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第45期新闻稿：卢拉与反革命时代的严峻现实

《山丘》，坎迪多·波尔蒂纳里（巴西）作于1933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自1989年以来，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人们通常称他为卢拉（Lula），已经八次寻求竞选巴西总统。他四次赢得总统选举，分别是在2002年、2006年、2022年和2026年。最近一次当选时，他已年满八十岁。纵观卢拉的政治生涯，从1969年当选圣贝尔纳多杜坎普（São Bernardo do Campo）和迪亚德马（Diadema）金属工人工会领导人，到最近一次赢得总统选举，巴西要么处于军事独裁统治之下（1964—1985年），要么处于一种民主秩序之中，而旧统治阶级及其华盛顿盟友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力量对比限制了卢拉执政期间能够实现的变革。

Bora Lula——意为“卢拉，加油”——是此次选举的口号。但究竟要走向何方？在第二轮选举前，巴西的工人、农民、边缘城区的居民，以及土地运动和住房运动的参与者纷纷走上街头，既是为了阻止以弗拉维奥·博索纳罗（Flávio Bolsonaro）为代表的极右翼势力卷土重来，也是为了推动自身诉求的实现。然而，经历了卢拉此前三届总统任期后，这些局限已不再是抽象的问题。仅仅赢得执政地位，并不能瓦解金融资本的权力，不能实行土地改革，不能终结劳动者缺乏保障的就业处境，也不能废除富人借以行使自身权力的制度。卢拉的胜选保护了来之不易的民主和社会成果，使其免遭极右翼势力的侵蚀，但并未改变这个反革命时代所面临的严峻局面。

《金钱》，彼得里娜·凯卡奇（巴西）作于1967年。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反革命势力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新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我们委婉地称之为“新自由主义”或“全球化”。此前几十年间，一轮又一轮的军事独裁和政变，已经试图摧毁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力量。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以及苏联的解体，彻底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使这场反革命攻势得以巩固。帝国主义此前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苏联，如今获得了更大的自由，能够放手惩罚那些挑战其权威的政府。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这两个名称，描述了这一时期的重要政策特征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但也模糊了其政治实质。“反革命”这一概念，则从政治层面揭示了此前社会主义运动、工人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所取得的成果正遭到有组织的逆转，并由此呈现出政治力量的消长：一方不断推进，另一方则被迫退却。

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sation，WTO）的成立，体现了建立全球统一贸易秩序的雄心。共同规则迫使历史和生产力水平悬殊的国家接受同一套约束，其结果是权力向跨国大企业倾斜。与此同时，新的知识产权壁垒限制了发展中国家获取技术、发展生产力的途径。资本账户自由化进程不断加快。1997年，《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GATS）第五议定书进一步向外国金融企业开放金融市场。随着资本流动性增强，各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投资竞争压力，而新自由主义改革则削弱了资本管制、公共部门对金融的控制以及中央计划的作用。此时，跨国金融资本的规模急剧扩张。贝莱德（BlackRock）的发展充分体现了资产管理行业的惊人扩张：其管理资产规模从1999年的1650亿美元，增长至2026年9月的15.5万亿美元，按名义金额计算，接近1999年的94倍。高盛（Goldman Sachs）则体现了银行业和投资管理行业的扩张，其总资产从1999年的约2500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1.81万亿美元，达到原来的约七倍。

《帕拉蒂的圣灵节》，贾尼拉·达莫塔·伊席尔瓦（巴西）作于1960年。

在欧洲和北美的大部分地区，社会民主党和自由主义政党日益接受新自由主义转向，逐渐放弃了此前扩大社会福利和增强工人阶级权力的承诺。这意味着，左翼中立场更加激进的力量不得不承担起争取民主权利和社会福利的重任；而与此同时，它们不仅承受着美国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还面临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产重组和雇佣形式调整带来的力量削弱。随着苏联解体，许多共产党和左翼政党或解散，或改弦更张，或急剧衰落。武装运动也在持续军事打击中受挫，例如印度的毛派；另一些则陷入漫长的复员/遣散过程，例如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uerzas Armadas Revolucionarias de Colombia – Ejército del Pueblo，FARC-EP）和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Partiya Karkerên Kurdistanê，PKK）。这一时期也确实取得了一些重要突破，例如南非于1994年结束种族隔离统治，委内瑞拉于1998年开启玻利瓦尔进程，以及尼泊尔于2008年结束君主制。然而，在这些案例中，尽管实现了民族民主性质的转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却基本未受触动。玻利瓦尔进程走得最远，它改造了委内瑞拉的政治秩序，包括建立社会主义公社制度，但仍未摆脱对原油出口的依赖。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左翼力量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三个相互关联的方向：捍卫民主制度，维护并扩大社会福利，以及建立能够拓展主权发展空间的多边机构。卢拉执政时期的巴西经验，也应当放在这一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加以理解。

《水果商贩》，塔西拉·杜阿马拉尔（巴西）作于1925年。

民主。1975年，卢拉当选所在工会的主席，并很快成为工人运动中反抗军事独裁的领军人物。如今，人们已经逐渐淡忘，卢拉在1978年至1980年的罢工浪潮中，以及1980年巴西劳工党（Workers’ Party，PT）的成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削弱了独裁统治、加速了争取再民主化的斗争。这些斗争是更广泛的反对运动的一部分，最终促使军事统治于1985年结束。工人阶级的动员，加上农民斗争——后者于1984年在全国范围内汇聚成巴西农村劳动者组织（Landless Workers’ Movement，MST），共同拓宽了斗争阵地：他们要求组织工会、出版报纸、组建政党及参与选举。在整个拉丁美洲，极右翼势力及其盟友利用各种手段打击左翼，企图逆转已经取得的民主成果。这些手段既包括“法律战”——例如2016年巴西对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的弹劾，以及最近厄瓜多尔前总统候选人路易莎·冈萨雷斯（Luisa González）被捕，也包括直接军事干预——例如美国于2026年1月对委内瑞拉发动袭击，并绑架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第一夫人兼国民议会议员西莉亚·弗洛雷斯（Cilia Flores）。卢拉再次当选，保住了来之不易的民主成果，但仅凭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民众能够在日常政治生活中获得更多参与机会。竞选期间，尤其是第二轮投票前，多方力量展开了积极的选民动员，其中包括MST、其他群众组织、青年团体，以及诸如WhatsApp频道“卢拉军团”（Exército do Lula）这样的数字平台——该频道吸引了超过1000万名关注者。未来几年，工会、社区组织、农民运动以及城市贫民运动都需要增强自身的社会力量，以确保民主程序不再轻易受到金钱势力、政治操纵和有组织恐吓的左右。它们还必须在思想和情感领域引领斗争，尤其是在极右翼势力已经建立起强大据点的领域，例如社交媒体和宗教信仰社群。

社会福利。在此前三届任期内，卢拉一直致力于通过医疗卫生、养老金、教育、住房和收入补助等措施扩大社会福利。巴西地理统计局（Instituto Brasileiro de Geografia e Estatística，IBGE）报告显示，贫困率从2023年的27.3%下降至2024年的23.1%。尽管这一比例仍然高得令人无法接受，但这已经是贫困率连续第三年下降。在这些数字背后，是能够购买生活必需品的人们、是更有生活保障的儿童，以及重拾尊严的家庭。如果再分配政策不能改变经济权力结构、不能发展生产力，那么它虽然不可或缺，却也存在局限。在后独裁时期，巴西持续经历去工业化，投资水平也长期偏低，尤其是在基础设施领域。如果没有更强大的生产基础和不断增长的公共财政收入，社会福利计划就更容易在财政和政治上受制于利益集团的博弈，而无法扎根于持续增长的收入和更广泛的税基之上。卢拉的三届执政任期取得了显著的社会进步，但促成这些进步的政治妥协，也限制了改革能够推进的深度，并逐渐耗尽了那些政治联盟——原本正是靠它们，才一点一滴地从国家那里争取到让步。极右翼势力正是在这种社会力量被透支的疲惫和耗竭中壮大起来，将不稳定就业带来的屈辱感转化为对移民、女性、少数群体和左翼的怨恨。如果不改变那些不断制造不安全感的社会关系，人的尊严就难以得到保护和拓展。在这种充满艰难情绪的日常生活中，极右翼那套简单而危险的说辞才得以乘虚而入。

《伊塔尼亚恩的房屋》，阿尔弗雷多·沃尔皮（巴西）作于20世纪40年代末。

多边主义。从第一个总统任期开始，卢拉就一直积极倡导南南贸易与合作，希望以此拓展全球南方国家实现自主发展的空间。2004年，巴西没有加入古巴和委内瑞拉推动的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ianza Bolivariana para los Pueblos de Nuestra América，ALBA）进程，但它与委内瑞拉合作，于2008年推动建立南美洲国家联盟（Union of South American Nations，UNASUR），以落实地区一体化的承诺。2009年，金砖国家（BRIC）机制成立，将南方主要国家汇聚在一起，形成一个贸易集团。此后，该机制不断扩大，并日益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的讨论。就在选举前夕，巴西与澳大利亚、巴巴多斯、加拿大、欧盟、印度和肯尼亚一道，成为“多边主义伙伴关系”（Partners for Multilateralism，P4M）的首批共同发起方。这项倡议旨在捍卫并改革多边体系。这些倡议共同体现了卢拉的一种认识：巴西应当成为西方与全球南方之间的桥梁，并奉行一种“积极而自信的外交政策”（política externa ativa e altiva）。这意味着，巴西不应只是被动回应西方提出的方案，而应主动参与塑造多边合作平台。这种合作汇集了奉行不同阶级路线的政府，因此本身并不意味着各方拥有共同的社会变革纲领。它的目标虽然相对有限，却十分重要：捍卫主权发展空间，并扩大各国获取发展融资的渠道。例如，通过全球南方国家建立的机构获取发展融资，其中就包括目前由巴西前总统迪尔玛·罗塞夫领导的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

在这个反革命时代，上述三个方向守住了不可或缺的既有成果。但如果像现实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原本用于防御的这些政策和实践逐渐成为政治追求的全部，那么它们自身的局限就会变得危险。人民不仅需要摆脱饥饿，还需要理解不安全感为何不断卷土重来，并积蓄足够的政治力量，从根本上改变那些不断制造和再生产这种困境的社会结构。否则，人们的失望和挫败感就可能被某些势力所利用。这些势力打着虚假反叛的旗号，实际上却在强化财富所有者的权力。在巴西这场势均力敌的选举中，事情几乎就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反革命之所以能够不断延续，部分原因在于它让受压迫者相信，解放是不可能实现的。

《红山》，拉萨尔·塞加尔（巴西）作于1926年。

卢拉的胜利值得庆祝，因为这是巴西劳动人民共同取得的成就。他们数以百万计地参与行动，最终击败了博索纳罗。但现在，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壮大群众运动，继续帮助人民摆脱苦难，并建设能够发展巴西生产力的主权经济政策。巴西的未来不能长期依赖某一位领导人凭借非凡的政治能力凝聚起多数人的支持。接下来需要的，不只是下一个卢拉，而是一个重建起来的左翼，一个能够培养出数百万个“卢拉”的左翼。如此，我们或许就能看到潮流发生转变，让反革命时代走向终结，开启一个革命理想得以实现的新时期。

在选举前夕，奇科·布阿尔克（Chico Buarque）、卡埃塔诺·维洛索（Caetano Veloso）、吉尔伯托·吉尔（Gilberto Gil）、达妮埃拉·梅尔库里（Daniela Mercury）、沙芒（Xamã）和埃博尼（Ebony）等一众杰出的巴西艺术家，共同演唱了竞选歌曲《Bora Lula》。如今，这首歌或许已不再像竞选期间那样频繁响起，但它的副歌理应继续每天回荡在巴西的街头：

Nosso povo tá na rua
A mudança continua.

我们的人民走上街头，
变革仍在继续。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