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第39期新闻稿：青年渴望未来

《公牛（法西斯主义前进）》，弗拉基米尔·雷先科（苏联）作于1929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在过去两年里，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纷纷走上街头。从肯尼亚到尼泊尔，从印度尼西亚到菲律宾，从马达加斯加到摩洛哥，还有秘鲁，年轻人都在奋起反抗、走上街头游行。新闻记者将这些抗议活动统称为“Z世代运动”（Gen Z），仿佛年轻人不过是一个可细分的市场群体。他们具有以下共同特征：参与者较为年轻，善于运用数字平台，并且对既有政治体制日益失去耐心。然而“Z世代”这一标签并未真正揭示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现实，反而掩盖了更多深层问题。

一代人并不等于一个阶级——年轻人并不共享相同的社会经济状况。且，这些游行各有各的背景。2024年6月，肯尼亚的抗议活动直接由财政法案引发，该法案将债务和紧缩政策的负担转嫁给了劳动人民。2025年9月，尼泊尔政府试图限制社交媒体，此举进一步加剧民众对政治精英腐败与奢靡生活的愤怒。从2025年9月下旬开始，摩洛哥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公共医疗和教育体系长期投入不足、质量持续下滑，而与此同时，大量资金却被投入到2030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筹备工作中。同月，马达加斯加的示威活动始于民众对政府无法保障水电稳定供应的不满。2025年9月和10月，秘鲁抗议者把矛头指向当权者、有组织犯罪、以及养老金制度——它拿走年轻人的钱，却保障不了他们的安全。这些抗议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有着共同的情绪和诉求：有钱建造体育场馆，却没钱建设医院；有钱偿还外国债权人的债务，却没钱为年轻人提供就业机会；有钱维持警察力量，却没钱投入学校建设。

腐败是最常被人们挂在嘴边的词语，但在腐败的表象之下，隐藏着一种已经封闭了人们未来希望的社会秩序。

《字母表第一号》，易卜拉欣·萨拉希（苏丹）作于1960年。

日本漫画《海贼王》（One Piece）中的海盗旗，出现在其中几场抗议活动中。这是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象征。这部漫画讲述了一群年轻人扬帆出海，寻找被权势者垄断的宝藏，并与一个声称自身具有合法性、实际上却不断施加暴力的世界政府展开对抗的故事。这面旗帜并没有提供一套政治纲领，但它表达了一种情绪：既有的世界充满欺骗，必须踏上一场超越现有秩序的冒险。年轻人似乎正在说：“让我们扬帆驶向广阔的海洋，去寻找一个不再像当下这样令人绝望的未来！”

这种情绪的物质基础，在国际劳工组织（ILO）最新发布的报告《2026年全球青年就业趋势：回归未来》（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Youth 2026: Back to the Future）中得到了清晰体现。2023年，15至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降至二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但随后开始回升，到2025年达到12.4%。这意味着，全球有6700万年轻人积极寻找工作，却始终无法找到就业机会。2023年至2025年间，全球大多数地区（11个次区域中有8个）的青年失业率都在上升。然而，失业率只能反映部分现实，因为它并不统计那些已经放弃求职的人。因此，一个更能揭示真实情况的指标是NEET，即“不就业、不接受教育或培训”（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的青年群体。2025年，全球有超过2.57亿年轻人处于这一状态，相当于每五名年轻人中就有一人是NEET，比2023年增加了900万人。

《尼泊尔母亲》，莱恩·辛格·班德尔（尼泊尔）作于1979年。

在这个冰冷的缩写背后，是无数被迫停滞的人生。一个年轻人完成学业后，连续数月寻找工作，却发现根本没有就业机会。在最终放弃求职后，他们只能重新回到拥挤的家庭住所，结婚、生育、自立门户，都只能往后推。时间在流逝，但人生却没有向前推进。这种负担在性别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处于NEET状态的年轻人中，超过三分之二是女性。年轻女性的NEET比例为27.4%，是年轻男性13.1%这一比例的两倍多。这并不是因为女性缺乏教育，而是因为无酬照料劳动、歧视以及体面就业机会的匮乏，将她们排除在经济生活之外。

在阿拉伯国家和北非地区，大约三分之一的年轻人处于NEET状态。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官方统计的青年失业率相对较低，为8.4%。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当地就业机会充足，而是反映了贫困驱动下的非正规就业现象。年轻人不得不接受，或者自行创造任何他们能够找到的非正规工作。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近十分之九的青年劳动者从事非正规就业，无法获得实质性的社会保障和就业保护。许多人曾被告知，教育是摆脱困境的阶梯。于是，他们借钱读书、取得学历，有时甚至选择移民，却最终遭遇了国际劳工组织所称的中等技能就业岗位的“空心化”（hollowing out）。雇主要求初次求职者具备工作经验，而人工智能正在威胁一些入门级岗位——这些岗位曾经正是年轻人积累工作经验的重要途径。教育提高了年轻人的期望，但经济体系却无法满足这些期望。

《拥抱》，诺埃·坎胡拉（萨尔瓦多）作于1950年。

仅仅将青年人的幻灭感描述为一场脱离政治经济背景的心理健康危机，是远远不够的。2025年，一项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有关的调查，涉及5600多名年轻人。调查发现，六成受访者表示，当下发生的各种事件让他们感到不堪重负，而只有一半的人知道在哪里能够获得心理健康方面的支持。但与此同时，仍有60%的年轻人表示，他们抱有希望，并希望参与塑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指出，全球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人经历孤独，而在13至29岁人群中，这一比例上升至17%—21%。与人们通常的认知相反，低收入国家的孤独现象最为严重。孤独不仅与抑郁和焦虑有关，也与低收入、公共基础设施不足，以及被排除在教育和就业机会之外等问题密切相关。

孤独并不仅仅意味着缺少陪伴，更意味着一个人感觉自己对社会而言是可有可无的。一个年轻人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与成千上万的人保持联系，却与那些能够保障体面生活的社会组织和机构相互脱节：工作场所、工会、社区组织、文化中心以及政治组织。平台经济让人们能够彼此沟通，却无法形成真正的共同体；让人们获得关注，却无法赋予他们改变现实的能力。

《无题》，彼得森·卡姆瓦西（肯尼亚）作于2020年。

这种孤独感又因一种更广泛的不确定性而进一步加深。即便是那些以资本逻辑为出发点的机构，也察觉到了这种不稳定性。世界不确定性指数（World Uncertainty Index）通过统计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该机构为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提供研究服务——所编写的各国报告中“不确定性”一词的出现频率，来衡量不确定性的程度。该指数每逢战争、金融危机、疫情、政治动荡和贸易冲突便骤升，而正是这些危机导致数百万人日常生活朝不保夕。

然而，资本所衡量的不确定性，与工人阶级实际经历的不确定性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对金融家而言，不确定性意味着一项投资可能会贬值；但对一名年轻劳动者而言，不确定性意味着不知道下个月是否还有工作，不知道能否支付房租，不知道餐桌上是否还能有食物，也不知道战争或气候变化是否会摧毁自己的家园。统治阶级一边衡量着不确定性，一边却在制造不确定性。

《红月宇宙》，克拉拉·莱德斯马（多米尼加共和国）作于1971年。

所谓的“Z世代”抗议运动，标志着这样一代年轻人在政治舞台上的登场：他们的未来已经被剥夺。他们的反抗尚未形成有组织的政治行动。自发的愤怒既可能走向团结与社会主义重建，也可能被犬儒主义、沙文主义和极右翼势力所利用。决定性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通过持久而稳固的组织，将屏幕前的孤独转化为共同奋斗中的同志情谊。

这些抗议运动也伴随着一批诗人和表演者的参与，包括来自摩洛哥的哈姆扎·拉伊德（Hamza Raid）和埃尔·马赫迪·柳比（El Mahdi Lyoubi）、来自秘鲁的爱德华多·鲁伊斯·萨恩斯（Eduardo Ruiz Sáenz）（他在2025年抗议期间被警察杀害），以及来自肯尼亚的诗人贾万（Javan the Poet）。贾万于2019年创作的诗歌《杀戮一族》（Killer Breed），展现了年轻人坚定不屈的精神。这首诗使用盛语（Sheng）写成。盛语是肯尼亚城市地区的一种通用语言，融合了斯瓦希里语、英语以及其他肯尼亚语言。诗歌描写了一个顽固而腐朽的国家机器对年轻反抗者施加的暴力：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