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腿走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一阶段：革命期、稳定期与发展根基（1949–1978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中国位列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帝国主义干涉、鸦片战争与鸦片成瘾泛滥、不平等条约、军阀割据、1931–1945年日本对华侵略占领，以及国共内战，百余年的社会动荡摧毁了中国的社会与制度根基。中国的现代工业一度发展滞后、农业生产落后、基础设施残破、识字率极低，人均预期寿命仅在35岁左右。⁶

中国面临的不只是经济落后，还有政治分裂与社会失序。革命的首要任务是生存与稳定。革命政府必须巩固国家主权，铲除封建制度结构，瓦解国内精英依附外国资本的买办网络，为长期发展搭建制度基础。如果缺少这一起步环节，后续一切现代化建设都无从谈起。

土地改革是新政府的一项早期成就。到1953年为止，国家从地主阶级手中没收近4,700万公顷土地，也从部分富农手中征用部分土地。地主与富农属不同的农村阶级，他们虽然占农村人口比重不足10%，却掌控了70–80%的可耕地。⁷ 国家将土地重新分配给大约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近乎完全实现贫农土地的再分配。这场变革重塑了农村社会，终结了封建精英在中国农村延续数百年的统治。土地改革不只是一项经济政策，更是一场社会革命，赋予农民人格尊严与政治主体性。用革命本身的话语来说，这就是翻身：翻过身来。因此，革命的第一项伟大成就，不能只用分配土地的公顷数来衡量，更要看数亿农民实现“翻身”，成为国家建设的积极参与者。 ⁸把发展同时理解为物质资源的再分配与人的改造，这一理念自此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在分配土地的同时，政府立足于全新基础稳定国民经济。投机网络曾催生了现代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恶性通胀。政府通过管控重要物资、消灭封建食租阶层瓦解了这一投机网络。1949年4月，月通胀率超过5,000%。1948年12月，中国首次发行人民币，逐步取代当时市面上流通的各类杂钞。到20世纪50年代初，政府建成统一、稳定的全国货币体系。⁹ 此举平抑物价，便利全国范围内商品流通，为生产性经济活动创造条件。政府还采取断然举措，拒偿旧政权在1852–1949年间通过700多笔对外借款累积形成的非法外债。¹⁰以上一系列举措彻底扫清旧时代遗留包袱，释放出未来发展所需的各类资源。

新中国还发起扫盲运动与公共卫生运动。1949年之前，文盲十分普遍，绝大多数民众无法获得医疗服务。依靠群众动员、汉字改革，快速扩建农村教育设施（比如截至1956年，建成182,960个农村图书室），中国的识字率从1949年革命胜利时的不足20%提升至1959年的57%。¹¹与此同时，赤脚医生制度把基础医疗服务送到乡村，大幅降低婴儿死亡率，减少传染病发病。这套制度也直接启发了世界卫生组织。1978年《阿拉木图宣言》订立，对初级卫生保健做出规范。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约35岁提升至1978年的63岁以上。仅人均预期寿命这一项提升就堪称近代人类福祉史上最重大的进步之一。到1978年，相较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其他国家，中国人民拥有更健康的身体、更高的受教育水平，这也为后续的高速发展打下重要基础。

工业化是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的核心任务。在苏联技术援助的部分支持下，中国依托156项重点工程开始建设重工业基础，覆盖煤炭、钢铁、电力、机械等多个行业，由国有企业落地实施。尽管当时中国依旧贫困，但这些项目为后续发展和国防建设奠定工业根基，为武装力量的装备与运转提供物资、机器设备和能源保障。这一时期，中国钢铁生产能力得到扩张，一五计划期间钢产量从130万吨增长至520万吨，翻了两番。国家还建成国内第一批汽车制造厂与拖拉机厂，兴建大型水电和火电设施。¹² 上述努力构筑起完整的全国工业与基础设施体系，其中包括长江大桥的建设以及通往西北偏远地区铁路的修复与扩建。新中国有意将新的工业区布局在内陆，而非旧时代殖民背景下形成的通商口岸。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够调动稀缺资源服务国家优先目标，而非追逐私人利润。¹³

批评者常常只聚焦这一时期遇到的困难与失误，包括大跃进（1958–1962年）带来的后果，以及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引发的社会动荡。这些事件无疑造成人民苦难与政局波动。但如果把整个历史阶段简单等同于这些悲剧，就会造成历史认知的片面。这个第一步更大的意义在于，它彰显了中国结束数十年的屈辱，成为一个拥有主权、实现统一、具备独立发展能力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诸多建设成就都是在严苛的外部封锁与持续战争威胁之下取得的。195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对运往中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战略物资实施禁运。美国通过1951年《共同防御援助法案》（巴特尔法案）进一步强化封锁。这些限制和美国的广泛制裁旨在严重破坏中国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它们限制关键物资与机器设备的供给，制约发展速度，迫使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走向自给自足。¹⁴ 此外，1950年10月，以美国为首的军队攻入朝鲜并向中朝边境推进，中国出兵支援朝鲜，捍卫本国国家安全。面对这类危险，中国在1964年完成首次核试验，构筑抵御外敌进攻的盾牌。

我们必须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理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这场革命实现了此前改良派与国民政府未能完成的事业：实现领土统一、赢得政治独立、铲除封建生产关系，建立起以人民福祉为宗旨的国家政权。革命精神孕育出集体奉献的社会风气与国家共同理想。即便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后来也承认，中国在这段社会主义时期施行土地改革、完成基础工业化、普及教育、推动公共卫生事业，为日后的经济腾飞打下基础。¹⁵ 普及教育造就了纪律性更强、技能水平不断提升的国民群体。农村工业化与基层治理构建起权力下放、反应灵活的行政体系。1978年，经济改革启动之时，中国已经拥有组织完备的国家机器、健康的劳动力队伍，以及完整的基础工业产能。

第二阶段：改革、增长与社会财富创造（1978–2013年）

到1978年，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尽管国家实现了主权独立与社会稳定，但经济发展水平依旧落后，生产力水平仍不足以让全体人民过上富裕生活。此外，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各类资源相对稀缺，中国需要与世界开展贸易。这一时期，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与其他改革派领导人开启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旨在加快工业化进程、推动技术升级、实现经济增长。西方论述常常误读这一时期，把它简单理解为中国就此放弃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甚至更有甚者将其等同于推行新自由主义。¹⁶ 改革开放时期则是社会主义战略结合具体历史条件作出的调整。中国共产党保持政治领导权，同时引入市场机制，允许私人资本积累。这一进程始终在第一阶段建立起来的国家制度框架内受到监督与调节。改革的目标并非私人资本的积累，而是通过快速发展生产力最终消除贫困。¹⁷

邓小平有一句著名论断：“贫穷不是社会主义”。¹⁸ 革命政权已经赢得国家独立，但社会主义还需要物质富足。没有经济增长，中国就难以摆脱脆弱处境，也无法改善人民生活。这一战略取得的成果举世瞩目。1978年至2019年间，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速度最快的经济转型之一，超过7.65亿人实现脱贫。¹⁹ 制造业快速扩张，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基建项目重塑了国家的实体面貌。深圳等经济特区成为工业实验的试验田。1980年，深圳还只是一座小渔村；短短数十年间，它已经发展为拥有先进制造业的全球科技中心，孕育了华为、腾讯等大型企业。到2018年，深圳的生产总值已经超过香港这座全球资本的国际中心。²⁰这样的转型也反映出在国家的指导方针下，国家对外资和外国技术的战略使用。

整个改革开放时期，国家始终发挥核心作用。新自由主义经济体中，私人资本支配国家，市场激励短期投机获利。中国的改革路径则在银行、能源、电信、交通等战略领域始终保留公有制，使国家能够开展长期规划，防止私人资本攫取自然垄断地位、从中榨取租金。国家主导市场建设进程，引导私人资本服务于国家确定的战略目标，同时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倒逼企业升级生产、扩张工业产能。国家对金融体系的掌控，尤其是对信贷配置的调控，成为引导投资方向的关键机制。国家将市场视作工具，而非绝对原则。²¹

这一时期，中国在科技领域投入巨大，取得诸多进展。1983至1985年，江泽民任电子工业部部长，1993至2003年出任国家主席，主持电子与信息技术领域的战略布局，为后续半导体、计算机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突破奠定基础。²²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时，国内工业体系已经充满活力，能够吸纳大量外资。国产商品具备足够竞争力，足以主导全球市场。中国已经开始从劳动密集型生产逐步转向高端制造业与创新驱动发展，高铁、可再生能源体系、通信基础设施、数字平台实现大规模建设。2007年，中国首条高速客运专线开通；到2012年，中国已经从零起步建成一万公里以上高铁网络，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高铁网。²³ 到了21世纪初，中国已经不再仅仅是“世界工厂”，而正在崛起为新兴科技大国。

与此同时，这一发展阶段也催生新的矛盾。快速发展带来显著的区域差距、腐败问题以及城乡发展失衡，工资增长跟不上生产力提升的速度，沿海省份发展快于内陆省份，私人财富不断扩张，社会分层现象愈发凸显，环境退化也成为突出问题。不过，中国领导人已经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这些矛盾。2002年至2012年，胡锦涛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始更直接地回应高速增长带来的劳资冲突、区域发展不平衡、环境破坏等各类矛盾。21世纪头十年，国家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强化劳动权益保障。工业化快速发展带来的生态代价也让环境问题在政策议程中的地位显著提升。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科学发展观，2007年将其写入党章，倡导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这也正是政策转向的体现。²⁴

第二阶段取得的成就不容否认。中国成长为全球第一大工业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建立起保障独立自主发展所必需的科技实力。其他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能在如此短时间内实现如此大规模的发展，也少有国家在经济没有陷入毁灭性衰退的同时成功维持两位数增长，最终却没有陷入毁灭性的经济衰退。尤为重要的是，苏联解体后，中国吸取许多后社会主义社群的经验，避免重蹈覆辙。中国没有推行休克疗法、拆解国家机器、任由寡头主导私有化，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牢牢把控银行、能源、通信、交通这些国民经济命脉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制度的连续性保障国家统一，使长期规划成为可能。²⁵ 归根结底，改革开放阶段从来没有被视作社会主义的最终形态，而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个必经历史阶段。

第三阶段：共同富裕、生态文明建设与高质量发展（2013年–至今）

到2013年，中国大体完成了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任务。国家拥有先进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与可观的社会财富，一系列新命题随之浮现：这些社会财富应当如何分配？发展应当服务于怎样的社会目标？如何让生产力发展与增长诉求与生态承载限度相协调？在科技高度发达、社会原子化的时代，中华传统文化居于何种地位、发挥何种作用？在风云变幻的世界格局之中，中国处于什么位置，与全球南方又该建立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都不简单，没有简单现成的答案。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三阶段正回应着这一系列时代课题。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平等与共同富裕重新成为社会主义的核心原则。第一，中国政府愈发重视发展的社会维度，而不再仅仅追求发展本身。这一阶段最重大的成就之一便是消除绝对贫困攻坚战。2013年，中国提出精准扶贫战略，着力识别、解决上一发展阶段尚未根除的局部绝对贫困问题。其目标概括为“一收入、两不愁、三保障”：保障基本收入，确保不愁吃、不愁穿，落实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三项保障。这场攻坚战动员三百多万党员干部，联动国家机构与地方政府，在贫困农村地区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保障饮水、电力供给。超过960万生存环境恶劣的群众在安置新区获得住房、公共配套与就业机会。2021年2月，中国政府宣布，按照本国多维贫困标准，中国已经消除绝对贫。²⁶脱贫攻坚是完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体系（含养老保险制度）宏大实践的组成部分。国家不再单纯放任市场决定结果，而是直接介入，改善最贫困社区的生活条件；党员干部发挥带头作用，彰显社会主义组织体系依然具备强大行动力，体现出中国以集体福祉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第二，共同富裕也包含防止财富过度集中的政策举措。2020年末起，中国政府加大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力度，重点查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他性经营协议、未经合规审查便实施并购等行为。阿里巴巴、腾讯、哔哩哔哩等大型科技企业先后接受调查或受到处罚。其中，阿里巴巴创下182亿元人民币的高额罚款记录。²⁷这些政策意在遏制市场过度集中，让大型科技企业的力量接受更严格的公共监管。

政府还对民办课外培训机构出台大范围监管约束，以此缩小教育不公，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负担。²⁸ 面对房地产泡沫的潜在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标志着房地产市场监管力度的进一步强化。²⁹国家还依托对金融体系的管控限制流向房地产行业的信贷，引导信贷资源投向战略性高新技术产业；相较之下，2007–2008年第三次经济大萧条之后，全球北方的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很难做到这一点。上述政策体现出国家具备政治意愿与执行能力，让资本服从于更宏大的社会与发展目标。

这一系列政策演变背后蕴含重要的理论认知：无论经济增速、科技成就多么亮眼，都不能单独作为衡量社会主义的标尺。决定性评判标准是生产发展与社会福祉二者的关系，而共同富裕这一概念正是社会福祉的集中体现。只有当经济现代化能够增进人民的物质、文化与民主层面的发展能力，它才具备社会主义属性。因此，持续完善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科研事业、生态规划与文化建设，就是要让过去数十年取得的巨大生产进步越来越多地服务于广泛的社会目标。

第三，环境可持续成为一项核心优先事项。早期工业化阶段的生产模式往往会带来环境破坏。事实上，高污染产业向中国转移意味着中国承担了全球北方消费所带来的生态代价。但在当前发展阶段，中国在可再生能源与电动汽车领域投入巨大，如今已是全球风电、光伏发电以及电动汽车生产领域的领军国家。截至2024年中，全球在建公用规模风电光伏项目当中，有三分之二落地在中国；2024年，中国电动汽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³⁰ 从十年前广为称作“空气末日”的城市重度雾霾，迈向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充分体现出政策层面的巨大转向。³¹ “生态文明”理念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已经纳入官方规划话语体系，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彰显中国治理污染、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³² 这份承诺落实为大规模修复工业受损生态的实际行动，云南省洱海治理便在其中。当地统筹群众、党员干部、地方与中央政府多方力量，完成洱海生态修复工作。³³

第四，中国不再仅仅满足于消除贫困，而是通过乡村振兴战略缩小城乡差距，包括向农村地区输送技术与各类资源。³⁴ 这回归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长久以来的历史命题，即消除城乡对立。³⁵这也接续中国革命植根广大农村群众的历史根基，农民群体正是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因此，乡村振兴不只是减贫政策，更是旨在弥合城乡鸿沟，探索摆脱快速城市化附带的消费主义与社会原子化的发展路径。通过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本土产业，推进生态修复，乡村振兴致力于把农村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阵地，而不只是向城市输送剩余劳动力的储备地。

在第三阶段，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也发生演变。2013年，中国启动“一带一路”倡议等项目，体现出中国通过基础设施投资与南南合作、重塑全球发展格局的努力。中国对生产力的掌控也使其成为非洲工业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例如，亚吉铁路（the Addis Ababa-Djibouti Railway）将内陆国家埃塞俄比亚与吉布提港连通，支撑区域贸易发展；肯尼亚标准轨距铁路（the Kenya Standard Gauge Railway，也称“内马铁路”）则大幅降低运输成本。这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政策形成鲜明对照，后者的政策让非洲大陆保持在欠发达状态。³⁶ 西方批评者常常从地缘政治竞争的视角解读这些举措，但亚非拉许多国家政府将中国视为替代选择，从而摆脱历史上由西方列强主导的不平等国际秩序。中国还提出三大国际合作框架：全球发展倡议支持发展项目与能力建设，全球安全倡议提出合作安全原则与领域，全球文明倡议则推动文明对话交流。这三大倡议共同致力于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造成的两极分化、战后自由世界秩序的虚伪提供替代方案。这些倡议能否成功取决于全球南方参与国能否根据自身需求与议程确定合作重点、推动落地实施。³⁷

中国经验对全球南方的意义不在于它可以被原样复制，而在于它揭示了独立自主发展所需的结构性前提。³⁸中国模式的前提是拥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具备引导战略产业、跨代际规划、让资本服务国家长期战略的能力。这些能力并非技术层面的，而是政治层面的，其根基在于一场革命带来的彻底断裂从根本上重塑了国家、阶级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全球南方其他国家也曾提出类似构想。1963年，克瓦米·恩克鲁玛主张建立非洲大陆政治联盟，但这些实践屡屡受挫，原因正是那些中国已经大体克服的障碍：主权碎片化、外债与附加条件、依赖大宗商品出口、战略产业由外国资本掌控主导。中国的发展道路并非现成的蓝图，而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其他国家需要经历怎样的政治与制度变革，才能对自身发展实施同等程度的战略掌控？

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美国及其盟友通过出口管制、制裁、限制半导体技术获取、在东亚扩大军事存在等手段加紧遏制中国发展的背景下，³⁹ 中国坚定推进科技自立自强。这些遏制措施反而让党更加确信，科技主权与国家主权已经密不可分。因此，对先进制造业、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航空航天、生物技术、量子科技的投入不再仅仅被视为经济政策，而是在超帝国主义压力持续加剧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发展的核心组成部分。⁴⁰

第三阶段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尝试将经济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伦理有机结合。中国如今已经拥有雄厚的生产基础，当前的挑战是确保生产能力持续推动社会关系变革，服务集体福祉而非服务私人资本积累。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归社会主义的根本关切。

未来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所实践的社会主义不能被理解为简单的线性发展过程，而是由不断变化的物质条件与战略调适共同塑造的历史进程。但在各个发展阶段之中贯穿着一条核心主线：统筹推进社会关系变革与生产力发展，以此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将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历史进程，而非一套可以自上而下强行套用的现成模板。⁴¹ 若要从一个发展阶段迈向另一个阶段，就需要直面各类矛盾、将其化解。但这并非机械、唯经济决定论式的过程，也未必是一条直线，而是可能会在试探性前进与策略性退却当中循环往复。社会主义是一项具有实验性质的实践，需要以理论为指引进行自觉规划，结合具体现实条件经受实践检验，并植根于工农群众的实践与斗争。⁴²

对资产阶级民主体制下的常规选举政党而言，其活动大多局限于竞选角逐或是管理既有制度。中国共产党则与此不同，始终将自身定位为一项跨世代历史事业的组织者。党的合法性不仅建立在意识承诺之上，同样来源于一种经过实践检验的能力：能够识别不断变化的历史矛盾，并制定相应策略加以化解，以此改善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

未来将迈出怎样的步伐仍未可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质性民主的实现既依靠生活水平的提升，也依托协商回应型治理，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这套制度融合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通过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拓宽人民参与渠道，依托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机构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落地运行。上述社会与政治层面的发展共同构成中国2049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推进过程的一部分。⁴³

但未来的发展道路并非没有边界。2017年，中国共产党在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两步走战略：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百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22年，这一部署在党的二十大上得到再次确认。到2035年实现阶段性目标并非模糊的愿景，而是一套具体实施方案：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幅提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约为当前水平的两倍）；增强科技自立自强能力；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可及；推动碳排放稳步下降。⁴⁴

2026年3月1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第十五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是迈向2035年目标的剩余两个五年规划当中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将2026–2030年称作实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⁴⁵该规划体现由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的辩证转变：增长动力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扩张，转向更多依靠生产率提升、创新与效率改善。在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中国的高速增长依靠要素积累驱动：大量成本相对低廉的农村劳动力转入工业领域，对基础设施与制造产能开展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深度融入全球出口市场。这套模式让数亿人摆脱贫困，奠定当代中国的物质基础，但它已经走到自身的历史边界。劳动力成本上升，国内大量主要基础设施网络已经大体建成。同时，在美国主导的管制措施与供应链脱钩操作之下，部分技术获取与市场通道遭到人为限制。十五五规划从制度层面落实这一转型。经济增长总目标下调至年均4.5–5%，1991年以来首次低于5%；同时要求研发经费年均增速高于7%。政策导向十分明确：产出规模不再是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准，发展质量与技术含量同样至关重要。这一较低的增长目标属于战略抉择，而非经济失利，这件事本身就具备历史意义。还没有哪个主要发展中大国主动将GDP增长目标让位于质量类指标，并且达到如此的力度。

推动本次转型的核心理论框架是新质生产力。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的时候首次提出这一概念。2024年3月，全国两会（即国家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家最高政治协商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将其确立为重大政策优先方向。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生产力范畴基础之上突出质的规定性，指代摆脱传统增长模式、具备高技术、高效率、高品质特征的先进生产力。落实到实践层面，就是培育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先进制造业、新材料、量子技术、氢能、航空航天在内的新一代战略性产业，同时通过数字化、绿色转型改造传统产业。根据十五五规划，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目标从2025年的10.5%提升至2030年的12.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约7.25亿吨，综合能源生产能力提升13%，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由21.7%提高至25%。⁴⁶

面对美国主导的科技遏制，中国的应对之中呈现出一种关键的辩证反转。2018年起，美国实施出口管制、半导体限制与供应链施压，并于2025年进一步加码，本意是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但是，结果却适得其反：美国切断中国获取前沿外国技术的渠道，反而迫使中国以极高的紧迫感，大力发展那些美国企图阻止中国掌握的技术能力。因此，十五五规划提出研发经费年均增速不低于7%，强调要在半导体、工业软件、先进材料领域实现突破，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国内层面对外部遏制做出的生产端回应。外部压力被转化为推动自立自强的内在动力，阻碍由此变成了加速器。

与此同时，十五五规划致力于化解改革开放时期逐步积累的一项结构性矛盾：中国已经具备强大的生产能力，但消费作为增长动力却相对薄弱。2020年，“双循环”战略首次提出，并纳入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把国内市场作为经济的主体，同时推动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相互促进。

这不仅仅是技术性调整，而是重新调整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维系劳动者与家庭生存的各类条件与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也重塑国民经济同世界市场之间的联系。第二阶段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要求中国在部分由外部划定的规则下嵌入全球劳动分工，而双循环模式则力求将国内需求打造为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工资水平提高、公共服务扩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这些既是提振国内需求的条件，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条件。由此，这一战略把社会主义发展的分配维度与宏观经济维度联结在了一起。

在众多全球南方国家探寻工业化、技术发展与经济主权新道路的当下，中国的实践重新抛出了一系列问题。许多人曾以为，苏联解体之后，这些问题就已经得到一劳永逸的解答。⁴⁷ 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依然具备可行性，公共投资能够改造社会，技术领先地位不必永远由全球北方国家垄断，未来也并非只能由金融资本主导。⁴⁸

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历史上代表着一条独特道路。它既拒绝殖民依附，也摒弃新自由主义正统教条。这是一项双轨并进的社会主义事业：变革社会关系，同时发展生产力。这一事业历经不同历史阶段持续推进，始终把国家主权与人的尊严作为核心目标。无论仍然存在何种矛盾，中国革命都是现代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项解放进程。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