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第31期新闻稿：头条褪去，世界对加沙陷入沉默

《目标》，萊拉·沙瓦（巴勒斯坦）作于2013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有些灾难淡出公众视野，是因为苦难终于落幕；还有一些则绵延太久，世人渐渐习以为常，从而被人遗忘。电视节目、短视频平台不再推送相关画面，报纸头版也再也看不到它的踪迹。金融市场回归日常推演，政治、经济领域的各项事务重回原有节奏，外交官员也收到要求、搁置那份沉重又反复出现的议题简报。可灾难本身从未消散：美国与以色列在加沙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屠杀并未迎来和平而终止，只是这场无尽的屠戮早已失去新闻流量价值。

曾经，加沙每一次爆炸的消息都会立刻推送到我的手机上：孩童从废墟中被挖出的惨烈画面、医院遭轰炸时医护人员仍竭力救治伤员、以色列炸弹摧毁整户人家，幸存者失声痛哭。如今袭击仍在持续，民众辗转流离于一处又一处临时避难所，孩子们在破碎的混凝土瓦砾里捡拾往日生活的残迹。可这场屠杀已然沦为常态，全球目光纷纷转向别处，我们都在麻木中习以为常。

《死亡只是部分人的重点，余下的人仍要继续生活》，穆罕默德·哈瓦吉里（巴勒斯坦）作于2022年。

死亡与毁灭的规模早已超出常人所能理解的范畴。巴勒斯坦卫生部的数据显示，自2023年10月以来，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至少73,221名巴勒斯坦人遇难，遇难者半数为妇女与儿童，另有173,654人受伤。截至2026年2月，加沙已有至少 21,289 名儿童丧生，44,500 名儿童负伤。即便 2025 年 10 月 11 日所谓停火协议生效之后，以色列的袭击依旧夺走 1,100 名巴勒斯坦人的生命，其中包含至少 260 名儿童，另有 3,546 人受伤。换算下来，停火生效后，以色列方面平均每天都要造成四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历史上总有一些时刻，让词语失去原本的重量。不是词典被篡改，也不是语言体系发生变化，而是强权政治掏空了词汇原本承载的现实内涵。以色列与美国官员口中的“停火”二字如今便充满这种悲凉的失真感。停火本应代表战火停息、枪炮静默，为和平谈判留出政治空间，现在却彻底变了味，沦为一套话术管理工具：借和平之名，持续实施轰炸、驱赶民众、封锁围困与军事管控。

各类统计数字试图量化这场触目惊心的浩劫，可冰冷数字永远无法诠释生命消逝带来的空洞。每一组数字背后，都是一段破碎的家族过往；每个幸存的孩子，都会永远铭记那片不复存在的家园，更多时候，整条血脉都在炮火中彻底断绝。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简称UNRWA）的报告充分印证了这些骇人数据，而该机构至今资金缺口严重、捐款迟迟不到位。联合国发布的每一份报告，早已不像紧急灾情通报，更像是一场恒久灾难的存档记录。

《西瓜（1917）》，哈齐姆·哈尔布（巴勒斯坦）作于2024 年。

以色列肆意践踏国际法，却不必为此承担任何政治代价，民众的愤慨又还有什么意义？加沙满目疮痍之外，还有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与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的版图仍在被不断篡改。土地没收、定居点扩建、巴勒斯坦民居强拆、定居者暴力袭击的消息日日不绝，巴勒斯坦的土地被持续分割蚕食。耶路撒冷民间法律倡导组织“万民之城”（Ir Amim）发布消息，以色列规划部门已通过决议，要拆毁东耶路撒冷乌姆利松巴勒斯坦社区的八百处住宅，为非法定居者新建四百五十套住房，这只是驱逐原住民、吞并土地整套政策的一环。当加沙遭到重兵屠戮之时，东耶路撒冷与约旦河西岸正借着行政手段实现吞并，依靠法律借口、永久性定居点、行政拘留与拆屋暴行持续压迫巴勒斯坦民众。针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所有迫害，本质都服务于同一个目标：以打造所谓“大以色列”为名，对巴勒斯坦民族实施种族灭绝、侵占其全部土地。

尽管“万民之城”等机构仍在细致记录定居点扩张与原住民失地的全过程，以色列社会内部的道德崩坏却正急剧恶化。2014 年，《国土报》（Haaretz）专栏作家卡罗莱娜・兰茨曼（Carolina Landsmann）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的军事管控绝非军方暗中推行的隐秘手段，而是“以色列规模最大、最公开的工程，全社会参与度远超国内任何其他事业”。换言之，维持占领状态的不只是驻军，还有以色列整套社会机构、各类资源、民众固有习惯，以及以色列社会本身日复一日的参与。

时隔十余年，兰茨曼再度剖析以色列社会的内在转变。她在2026年7月10日的专栏中提出，当下以色列人的“自我”认同正在被“犹太复国主义”认同逐步取代，最终演变为带有军事化色彩的复国主义身份。以色列建国以来，国民认同本就与复国主义深度绑定，但这次转变意义特殊：不完全依附占领、军事化与犹太至上主义的公民认同本就有限间，如今更是被推向了视线的边缘。

这套社会体系带来的心理创伤在以色列社会随处可见。以色列成瘾与精神健康中心（the Israeli Centre for Addiction and Mental Health）近期一份报告显示，四分之一的以色列人依靠烈性药物排解这套军国化复国社会、以及本国对巴勒斯坦实施种族屠杀所带来的精神重压。我们绝不能借这类数据将占领方与被占领方简单对等，更不能借此淡化巴勒斯坦人承受的、无可比拟的深重灾难。但这份数据也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长期以暴力扩张为核心的社会，终究会被自身制造的暴力反噬。恐惧、精神创伤、药物成瘾、道德愧疚与人际隔绝已经渗入以色列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大理石战争（五）》，哈尼·祖罗布（巴勒斯坦）作于2007 年。

而我身在加沙的巴勒斯坦友人告诉我，他们曾数次在炮火中幸存，也坚信终有一天能够重建家园。但他们坦言，更难修复的是巴勒斯坦民众对集体政治生活的信心，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期许。教育被迫中断、疾病得不到医治、反复流离失所、大范围饥荒、亲人四散离世，这些留下的创伤远非重建楼宇就能抹平。加沙儿童承受的精神伤害亦是如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测算，几乎所有当地孩子在未来数十年里都需要持续的心理疏导与精神救助。

房屋可以重新修建，但加沙民众需要复原的不只是生存空间，还有完整的岁月秩序：一段能够安心求学、疗愈伤痛、悼念逝者、凝聚力量、畅想未来的时光。想要寻回这份未来，他们还要重塑政治信念，搭建能够把共同期许转化为集体力量的政治载体。

以色列妄图斩断巴勒斯坦民族的未来，为此连他们的历史记忆也一并攻击。在大举轰炸加沙、持续驱逐东耶路撒冷与约旦河西岸原住民的同时，当地承载民族记忆的事物遭到系统性损毁。以色列的袭击精准针对档案馆、墓地、家庭旧照、美术馆、图书馆、市政档案、博物馆、街区地标与剧院。摧毁这些载体，意在抹除一个民族留存自我历史的实物凭据，让否认史实的论调看似成立。战争带来死亡与身体创伤，而对巴勒斯坦民族精神意识的摧残，是另一种难以估量的深重伤害。

《人与树》，穆罕默德·乔哈（巴勒斯坦）作于2003 年。

或许这也是国际社会对加沙议题日渐缄默的缘由之一。暴力行径丝毫没有收敛，只是背后潜藏的残酷真相让世界无力直面。倘若正视这场暴行，就必须承认这套标榜人权的道德秩序已然彻底崩塌；人们也不得不直面一系列刺眼的问题：各国的军火交易与武器输送、偏袒性的外交庇护、媒体信息管控、军事同盟关系，以及世人对不同生命划出的高低贵贱之分。正因不愿承受这份内心煎熬，许多遇难者的名字入土未凉便被淡忘，另一些悲剧却短暂留在公众视线。满目疮痍很快淡出人们的思绪，不至于盖过刀叉切割珍馐的声响、搅扰富裕人群餐桌上的闲谈。

作家与艺术家固然无法像专业救援队伍那样快速清理废墟，也无力牵头重建医院与校园，但我们可以拒绝沉默。我们始终坚信，评判一段历史不能只看条约文书与战事征伐，也要看中途戛然而止的摇篮曲、未能写完的诗篇，还有那些在断壁残垣间依旧不曾停歇的呐喊。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创立十年来，立场始终鲜明：针对巴勒斯坦民族的系统性暴力，以及世人对此刻意的集体失忆，都绝无容忍余地，我们绝不会让遗忘变成理所当然。

《我还活着》，迈萨拉·巴鲁德（巴勒斯坦）作于2024 年。

我看了朋友罗杰·沃特斯（Roger Waters）与巴勒斯坦知名创作歌手莫娜·米亚里（Mona Miari）联合推出的全新音乐录影带。这份录影带正是拒绝沉默的体现。二人合作的改编曲目《麻木安然（重制版）》（Comfortably Numb Re-imagined）并未空谈音乐能够消解浩劫，而是定下一个朴素的目标：不让加沙人民承受的苦难沦为世人的习以为常。当下，整个世界的视线都被转移，而这首歌呼吁我们持续凝望苦难、牢牢铭记一切，以此作为争取更公平世界的斗争根基。一切帝国主义势力追求的不只是民众顺从，还有大众的集体遗忘。这首歌曲的全部收益将捐赠给巴勒斯坦儿童救济基金会（Palestine Children’s Relief Fund），它传递出微弱却不可或缺的人类团结力量，绝不允许遇难者的遭遇从我们的道德认知里消失。

歌曲核心段落《欣德摇篮曲》（Hind’s Lullaby）由莫娜·米亚里创作，以纪念六岁巴勒斯坦女孩欣德·拉贾布（Hind Rajab）。当年她被困加沙，苦苦哀求救援人员赶来，却不幸遇害。这段摇篮曲将这份令人心碎的回忆，化作追求解放的誓言：

Warmly,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