一系列规则的制约，而这些规则保护的是所有权及其租金收益。这些国际规则看似适用于所有国家，却仍然延续着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不平等关系，即使是那些在形式上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也未能摆脱这种不平等。

这正是我们这份专题报告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华盛顿迫使其他国家服从其意志的能力有所削弱，这固然为其他国家创造了宝贵的战略空间，但这些空间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企业垄断会自动瓦解，也不意味着那些不断加深新殖民主义依附关系的制度安排会随之消失。同样，反对美国施压的国家走向合作，也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具有相同的社会性质。它们的所有制形式、计划体制，以及人民力量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仍然是决定性因素。我们必须追问：某个国家对自身主权的主张究竟能带来什么？又是谁获得了利用这些机会的权力？争取恢复国家自主制定政策的空间，与建立能够约束企业权力的国际规则，是同一场斗争的两个方面。

 

《城市里的人们正在用水龙头取水》（Mjini Watu Wnachata Maji Kakika Teki），乔治·利兰加（坦桑尼亚）作于2002年。

这里有一段值得重新回顾的历史。1974年，第三世界国家提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诉求。联合国在这一年成立了跨国公司中心（United Nations Centre 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UNCTC），并于同年晚些时候成立了跨国公司委员会（Commission 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这两个机构共同推动了将企业权力纳入国际监督和审查的议程。跨国公司中心负责收集信息、研究企业活动、开展政策分析，并向各国政府提供技术援助。对于那些需要与大型跨国企业进行谈判的国家而言，要将形式上的政治独立转化为经济主权，就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储备和制度能力。

1976年，跨国公司委员会开始着手制定一份《联合国跨国公司行为守则》（UN Code of Conduct 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草案。其涵盖范围远远超出了对企业自愿承担社会责任的呼吁。这份草案涉及企业尊重东道国国家主权和发展目标、不干涉东道国政治事务、税收与转移定价、技术转让、信息披露、劳动条件以及环境保护等内容，同时也涉及各国应当如何对待跨国公司。谈判所要解决的是如何为一种极不平等的关系建立相应规则，其中包括一个关键问题：行为守则中的义务究竟应当具有强制约束力，还是仅仅属于自愿遵守的范畴。

其中蕴含的政治洞见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一家企业可以在多个国家按照统一战略组织经营活动，而试图对其进行监管的各国政府却受到国界限制，并且在信息获取能力方面存在不平等。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能够减少企业利用这些分歧和差距谋取利益的空间。信息披露要求能够提高企业经营活动的透明度，协调一致的税收规则能够保障公共财政收入，而技术转让安排则有助于增强本土能力建设。经济独立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以应对资本跨国组织和运作的方式。

这份《行为守则》最终未能获得通过。相关谈判持续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到了90年代初，在未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宣告结束。当时，强大的企业利益集团和西方国家纷纷表示反对，而债务危机的爆发也进一步削弱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谈判地位。新自由主义转向并重塑了当时开展这项工作的制度框架。1992年，联合国跨国公司项目从跨国公司中心转移至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部；1993年，又转交给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此后，重要的研究工作仍在继续，但《行为守则》未能通过，标志着建立全面国际企业行为规范框架的努力出现了退却。

《走向宽恕的终点》，福齐·萨蒂亚普特拉（印度尼西亚）作于2018年。

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的工作给我们留下了重要启示：国际合作可以成为约束资本的手段。今天，要推动这一议程，就需要在税收、劳工、企业问责、技术获取和生态修复等领域建立具有强制执行力的义务，同时建立能够支持各国发展的债务框架。劳动者、农民和受影响的社区也应当参与这一议程的制定，并推动其真正落实。

世界秩序变化所蕴含的希望，最终要通过人民的生活来检验。农民能否留住收获所创造的财富？劳动者能否影响生产条件？一个国家能否将自身资源转化为学校、医院和生产能力？建立能够约束资本的国际制度，这项事业至今仍未完成。这也提醒我们：世界强国之间的力量格局发生变化，并不意味着权力就会转移到人民手中。要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