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第42期新闻稿：中国全球倡议的世界意义

《谢灵运》，杨善深（中国），创作年份不详。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战火从巴勒斯坦烧到乌克兰，从苏丹烧到伊朗，令全球数十亿人饱受战火和通胀之苦，士气低落。眼下，这些冲突似乎看不到尽头，人们也难以想象它们将如何收场。北约国妄图击败俄罗斯，而美国则企图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但这两种结果都不具备现实可能：俄罗斯是一个拥有核武器、足以应对生存威胁的国家；而伊朗已经证明，它有能力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资产造成严重打击。

正是在这种令人沮丧的国际局势下，中国政府提出了五大全球倡议：

1. “一带一路”倡议（BRI）。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愿景在中国政府2023年发布的白皮书中得到了系统阐述。倡议的两大组成部分最早在十年前提出：一是2013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宣布建设横贯中亚的经济带，二是同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亚宣布建设海上丝绸之路。
2. 全球发展倡议。 2021年9月，在新冠疫情期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国际社会应当将发展计划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指引，例如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3. 全球安全倡议。 2022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新的愿景：各国应当在不预设长期冲突、不诉诸胁迫的情况下实现自身发展。而其所遵循的原则，必须以尊重领土完整为基础。
4. 全球文明倡议。 该倡议于2023年3月提出，倡导文明多样性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这实际上是对一种观点的直接否定，即实现发展就必须模仿外国的文化和制度。
5. 全球治理倡议。 2025年9月，在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通过五项理念进一步强调了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和注重实际成果。

《春天来了》，袁庆一（中国）作于1984年。

这五大全球倡议为国际社会展开广泛对话奠定了坚实基础。对话不仅应围绕和平展开，也应关注和平的根本保障——发展。衡量这些倡议是否能够兑现其承诺，关键要看它们能否帮助各国社会探索通向和平的道路、增强生产能力，并掌握自身经济的主导权。这些倡议试图重新开启一场国际对话。这场对话曾在1974年达到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中国提出的这些倡议表明，我们需要的不是对某个全球机构进行零敲碎打的改革，也不是让某一场冲突实现停火，而是对多边主义进行全面改革。这种改革不仅要确保国家之间在形式上享有平等地位，还必须消除各国之间经济实力悬殊所造成的巨大不平等。

然而，仅凭这五大全球倡议本身，并不能建立起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当前的国际经济体制由一系列规则构成，涵盖贸易、投资、税收、债务和技术等领域。但这些规则的制定目的不是促进国际民主，而是维护企业的权力。跨国公司（TNCs）左右着这些规则，它们可以通过转移投资、转移利润以及利用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的竞争，使其相互牵制，从而凌驾于各国政府之上。如果现有的游戏规则是将企业利润置于一切之上，那么这些倡议究竟能够发挥多大作用？

《禅》，吕寿琨（中国）作于1970年。

五大全球倡议所提出的宏观原则，需要进一步转化为一项全球南方国家的行动纲领。这一纲领应包括：增强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影响力；建立适应产业转型需求的发展融资机制；制定允许经济多元化发展的贸易和投资规则。这些原则为对话打开了空间，但全球南方当前面临的任务，是赋予这些原则切实的制度保障。以下五个领域可以成为这一行动纲领的具体着力点：

1. 税收。牛津大学2015年的一份工作论文显示，跨国公司（TNCs）的避税行为从长期来看，每年可能使发展中国家损失约2,130亿美元。当时这一估算就已经偏低，而如今实际损失肯定更高。为解决这一问题，联合国于2025年启动了《联合国国际税收合作框架公约》的谈判。这一谈判进程目前仍在进行，它为各国通过共同的最低标准和收入分配机制来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平台。这些标准和机制应当同时考虑生产活动和销售情况。各国之间开展信息交换、要求跨国公司按经营所在国家或地区公开报告相关信息、防止企业以迁址相威胁来谋取优惠条件，以及加强合作、对企业在实际经济活动发生地取得的利润征税，这些做法都是公平合理的。
2. 劳工标准。各国应就工会权益保护、集体谈判、工作场所安全以及免受强迫劳动等方面达成具有强制执行力的保障标准。各国还应共享劳动监察证据，并为劳动者提供跨境维权的途径。龙头企业必须对供应链中的侵权行为承担明确的责任。区域性协议有助于防止各国为了吸引投资而竞相压低工资、削弱劳动者权益。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跨国企业宣言》为制定相关劳工标准提供了参考依据，但要确保相关标准得到强制执行，还需要进一步作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承诺。
3. 企业问责。2014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设立了一个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负责就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与人权的关系问题拟订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以在国际人权法框架内监管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的活动。十多年过去了，相关谈判已经形成了多个版本的草案，却始终未能通过一项正式条约。要建立一套真正有效的问责机制，就需要改革投资协定，在保护正当公共监管权的同时，确保企业义务能够得到强制执行。具体措施应包括：调查企业的不当行为，追究企业因其行为或未尽应尽义务而给他人造成损害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加强各国司法机关之间的合作，并依托可信的国际法律体系，为受害者提供切实有效的法律救济。

《林和靖的书桌》，王赫（中国）作于2024年。

4. 技术获取。围绕世界卫生组织《大流行病协定》中《病原体获取和惠益分享附件》所开展的谈判，为全球南方国家争取技术合作、增强自身生产能力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谈判平台。谈判涉及疫苗、治疗药物和检测试剂的获取问题。协定中关于技术转让的条款为此提供了一个起点，但由于这些条款仍以双方达成一致为前提，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私人权利持有者是否愿意合作。公共资金和政府采购应当附带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条件，以确保相关技术许可能够得到落实、实用技术知识能够实现共享、劳动者能够接受培训，国内研究机构和供应商也能够得到发展。全球南方国家可以联合发挥采购优势，共同资助研究机构，同时保留在国际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实施强制许可的权利。仅仅获得专利使用权，并不能让一个国家具备自主生产能力。各国还需要相应的设备、熟练的技术工人，以及组织和管理生产所必需的知识。当前的任务，是将协定中的承诺转化为具有明确目标和完成期限的义务，使各国能够自主调整、改进并生产相关技术。
5. 债务与金融。联合国的《塞维利亚承诺》为全球南方国家开展集体行动、推动建立更加公平的主权债务制度提供了契机。这一努力可以借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长期以来在债务重组领域所开展的工作。该承诺提出建立一个借款国合作平台，使各国能够汇集共同诉求，推动贷款过程更加透明、债务得到及时重组，并建立具有约束力的规则，防止私人债权人阻挠债务重组协议的达成。《塞维利亚承诺》所设想的政府间进程，应当进一步推动建立一个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多边框架，在保障必要公共支出的同时，将国家的偿债能力与经济转型所需的投资需求一并纳入考量。

《在火车上》，王音（中国）作于2013年。

此刻，我正坐在驶离中国江西新余的高铁上。17世纪，宋应星在此地完成了科技著作《天工开物》。这部书还启发了陆川，他据此执导了一部舞剧。如今，这一地区拥有令人瞩目的工厂，生产锂电池和硅钢，采用了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在新余期间，我向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请教：他认为全球南方要实现进一步发展，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认为，全球南方要实现进一步发展，需要关注三个方面：推动绿色工业化、重振本土文化，以及树立文化自信，以平等的姿态与其他文化交流。当我渐渐告别新余，望着眼前不断延伸的乡村景色时，我写下了这首诗：

工厂里没有灰尘。
她坐在那个地方的办公桌前，
硅钢从她身旁缓缓经过，
薄如一段精致的蕾丝。

她头戴橙色安全帽，
与那张专注的脸庞显得有些不协调；
一条银色的钢带如河流般流过，
她始终关注着它的运行速度。

“你坐在办公桌前做什么？”我问。
“确保传送带保持适当的速度。”
她的手轻轻搭在键盘上，
读取着屏幕上的数字。

“正是我们，让钢铁生产成为可能。”我心想，
看着她的手指和双眼。
机器有上千条指令；
她知道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一位古代舞者走进工厂，
她的水袖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
她仿佛从《天工开物》中走来，
在这里找到了它的后世传人。

一声琵琶、一记钟响，一阵脚步声：
古老的曲调在厂房里回荡。
她在移动的钢带前停下，
随后沿着它的轨迹走向门口。

“以仁爱之心，造福人民。”
陆川谈起宋应星，
厂房外，工人们登上通勤班车；
工厂在暮色中闪耀着光芒。

一部关于日常生活的书籍就此展开：
炉火、织机，还有谷物。
那些劳作者的名字已经无从知晓；
但他们掌握的技艺依然留存。

在新余，他们生产锂电池，
让白昼延续至黑夜；
宋应星那部古老著作中的又一页，
正由电光照亮，续写新的篇章。

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思考着各种技艺；
阿布·法兹尔（Abul Fazl）俯身阅读书页。
早在曼彻斯特之前，世界就已有了劳动的双手；
没有哪个民族能够独自创造一个时代。

工厂里没有灰尘。
钢带流淌着银色与蓝色的光泽。
舞者伸出空空的双手；
工人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我们继承了这个世界，也继承了它尚未完成的创造。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