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第32期新闻稿：显现之前，社会力量先要建立

《紧缩的门后再无安全感》，米西克·马萨姆武（津巴布韦）作于2014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从 1943 年印度西孟加拉邦大饥荒，到 1977 年左翼阵线政府（the Left Front government）上台，当地共产主义运动在工人、农民、难民、学生和文艺工作者当中持续积攒力量。左翼力量开展争取粮食与土地的运动、建设工会力量、动员难民、反抗国家镇压，所做的不只是争取眼前诉求，而是搭建抗争组织，培养一代代活动组织者，塑造出一种政治文化，将不同群体的不平遭遇视作共同斗争的一部分。塑造出一种政治文化，让不同群体的苦难诉求被视作共同斗争的组成部分。1977 年的竞选胜利并非依靠选票凭空造就社会力量，而是让建立了三十多年的社会力量得以显现。

人们常把民众高涨的热情错当成社会力量。一名政治领袖吸引大批民众，一句口号在社交媒体迅速传播，一场游行填满街头，人们便称一场运动已然壮大。这些现象或许代表着关注度、民众热情与发展势头，却未必意味着具备组织实力：人群可以散去，选举可能失利，口号也会转瞬消逝。而社会力量则蕴含更深层次的内涵，它有组织阶级在社会中采取行动的能力，能够为人民指点前路，也可以将人民对世界的理解化为这个时代的普遍共识。

《甜蜜回忆》，热拉尔・加巴扬（塞内加尔）作于2019 年。

资产阶级之所以掌握社会权力，不单是因为占有工厂、银行、矿山、数字平台与大片地产，更是因为它构建起各类制度，将自身利益包装成全社会的共同利益。资本掌控的媒体把保护私人财富宣扬为捍卫自由；资本驱使的经济学家将削减公共开支称作“财政责任”；教育体系宣扬竞争是人的本性；法律体系把财产权置于食物权、住房权以及体面生活权之上。资产阶级无需让所有人都认同它的世界观，只需让这套预设看上去天经地义，划定主流讨论的边界，令其他替代方案还未经考量便显得脱离现实。这就是资本主义霸权：统治阶级构建民众认同的能力，维系一套服务于自身利益的社会秩序，并将其伪装成代表全体社会的利益。

《集市》，里戈·伯努瓦（海地）作于1965 年。

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并不仅仅依靠民众认同，而是在认同的同时采取强制手段：一边依靠媒体和学校，另一边则是警察、法庭与监狱。比如警方出动镇压罢工之前，报刊先要把罢工者塑造成自私自利的群体。统治阶级推行社会权力，一边将自身世界观塑造为大众常识，一边备好强制机构，一旦民众认同开始瓦解，便以此捍卫自身的世界观。

不过，只要资本主义社会许下的承诺与工人阶级的现实生活反复发生冲突，资本主义霸权就永远无法达成。以印度为例，近期由青年发起的抗议暴露出尖锐矛盾：社会对年轻毕业生宣扬的是教育能带来工作，可大量青年毕业生迎来的却是失业与不稳定就业。这类矛盾可能会带来新共识，但苦难本身并不会自动催生社会主义意识。不安全感可以促进团结，也可能被利用、煽动民众迁怒于移民、受压迫种性、宗教或少数族裔群体、女性，或其他劳动者。旧霸权陷入危机，既可能经由组织和斗争为左翼开辟道路，也可能借助恐惧、怨愤与替罪羊为极右翼创造空间。客观处境不会自动发声，需要人民加以解读。争夺现实状况的阐释权本身就是争夺社会权力斗争的一环。而这种解读并非凭空产生，要在集体行动中逐步铸就。

《时间地图》，苏吉瓦·库马里（斯里兰卡）作于2018 年。

农民争取土地控制权的斗争挑战了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说教；妇女解放斗争则揭示家庭内部的支配关系并非私事，而是社会权力架构的组成部分。每一场严肃的抗争都同时是一场教育过程：人们认清谁与自己并肩，谁站在对立面，看清哪些机构打着中立旗号、实则维护现存秩序。人们发掘出自身与同伴身上的力量，而资本主义社会一直试图让他们低估这份力量。正因如此，仅仅依靠宣传无法构筑社会权力。海报、报刊、影像作品、社交媒体宣传固然重要，却无法取代组织建设。人们不会仅仅因为接触到正确的观点，就转变自身认知。意识的革新，诞生于集体行动的实践之中。

动员是围绕单一事件集结人群，而组织能够凝聚众人，培养持续斗争的能力。动员可以宣泄愤怒；组织则将愤怒沉淀为共同记忆、纪律、领导力量与斗争策略。当民众的自发力量转化为有组织的能力时，社会力量就此形成。工会、农民协会、妇女组织、社区委员会、政治讲习班、文化机构、社区媒体与革命政党，都是构筑这种力量的载体。这些组织总结每一次斗争的经验，并将其传承至下一场抗争。持之以恒搭建各类组织，社会力量便能培育出建设新社会所需的能力。

《城市乱象（十一）》，达乌达·巴（塞内加尔）作于2021 年。

工人阶级的分裂是资本赖以维持统治的一项优势。工人阶级分散在工厂、农场、办公室、学校、家庭与非正规市场。作为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不可或缺的群体，工人常常被剥夺政治权利，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不断遭到贬低。资本利用这种分散处境与舆论打压制造分化：诱导正规就业工人忌惮非正规劳动者、本土民众排斥移民、城市工人漠视农民、男性将妇女解放视作威胁。宗教、种族、族群、种姓、语言差异被固化为长久的政治割裂线。社会主义组织工作的目标不是无视这些差异，也不是要求所有抗争都消融于空洞的阶级统一口号。而是阐明各类压迫都根植于同一套社会秩序，以此搭建团结纽带。

在我们的理论传统中，构建这种团结就是打造“以史为基的阵营”：各类社会力量结成联盟，维系联盟的不只是临时共识，而是一套共同的政治纲领。这一集团必须以工人阶级为根基，回应所有遭受资本、帝国主义、父权制、种族主义、种姓压迫与生态破坏摧残的群体的诉求。政治纲领不能沦为清单，简单为各个社会群体罗列各自诉求。它需要完整剖析当下的危机，指明可行的社会发展方向，阐明公共医疗、土地改革、体面就业、妇女解放、生态修复、国家主权同属一项共同事业。统治阶级主张社会应当围绕资本的自由运转建立秩序；社会主义历史集团则必须坚持，社会的组织核心应当是劳动者尊严与生命的延续。社会力量正是这样取得霸权地位：依靠组织与斗争建立政治领导权，而非单纯依靠宣传话术。

《百鸟节庆》，卡洛斯·梅里达（墨西哥）作于1959 年。

统治阶级提供一套诉诸情绪的世界观。它向工人灌输邻里暗藏威胁、外来者夺走未来、贫穷是耻辱，集体行动毫无用处的思想。统治阶级不断煽动怨愤，却阻止人们认清这套制度根源，引导人们将正当的怒火宣泄到更为弱势的群体身上。这正是特殊类型极右翼势力开展动员的情绪土壤。极右翼向被抛弃的人提供归属感，向饱受屈辱的人赋予自豪感，为生活动荡不安的人给出确定的答案。它给出的解释充满谬误，但它所回应的痛苦真实存在。

倘若社会主义政治仅仅依靠数据展开论述，力量必然薄弱。它必须带来尊严、同伴情谊、勇气与希望，这些不能是空泛口号，而是依托组织实践生成的切身体验。文化在此过程中至关重要：歌曲、诗歌、戏剧、视觉艺术与集体仪式留存历史记忆，勾勒出那些尚且无法完整写进政策文件的未来图景。革命文化不只教会人们应当反抗什么，更指明人们奋力追寻的发展方向。统治阶级将自身支配包装成大众常识，不仅通过理论说辞维系地位，还掌控着恐惧、欲望、羞耻与期盼。因此，争夺社会力量的过程中既需要开展思想论战，也需要进行情绪博弈。

《无题》，兹维·蒙（缅甸）作于2013 年。

社会力量不可或缺，但仅有社会力量远远不够。一场运动或许能够建成强大的民众组织，资产阶级却依旧掌控投资、生产以及国家暴力机器。因此，社会主义事业必须谋划一套能推动社会力量转化为政权力量、并改造国家本身的策略。不过，选举胜利不能等同于这一进程的完成。左翼政党即便组建政府，银行、大企业、高级官僚、法官、军官与媒体垄断机构，依旧可能受制于旧统治集团。正因如此，左翼政府必须持续壮大民众独立组织，民众组织也不能沦为左翼官员被动的支持者。依靠社会力量，一项事业才能跨越一届政府、一轮选举、一代领导人而延续下去。

人们常常只关注政治的收获时刻：谁赢得选举、谁组建政府、出台了什么法案、权力落入何人之手。但任何收获之前都有漫长的、大多不为人所见的耕耘。等到收获来临，大部分劳作都会被人遗忘，包括选种、播种、改良土地、引水灌溉，还有呵护幼苗免受酷暑与病害侵袭。然而，构筑社会力量靠的正是持久劳作：干部结束整日劳作后主持政治学习班，工会组织者登门探访害怕遭到解雇的工人，妇女成立反暴力委员会，农民研究农业债务体系，青年在被国家漠视的社区组建文化团体。这些行动无法独自改造社会，但汇聚起来便能造就拥有变革能力的人民。

民众并不缺少力量，缺少的是一套能使其认清、整合、运用自身力量的组织化载体。当人们不再仅仅自认是历史的受难者，而是意识到自己能够创造历史之时，社会力量就此萌芽。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