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第46期新闻稿：全球左翼必须摆脱消沉与认命的情绪

《游牧者》，巴特贾尔嘎勒·巴塔尔佐里格（蒙古）作于2014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今年年初，政治形势似乎更有利于特殊类型的极右翼及其极化帝国主义野心。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了闪电式军事打击，绑架了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妻子、国民议会议员西莉亚·弗洛雷斯，将他们非法关押在纽约，并借此将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交到了美国跨国公司手中。大约两个月后，美国和以色列又对伊朗发动了侵略战争，这场战争似乎正在重演委内瑞拉的遭遇。然而，伊朗对波斯湾地区美军基地以及以色列本土发动的反击，改变了全球力量对比，也暴露出极化帝国主义军事力量的局限性。

在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之后，特朗普的扩张野心似乎已从拉丁美洲蔓延至全球。但伊朗的反击迫使他重新将目光转回拉丁美洲，并将重点放在煽动所谓的“愤怒浪潮”（Angry Tide）上。哥斯达黎加、秘鲁和哥伦比亚的大选中，极右翼接连获胜，但他们真正觊觎的目标一直是巴西——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其国土面积约占南美洲的一半。10月4日第一轮选举结束后，局势一度显示，极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将击败现任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然而，数百万民众随后动员起来，在10月25日的第二轮选举中阻止了这一结果，最终卢拉胜出。卢拉的胜利为拉丁美洲抵御“愤怒浪潮”建立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社会民主主义防线。如果博索纳罗获胜，不仅会助长整个大陆的反动势力，也会让远在巴西之外的新纳粹主义思潮受到鼓舞。阻止这种结果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民主空间、公共机构和社会保障，是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现实基础。捍卫这些，不能被视为偏离了社会主义斗争，不能被认为是在分散精力。

《城市生活》，奥斯蒙德·沃森（牙买加）作于1968年。

卢拉胜选的同时，印度和欧洲爆发了大规模抗议，反对紧缩政策、争取社会正义。这些运动各有各的历史和可能，但合在一起看，它们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全球左翼中太多人身上那种听天由命的心态，是不是该改一改了。到了11月初，新的希望焦点转向了美国。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遭遇决定性失败。这场失败挫伤了美国极化帝国主义的野心，因为它进一步加深了美国权力运作机制内部的分裂。围绕预算、调查和政治权威展开的争端，将使本届政府的行动自由受到更多限制。

这些裂痕为斗争创造了新的空间，更何况，现在将有八名美国国会议员隶属于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DSA）。这些议员的平均年龄为38岁（最年轻的梅拉特·基罗斯（Melat Kiros）29岁，最年长的克里斯·拉布（Chris Rabb）56岁）。如果他们照搬民主党领导层那套好战与紧缩的老路，这些议员就会受到基层力量的压力。而这些基层力量，能把民众对战争的厌倦，转化为反对维系战争的制度和利益集团的要求。

《无题》，多米尼克·津克佩（贝宁）作于2011年。

在南非，南非共产党（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SACP）自1994年以来首次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参加民主选举。结果超出了该党的预期：获得超过70万张选票，并在全国赢得260多个席位。一个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能够在选举中彰显自身力量，这本身就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行动。南非共产党的竞选纲领将电力、就业、住房和供水等问题，与财产所有权、资本和权力问题联系起来。该党的选举行动也为非洲左翼创造了政治空间，使社会解放与国家主权相结合，并毫不掩饰地支持萨赫勒国家联盟所表达的反帝国主义诉求，这些诉求也通过布基纳法索总统易卜拉欣·特拉奥雷表达出来。这种团结需要政治参与，也需要独立判断。

印度学生和工人的抗争正在不断壮大，并在亚洲其他地区和非洲产生回响。农民及其他受压迫群体也逐渐感受到这一历史机遇的巨大意义。巴西的经验贯穿这些运动，并向它们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极右翼是可以被击败的。对那些被镇压和一次次失望磨得疲惫不堪的人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当人们因得知卢拉获胜的消息，而走进一场新的集会；或促使一个工作场所开始组织起来；或支撑着一个村庄的人民在新一周艰难的抗争下去，这就是信心带来的一种实实在在的力量。

《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容易吗？》，伊万·萨吉塔（印度尼西亚）作于2014年。

多年来，我们一直明确指出，从客观条件来看，左翼所处的形势远比右翼有利。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了一份重要报告《2026年债务世界》（A World of Debt 2026）。报告显示，2025年，发展中国家支付的公共债务净利息高达9950亿美元。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涉及人口总数达37亿的国家中，偿还债务的利息支出已经超过了教育支出（20个国家）或医疗支出（46个国家），其中不少国家同时面临这两种情况。这些数字揭示了金融资本的力量所强加的一种优先次序：债权人要求偿还债务，而我们国家的孩子却坐在没有教师的教室里，病人则在缺少药品的情况下承受病痛。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以发达国家所享有的利率借款，每年就可以节省约5000亿美元。最迫切需要投资的国家，却必须付出更高的融资成本，随后又不得不削减那些本可以改善民众生活、增强生产能力的支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26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也记录了其中一些事实，并建议各国政府在生活成本危机期间提供临时性、有针对性的收入支持。临时性补助固然必要，但远远不够。人类需要建立公共体系，以保障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引导投资方向，并减少对动荡不定的市场的依赖。即便是那些极端自由主义者，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他们捍卫的经济框架始终将公共服务置于私人资本积累之下。当这一经济框架的受害者逐渐对管理这一框架的机构失去信心时，他们也感到困惑。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又要求人们捍卫民主，尽管他们早已限制了民主所能作出的经济选择。特殊类型的极右翼正是利用这一裂缝，以一种虚假的反叛姿态登场。它将民众的愤怒引向移民、少数群体、妇女和左翼，同时维护银行、土地和大型企业所有者的既得利益。

《诺亚著名的奶油之旅》，保琳·卡胡朗伊·耶尔伯里（奥特亚罗瓦）作于1966年。

我们一直在逐步构建一套面向左翼的纲领。它立足于当下，首先要制定有力的行动方案，切实改善人民生活、捍卫已有的社会成果。继而逐步迈向社会主义未来，而这一未来将建立在通过民主规划得以提升的生产力基础之上。有一点对我们而言十分明确：无论采取什么样的纲领，和平与反帝国主义都必须处于其核心位置。战争摧毁生产能力，推高生活成本，并将资源从人类发展领域转移出去。跨越国界开展这些斗争，需要各国社会运动和政府加强合作，共同挑战债权人的特权以及帝国主义强权的胁迫。

这项事业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选举策略。在一个国家，可能需要建立广泛联盟，以阻止极右翼上台；而在另一个国家，共产党独立开展政治活动，则可能成为重新确立工人阶级话语权的关键。衡量一种策略是否有效，关键在于它能否壮大民众的组织力量，并推动民众形成超越下一次选举周期的持续行动能力。我们必须根据联盟能够动员哪些社会力量、能够争取到哪些政治承诺，以及能够为进一步的斗争创造多大空间，来判断其价值。我们的国际主义应当让彼此互鉴经验，但不能假装巴西的经验可以直接成为印度的现成模式，也不能认为南非的选择可以照搬到整个非洲大陆。毕竟，这些地方有着不同的解放历史，也面临着尚未完成的阶级权力斗争。机遇并不意味着左翼必然能够取得进展，但每一次机遇的出现，都需要各类社会运动和政治组织积极行动起来。问题在于，左翼能否将民众获得的暂时喘息转化为信心，将信心转化为组织力量，再将组织力量转化为持久的政治力量。世界正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与人民并肩前行，推动形成一套真正属于人民、能够得到人民认同的纲领。

带着这些思考，我想送给大家一首小诗，题为《一个世纪，一场斗争》：

他们从矿井、工厂、甘蔗田走来，
来打碎黄金的统治，
来争得面包，来终结苦难，
来建一个王冠关不住的世界。

一百年过去，旗帜升了又落，
债务仍捆着播种人的手。
果实被夺走，种子丢给我们，
庄稼长成的地方，孩子却在挨饿。

王座不会给世界面包，
炸弹不会教种子开花。
我们与那些做过梦、流过血的人并肩，
替尚未到来的世代，争一片立足之地。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