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第29期新闻稿：立足全球南方，构想新发展理论

《卢卡·帕乔利肖像》，雅各布·德巴尔巴里（意大利）作于1495—1500 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2015 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刊发知名经济学家罗伯特·H·韦德
（Robert H. Wade）的论文《产业政策在发展中国家的作用》（The Role of Industrial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韦德提出，几乎所有后发工业化取得成功的经济体（例如日本、韩国）都依靠国家干预型政策推动产业发展与技术升级。将近十年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在2024年发布旗舰报告《化挑战为可持续解决方案：产业政策新时代》（Turning challenges into sustainable solutions: The New Era of Industrial Policy），同样论证产业政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工具。从 2015 年韦德论文发表到 2024 年工发组织报告问世，全球格局已发生巨大变化。2013 年提出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基建与产业投资的重要力量：2013 至 2024 年间，一带一路合作累计规模达 1.175 万亿美元；仅 2024 年初步数据显示，87 个国家落地约 340 项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合作多以工程承包形式开展，覆盖交通、能源基础设施，二者均是工业化发展的根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法否认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却不愿认可韦德的论文与工发组织报告的观点。从其近年博文标题便能看出这种迟疑态度：《产业政策可提升生产率，但伴随风险与取舍》（2025 年）、《产业政策顺应危机调整，落地高效实施依旧困难重重》（2026 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视角下，发展路径仍固守一套早已失效的旧有逻辑，坚信私有化与放松管制是发展的唯一出路。不过，其研究也承认，掌控基金组织的北方发达国家运用产业政策的力度远超全球南方各国。然而各国央行、多边机构内有大批资深政策分析人士受思想俘获束缚、被基金组织正统理论局限，压制了工发组织旗舰报告本应引发的广泛讨论。

2026年三大洲社会研究所艺术创作。

在全球南方多数地区，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政策模式丧失公信力，其教条式的理论也不再不容置疑。不过，用何种模式替代仍悬而未决。政党凭借批判紧缩模式、承诺替代路线赢得选举，可其中部分执政政府却无法构建一套真正可行的替代方案，最终再度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靠拢。斯里兰卡便持续推进基金组织的救助计划。塞内加尔此前停止了相关谈判，如今却又重启。

基金组织发展模式公信力崩塌，却又缺乏可行替代道路，这一两难困境正是本期《文化纵横》的核心议题。本期专刊以“立足全球南方，构建新发展理论”为题，提出一个看似简单却意味深远的问题：倘若过去一个世纪主导发展领域的各类理论尽数失效，全新理论将从何而来？在专刊题目中，理论“立足”全球南方，而非“供给”全球南方，用词别有深意。这套理论从全球南方人民的经验中诞生，并非创制于外部、而后强加于全球南方。

发展理论的意义不止于解读世界。它划定政府与社会机构心中可行的发展边界，塑造大众的政治期许。理论诞生于人类对未来的构想，反过来又指引社会奔赴理想未来。卷首文章中，清华大学的秦北辰与景军提出观点：理论划定了政治实践的行动边界。一旦一个社会丧失构想前路的能力，便会困在老旧体制之中，即便这套体制早已失灵。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更深层的危机。全球多地普遍缺失对未来的构想能力，政治话语只能在怀念逝去过往、畏惧即将到来的灾难之间摇摆。正如第100期汇编所述，人们眼中的未来，要么只是当下不平等格局的延续，要么是接连不断的危机循环。我们所缺失的是一套以人的基本需求先于紧缩逻辑、富有感召力的发展愿景。

《读书》，梅忠恕（越南）作于1964 年。

想要重新构建我们对于发展理论与发展模式的构想，就必须回归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例如：

• 社会应当如何培育自身生产能力？
• 社会如何创造有价值的就业岗位？
• 国家要如何获得改善民众生活的治理能力？
• 各国怎样摆脱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给自身划定的从属位置？

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在抽象的发展模型之中，而在于各国为创造更美好生活展开的真实实践所催生的理论里。

上海外国语大学李响、冯超两位教授的文章极具启发意义，分别细致梳理了巴基斯坦与越南取得的发展成果。两位学者都着重指出，这些发展实践印证了南南合作的核心价值。李响以巴基斯坦能源体系为研究对象，提出发展不能简单等同于经济增长，更意味着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大型基建工程、电网体系以及分布式太阳能等新兴技术不只是单纯的技术成果，更是社会搭建新型现代化所需制度能力的载体。关键问题不只在于如何发电，更在于基础设施如何重塑社会关系、强化国家供给公共服务的能力。

冯超则依托中国对越南产业投资的实践，探析“丝路制造”这一“一带一路”框架下全新产业协作模式。他并未将全球化视作由市场力量主导、无法逆转的进程，而是认为产业融合可以主动规划布局，助力多国同步扩充生产实力。文章重点论述技术转移、产业升级、劳动力培育，以及区域生产网络搭建。这套协作体系能够增进参与国的发展潜力，而非使之受损。

《而后阴影自天际坠落（二》，萨娜·阿朱曼德作于2010年。

数十年来，发展议题大多被框定为工业化北方与欠发达南方之间的单向关系，发展中国家的目标只是复刻他国早已走通的发展路径。但上述几位学者研究的实践案例表明，当下最具价值的发展创新正是从全球南方自身的交流互助中孕育而生。在这些文章当中，中国的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减贫与国家治理实践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板，而是将其视作可供各国共同借鉴、试验的经验资源。这些学者最终提出的主张既不是排斥全球理论知识，也不是片面推崇某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而是呼吁打造真正属于全球南方的思想体系。

这套思想体系首先要摒弃一种固有成见：发展理论只能由外部输入。它坚持生产实践优先于纯理论推演、民生就业优先于抽象效率指标、国家公共治理能力优先于市场教条。在研究亚、非、拉及加勒比地区各国历史发展经验时，不再将其视作某种标准范式的偏差特例，而是当作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在地缘政治分裂、生态危机蔓延、经济前景不明的当下，这或许便是本期专刊最重要的价值。全球南方面临的任务不只是建设全新基建、产业与制度，更要重塑思维方式。一个社会若想打造截然不同的未来，必先重拾构想未来的能力。

《帷幕之后》，阿贝尔·贝耶内（埃塞俄比亚）作于2025 年。

重读这些文章时，我想起埃塞俄比亚青年诗人莉尤·梅斯芬·利布塞卡尔（Liyou Mesfin Libsekal）的诗作《驾驭中国机械》（Riding Chinese Machines）。这首诗虽以此为名，文中却并未直接提及中国。诗人笔下规划城市的是非洲本土政客，亲手建造城市的也是非洲劳动者。诗作并未以浪漫怀旧的视角否定现代化，而是坦然承认，这般变革注定伴随代价。

城中巨兽轰鸣不休
咯吱作响，曲柄启动
自破晓时分便不曾停歇
操着本土语言的主人醒来
以松弛、温热的人手操控它们
穿梭于傍晚繁忙的施工场
待到收工，机械沉寂、失去活力
如同沉睡的我们，时而高耸、时而俯首
周身永远满载沉重

我们向一座座城市浇筑水泥
浇向乡镇，筑向旷野
向前延伸，向外延展
如同渴求希望的指尖
深深扎根
伸向大地

雄狮前来巡视
深埋地底的奇迹隆隆震动
为发展被迫挤压、透支

诗中的新式巨兽指中国工程器械。它们进入了古老巨兽非洲雄狮的领地，两种意象在诗中并存。全新发展范式不能重蹈旧模式覆辙，不再为追逐利润肆意消耗自然、压榨人力，而要吸纳传统中珍贵的内核，审慎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服务全体社会。这正是秦北辰与景军在论文中倡导的价值理念，也是一套真正属于全球南方的发展理论必须立足的起点。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