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第47期新闻稿:人民的力量源于组织
群众动员或许能够撼动现有制度,却未必能从根本上改变它。真正能够留下来并持续发挥作用的,是长期而扎实的组织建设。通过这一过程,劳动人民建立自己的组织机构,行使集体权力,并逐步掌握主导自身生活的能力。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政府权力示意图,第106期专题报告《权力架构中的社会主义战略》,2026年11月。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四十年前,我在西孟加拉邦的一个乡镇,亲眼目睹一位妇女走进当地基层自治机构(panchayat)的办公室,当面斥责一名市政官员。这位妇女从事农业劳动,之前曾来这里反映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相关的回复(我已经记不清她当时具体反映的是什么问题,或提出了什么请求)。陪她一起来的,还有农业工人工会当地委员会的一位委员,该工会是一个共产主义群众组织。这位委员也与她一道,当面斥责那名官员。该民选官员是当地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员,态度十分客气,向她道了歉,随后便离开去处理这件事。事情有了着落,妇女便满意地离开了。事后,这名官员向我解释,办公室经常因为人手不足而无法及时处理各项事务。这次妇女提出的诉求是合理的,他们会立即着手解决。
这次经历真正引起我注意的,并不是办公室面临的困难,也不是官员作出的承诺,而是另外两个事实:第一,这名妇女有信心走进办公室,向官员提出自己的诉求;第二,群众组织的代表陪同她一起前来。一位平日里习惯听从他人安排的妇女,这一次在同志的陪伴下,坚持要对事情接下来的处理发表自己的意见。她所遭遇的困境或许并没有因此彻底消失,但原本只能由她独自承受的委屈和无奈(甚至可能因此逐渐陷入听天由命的消极心态),如今却有了改变的可能。这种改变可以通过集体行动实现,也可以由她个人付诸行动,而她的背后始终有集体力量作为支撑。这件事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因为它让我看到了社会主义力量的一个重要根基,即我们所说的社会力量(social power)。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政府权力与社会力量交汇示意图,第106期专题报告《权力架构中的社会主义战略》,2026年11月。
我们最新一期专题报告《权力架构中的社会主义战略》(Socialist Strategy within the Architecture of Power),区分了三种彼此相互关联的权力形式:
- 社会力量(Social power):通过劳动者的组织和集体力量而不断积累起来的权力。
- 政府权力(Governmental power):能够进入公共行政和政策制度体系的权力,借此推进某一政治纲领。
- 制度性力量(Systemic power):通过改变国家的阶级性质,以及重塑社会生产、财产制度和社会生活赖以运行的基本结构,实现深层次的社会变革。
对权力不同层面的认识,使我们能够进一步思考社会主义战略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人民如何通过建立和发展群众组织,凝聚起足以掌握自身命运、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在这份专题报告发布之际,从欧洲到印度,正值新一轮大规模抗议浪潮,民众的愤怒不断涌上街头。然而,如果缺乏持之以恒的组织工作,这些抗议活动很容易消散,就像阿拉伯之春期间发生的那样。这份报告试图探讨:什么样的组织、制度和政治能力,才能将一时的群众动员转化为持久的社会力量,并使这种力量与争取政府权力和推动制度性变革的斗争联系起来?我们希望深入考察的,正是这种为实现解放而构建的组织基础。我们邀请您与我们一起深入思考这些问题。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社会力量示意图,第106期专题报告《权力架构中的社会主义战略》,2026年11月。
在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我们一直在探讨社会力量如何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包括喀拉拉邦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合作社运动,以及巴西农村劳动者组织(Landless Workers’ Movement,MST)的定居点建设。这两个案例都告诉我们,社会力量不可能仅仅依靠一次次孤立的群众行动而建立起来。社会力量的形成,需要以社会变革理论为指导的组织,这些组织不仅要推动群众性运动的开展,还要建立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影响力的群众性机构。通过这些机构,受压迫和受剥削的人民不仅能够更好地解决自身的物质生活问题,还能学会如何协调集体行动、行使集体权力,并将斗争持续下去。喀拉拉邦的案例表明,植根于阶级斗争的社会力量能够与政府权力相互配合,共同推动合作社机构的存续与发展。MST的经验则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社会力量正是在集体决策、政治教育和持续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巩固的。即使在获得土地之后,MST的各项实践仍能让这些家庭保持组织化状态,并帮助他们逐步养成民主参与的习惯,学会共同表达意见、倾听彼此的声音,并一起落实集体作出的决定。
建立合作社或建设定居点并不是最终目标,而是长期发展过程中的一环。胜利是继续推进组织工作的起点——有时是为了进一步壮大社会力量,有时则是为了争取政府权力;而每一次物质上的收获,都会增强人民赢得下一场斗争的能力。例如,当人们争取到土地权利后,可能就会各自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生活。因此,要让有组织的集体活动持续下去,就必须建立扎根基层的组织体系,并辅以政治教育和持续不断的组织工作。这类基层组织包括MST的基层小组,成员通过这些小组共同决定定居点的各项事务,并协调相关工作;也包括支撑喀拉拉邦合作社运动持续发展的群众组织。资本主义不断向工人和农民灌输这样一种观念: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与身边的人竞争。然而,他们自身的实践经验却表明,日常生活中的相互协作不可或缺,而各地的定居点和合作社正是这种协作关系在制度层面的体现。集体行动通过满足劳动人民的实际需要,使团结互助有了现实的物质基础,也让社会主义价值观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在资本主义现实带来的重重压力下,社会信任不断受到侵蚀,而共同承担责任、以实际行动展现彼此的担当,则能够重新巩固这种信任。
我们还将通过一系列研究继续探讨这一问题,研究对象包括南非共产党(SACP)的人民红色大篷车(People’s Red Caravan)、坦桑尼亚小农团体全国网络(Mtandao wa Vikundi vya Wakulima Tanzania,MVIWATA)、委内瑞拉的公社,以及中国乡村振兴项目,例如村超(Village Super League)。相关研究成果将于近期陆续发表。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制度性力量示意图,第106期专题报告《权力架构中的社会主义战略》,2026年11月。
这些案例说明,政府权力能够为社会力量的发展提供支持:左翼政府上台执政后,可以保护并巩固群众组织和机构,同时将公共资源用于支持和扩大它们的工作。但与此同时,政府权力仍然受到国家和经济体系中更深层次结构的制约,而这些结构并不受政府掌控。这些制约既存在于一国境内,也超越国界,通过金融资本和大型企业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正如我们在专题报告《超越极性:世界秩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Beyond Polarity: For a Marxist Theory of the World Order)中所论述的那样,这种制约还通过极化帝国主义(hyper-imperialism)的国际机构和运作机制得以体现。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结构不断维护和巩固统治阶级的权力,同时削弱绝大多数人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在全球南方,试图借助政府权力推动国家主权建设,不仅会面临国际压力和新殖民主义势力的压制,还会遭到国内既得利益阶级的阻挠,因为这些阶级正是依附性关系的受益者。因此,要推动整个制度发生变革,就必须依靠深深植根于社会的力量,开展一场长期而持久的斗争。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制度性力量与社会力量交汇示意图,第106期专题报告《权力架构中的社会主义战略》,2026年11月。
正如我们文章开头提到的故事,这位西孟加拉邦的妇女在农业工人工会的陪同下,向自己阵营的一名干部提出了质疑。尽管双方有着共同的信念和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不需要主动提出自己的诉求。工会的支持让她有底气坚持自己的诉求,要求对方认真对待,同时也让她在这次交涉中有所收获。这名妇女所表现出的自信,以及官员愿意作出回应的态度,让我们看到,劳动人民与那些经选举产生、肩负为人民服务职责的代表之间,必须不断更新和巩固彼此的关系。劳动人民需要建立自己的组织,通过这些组织行使集体权力,并对自己的代表进行监督和问责。
当行政事务的压力使左翼运动中最有经验的组织者逐渐脱离那些孕育其政治力量的社区和工作场所时,维系这种关系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在抵御右翼势力、维护左翼政府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会感受到巨大的紧迫感,以至于任何批评都可能被视为一种威胁,并逐渐形成一味服从权威、等级森严的风气。如果劳动人民被要求做的只是投票、鼓掌和等待,那么当初帮助左翼政府赢得执政地位的社会力量就会开始逐渐削弱。左翼政府需要人民积极主动地、有组织地参与政治生活,其中也包括让人民能够发现问题、指出工作中的不足,并要求有关方面加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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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制度性力量、政府权力与社会力量交汇示意图,第106期专题报告《权力架构中的社会主义战略》,2026年11月。
社会力量和政府权力每向前迈进一步,制度变革每推进一步,都会带来新的责任和新的矛盾。政治教育、批评和坦诚的评估,有助于运动组织更好地应对这些矛盾,同时确保人民的力量始终扎根于人民自身。组织建设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需要在日常实践中不断积累知识,让劳动人民逐步增强承担更大责任的信心和能力。当劳动人民真正能够主导那些影响自身生活的社会机构及相关事务时,一个新世界才由此开始建立。
四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那位出现在办公室门口的妇女。她有自己的诉求,有组织作为后盾,也有信心要求对方给出答复。社会主义战略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让一个人的这份自信转化为数百万人的集体力量,并通过这种有组织的力量,改变那些使数十亿人陷入类似困境的社会条件。
那位妇女的自信并非凭空而来。支撑她的,是身后有组织作为依靠,也是因为她有这样的认知,自己所遭遇的一切并非只能听天由命、默默接受。危地马拉革命诗人奥托·雷内·卡斯蒂略(Otto René Castillo)在诗歌《最重要的一切》(Lo más importante de todo)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只不过他所描绘的是更加严酷的斗争环境。铁路工人为了争取更多面包而举行罢工,却遭到军队镇压。一些工人开始接受失败,逐渐向现实妥协。但其中一人拒绝让失败演变为宿命论。他的革命乐观主义并非单纯源于希望,而是来自集体斗争的实践经验,以及这样一种坚定信念:一次挫折并不能让人们失去继续组织起来、再次投入斗争的能力。
请不要忘记,
同志们,
时间终将带来
一抹红色的微笑,
伴随着来自群众的使命召唤。
如果不是今天,那就是明天。
如果不是明天,那就是以后。
每一次失败之后,
总会有新的转机。
今天遭受迫害的人,
明天终将成为追击者。因此,最重要的是:
永远与人民保持对话。
即使是在
最惨痛的失败时刻,
即使是在
最令人失望的境地,
也永远不要忘记,
同志们:
革命这个词,
永远与希望紧密相连。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