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第35期新闻稿：我们深耕自身的激进传统

斯利曼·曼苏尔（巴勒斯坦），《占领下的仪式》，1988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献给斯利曼·曼苏尔（1947-2026），一位温和而慷慨的巴勒斯坦解放画师。

1968年1月，来自70个国家的470名代表齐聚古巴，参加哈瓦那文化大会（the Cultural Congress of Havana）。他们的国家身处战火之中，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开展反抗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知识分子开始反抗权力的帝国中心。越南正在抵抗地球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三个月前，切·格瓦拉（Che Guevara）遇害，但帝国主义可以被击败的信念并未因此熄灭，反而更加炽烈。

代表们明白，帝国主义不能只靠枪炮和银行生存。它还占据着学校、广播电台、出版社、实验室、博物馆和人的想象。它教会被殖民者把自己的历史看作落后，把自己的语言看作乡土，把自己的民间艺术看作等待大都市来加工的原材料。针对这套机器，大会呼吁展开菲德尔·卡斯特罗所说的“文化领域的越南”：开展一场有组织的斗争，争夺人类理解自身及其力量的方式。2026年8月，我们发表的最新汇编《文化领域的越南：1968年哈瓦那文化大会》以卡斯特罗的这句话为题，并在他的百年诞辰之年带领读者回到那场大会。

哈瓦那文化大会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本期新闻稿主题的立足点：激进传统。激进传统不是供奉过去的祭坛。“激进”一词源自拉丁语 radix，意为“根”。回到根源，就是去发现塑造了一个民族的思想与美的那些斗争，并把它们尚未完成的可能性带入当下。传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重塑。在重塑的过程中，人民通过斗争实现人性，也通过身处自然、而非毁灭自然的方式走向繁荣。

在这一时期，这种激进传统最清晰的例证之一体现在对卡利班的反殖民改写。卡利班是威廉·莎士比亚《暴风雨》（The Tempest，1610–1611年）中被奴役的角色。在整个加勒比和拉丁美洲，卡利班成为一种思考方式：不是回到未受触碰的过去，而是把语言、文学和知识等殖民主义强加之物转化为反抗殖民统治的武器。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的剧作《一场暴风雨》（A Tempest，1969年）和罗伯托·费尔南德斯·雷塔马尔（Roberto Fernández Retamar）的文章《卡利班》（Caliban，1971年）又深化了这一反殖民解读。在莎士比亚的剧本中，普洛斯彼罗（欧洲文明）夺取了一座岛屿，奴役了卡利班（被殖民者），并教他语言，以便对他发号施令。塞泽尔将卡利班对殖民命令的拒绝戏剧化。他笔下的卡利班要求被称作“X”，既暗示了抹去他名字的暴力，也暗示了他渴望享有的自由。塞泽尔让普洛斯彼罗和卡利班一同困在一个日渐衰败的殖民世界里：普洛斯彼罗无法想象没有支配对象的自己，而卡利班拒绝被殖民的态度则裂解了普洛斯彼罗的世界。卡利班并不要求在普洛斯彼罗的秩序中获得更好的代表权，他质疑的是这个秩序本身。在雷塔马尔看来，卡利班不是拉丁美洲文明边缘一个令人难堪的影子，他就是被殖民的人民。普洛斯彼罗侵占了卡利班的土地，杀害了他的祖先，奴役了他，并把一种语言强加给他。雷塔马尔问道，卡利班除了用这种语言诅咒普洛斯彼罗，还能做什么？

诅咒只是开始。卡利班不只是拒绝殖民者的语言，他还要夺取它。帝国主义中心积累的科学、技术、文学和政治概念之所以成为可能，靠的是从殖民世界榨取的财富和劳动。雷塔马尔拒绝接受这些东西天然属于西方的观念。夺回它们不是模仿，而是归还。夺回它们，就是掘开殖民主义企图垄断的那个世界的根基，把它的工具转向解放。卡利班把命令的语言变成反抗的语言，变成我们所珍视的激进传统。

《厄瓜多尔之梦》，卡米洛·埃加斯（厄瓜多尔）作于1939年。

谁被允许代表理性，谁被限制在情感之中？在哈瓦那，这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围绕“黑人特性”（négritude）的辩论直接面对了这个问题。勒内·德佩斯特（René Depestre）指出，利奥波德·桑戈尔（Léopold Senghor）那句“情感是黑人的，理性是白人的”，是反殖民文化反抗面临危险的一个例证。“黑人特性”运动最初对黑人非洲文化表示尊重、反抗种族非人化。德佩斯特对此表示尊重，但也警告道，一旦与阶级斗争分离，就有可能这一运动就可能成为种族本质主义，并被反动精英俘获。在海地，弗朗索瓦·杜瓦利埃（François Duvalier）的“黑人主义”（noirisme），把捍卫黑人文化变成一种国家意识形态，以“黑人本真”之名恐吓人民和左翼。因此，大会既拒绝自由派同化论，也拒绝种族本质主义。我们无法通过接纳少数被殖民者进入主人的宅邸来击败种族主义，也无法通过把殖民范畴变成永恒的真理来击败种族主义。击败种族主义需要的是改变那些不断把种族再生产为等级制的物质关系。

然而，激进传统也出现在一些政治立场仍显局限或悬而未决的作品中。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的《孤独的迷宫》（The Labyrinth of Solitude，1950年）写于远离哈瓦那革命政治的地方，透过面具、沉默、节日和孤独贴近墨西哥的殖民创伤，这种掩饰和疏离的习惯往往形成于一个被征服的社会当中。帕斯明白，征服存续于各种形式的主体中。被殖民者和后殖民者带着面具，不是因为他们的面具之下空无一物，而是因为历史让暴露面容变得危险。孤独既是伤口，也是防御。然而，这座孤独迷宫不只关乎心理层面，它的墙壁由征服、种族等级、阶级权力以及墨西哥与现代性之间悬而未决的关系铸造而成。激进传统从帕斯叙述到达极限之处开始：孤独被集体斗争所打破。农民大会、罢工委员会、扫盲队、戏剧工作坊和社区广播站所做的不只是表达一个既有的民族，而是帮助一个新的民族诞生。就连帕斯的叙述也指向了自身之外的这个事实。

《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本雅明·席尔瓦（巴西）作于1968年。

一个相关问题经由贾拉勒·艾哈迈德（Jalal Al-e Ahmad，1923–1969年）的作品在伊朗浮现：一个民族如何掌握现代知识，却又不屈从于帝国权力的范畴和依附？艾哈迈德从伊朗人民党（the Tudeh Party）的共产主义圈子里走出来，转向带有宗教色彩的反帝国主义。1962年，他出版了里程碑式的论战之作《西化病》（Gharbzadegi），这个书名在英文中常译为“西方中毒”（Westoxication）、“西方病”（Occidentosis）或“被西方所击”（Weststruckness）。这本书在伊朗广为流传，包括一部分乌莱玛（ulema，宗教学者）之中。它描绘了一个被西方击中的社会：不仅因为它进口外国商品，更因为它开始像吸入氧气一样吸入西方的范畴。其结果是吸入了文明的臭气，即模仿、依附和自我异化的陈腐呼气。技术到来，却缺乏驾驭它的社会能力；地方精英沦为进口商品和进口欲望的掮客；人民被教导着把自己的世界体验为一种匮乏。

艾哈迈德的论战之作本可以被读作对纯净过去的浪漫退却，但它最有力的洞见指向别处。他既希望承认我们自身的传统，也希望为了现代世界而将它们激进化。正是在这里，艾哈迈德的问题与哈瓦那的关切互相应和。大会并不把科学或技术当作西方之物加以拒绝，而是追问：它们归谁所有？它们为何种目的而被组织起来？又是谁的劳动使它们成为可能？与会代表描述了这样的情形：医生在第三世界由国家出钱培养，却被帝国中心抽走；本土知识作为“科学原材料”被收集，又以政策、监视和军事干预的成品形式返还回来。因此，对“西方中毒”的解答不是保持纯净，而是拥有主权：要以集体掌握现代知识，使之转向社会需求，并在此过程中改造社会。

《弥诺陶洛斯吓坏了正派人》，巴赫曼·莫哈塞斯（伊朗）作于1966年。

哈瓦那大会所代表的各类解放运动已经在践行这种主权。它们表明，文化并非在孤立中保存，也不是推迟到胜利之后再去处理之事，而是建设解放本身的手段。在越南，民族解放阵线（the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的月报把扫盲、脱盲人数与军事胜利并列记载，而电影工作队则在轰炸之下的地窖里工作。在几内亚比绍、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解放区，学校、印刷机、艺术家工作室和革命歌曲在正式独立到来之前就奠定了新社会的基础。解放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行动。

同样的理解也驱动着《荷花》杂志（Lotus）。1968年3月，杂志以《亚非作家写作》（Afro-Asian Writings）之名发行，支持建立哈瓦那大会所呼吁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个供非洲、亚洲、后来还有拉丁美洲作家使用的多语言家园。杂志拒绝了原本的殖民安排，使南方国家的作家无需在伦敦、巴黎或纽约等待认可。《荷花》杂志让另一种形式的文学地理学得以显现：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可以与越南解放运动对话，南非斗争可以与埃及诗歌对话，新近去殖民化的国家可以与仍在为自由而战的国家对话。这样的基石能使什么成为可能，一个简单的例子便可说明。1972年，《荷花》发表了埃及剧作家陶菲格·哈基姆（Tawfiq al-Hakim）的剧作《死亡之歌》（Ughniyyat al-Mawt）。借由《荷花》杂志的关系网络，这部剧被译成印地语，并于当年在新德里上演；它还被译成阿姆哈拉语，在埃塞俄比亚国家电视台播出。故事中，埃及农村家庭本有宿怨，后因家中儿子在开罗接受教育而消弭。这个故事可以借由杂志走出埃及，与那些面临自身传统、现代性和社会转型困境的观众开展对话。

维弗雷多·拉姆（古巴），《第三世界》，1966年。

我们今天需要《荷花》当年的那种紧迫感。哈瓦那大会所面对的媒体已经变成一个由平台、算法、数据提取和高度集中的所有权构成的稠密体系。它不只是审查，还用图像淹没世界，把共同经验打碎成个人化的信息流，把注意力变成财产，即便战争瞬间出现在屏幕上、也让团结遥不可及。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披着数字外衣，借旧有的等级结构更新。世界各族人民受邀消费彼此的形象，同时又无法构建彼此斗争之间的持久关系。

新的世界文化愿景无法用那些资助战争和掠夺的机构所提供的多元口号拼装而成，而是必须从反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中产生。它必须恢复哈瓦那大会所肯定的文化的总体意义：文化是艺术和教育，也是健康、科学、劳动、体育、媒体、技术，以及日常生活的组织方式。处在这一事业中心的知识劳动者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孤独天才，而是把自己的知识置于集体进程之中的人。这一事业的前景不是用一种精英取代另一种精英，而是扩展知识生活，直到思考者与行动者之间的界限开始消失。激进传统既没有给我们一张完整的地图，也没有给我们一个逃离当下的避难所。它们给我们的是方法：帕斯穿越征服遗留面具的旅程；塞泽尔对殖民剧本的拒绝；雷塔马尔对主人语言的夺取；艾哈迈德对依附性模仿的警觉；《荷花》建立的国际主义文学公地；以及哈瓦那的坚持：革命必须改造生活的总体。

《瓦拉纳西之雨》，帕里托什·森（印度）作于1962 年。

我们继承了风暴。我们的任务，是从风暴中解放自己。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