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第21期新闻稿：社会主义之路道阻且长

《石油乌托邦的信徒（一）》，奥拉勒坎·杰伊弗斯（尼日利亚）作于2021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1921 年，苏维埃政权建立数年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发表了一篇题为《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的文章，标题颇具深意。这篇文章开启了一系列思考，直至三年后他离世，相关探讨始终未曾中断。当时的苏联饱受战火摧残，可支配资本匮乏，民众以农民为主、文盲率高达约70%，且缺乏能够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管理体系。面对这样的一个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成为萦绕在列宁心头的核心问题。他在文中写道：

一个处在经济遭到破坏的小农国家里的工人阶级，一个因丧失阶级特性而大伤元气的工人阶级，经过多次世所罕见的奋力拼搏之后，必须有一段时间让新生力量能够成长起来，能够赶上来，让破旧部分能够得到“修复”。……必须懂得这一点，并估计到工人阶级新生力量成长得缓慢是必然的，确切些说是不可避免的。

本期新闻稿将围绕一个核心议题展开：一个“遭到破坏的国家”，想要摆脱落后面貌、走向社会主义，必然需要“一段时间”。（我在重读第100期汇编《未来》时，便一直在思索这一问题）。当下资本主义社会深陷危机，我们将以此为背景，探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为何注定步履缓慢。本文先引出“发展进程缓慢”这一观点，本研究所后续还会就此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

《人民》，康斯坦丁·尤恩（苏联）作于1923 年。

现代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均爆发于较贫穷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农民占多数人口，且财富被系统性掠夺、从本土远送海外。无论是 1917 年成立的苏联、1945 年成立的越南、1949 年成立的中国，还是 1959 年成立的古巴，新生革命政权都近乎白手起家发展国家能力，积累资本，开展基础设施和工业建设。构建国家能力、筹措发展资本，这些对这些革命进程而言都举步维艰，各国也因此开展了诸多探索尝试，而其中不少实践并未得到完整记载。结合现有史料，我们梳理出关于这些进程的六点内容，以此为基础搭建理论框架，进而阐释“发展进程缓慢”这一命题。也欢迎各位结合自身经历与研究，来信分享对此观点的见解。

一、信任的建立积日累久，旧有积习难以根除

革命政权接手时，社会体系经由过去数代的演变，种姓、部族等传统等级制度控制了农耕关系，殖民压迫和征收加于社会之上，同时还有社会剥夺。以苏联布尔什维克为例，他们很快发现，沙皇时代的官僚风气并未随着 1917 年十月革命烟消云散。贪腐陋习、对权威的盲从、对集体机构的猜忌存续多年。中国在1949年革命胜利后，共产党也不断面对儒家等级观念、地方裙带关系，以及民众在数百年动荡中形成的小农生存思维等遗留问题。1959 年革命后的古巴，领导层明确提出要塑造“新人”，因为他们深知，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绝非单凭法令就能一朝树立。

饱受殖民暴力与资本主义贫富分化之苦的民众，早已习惯依靠个人或是宗族关系自保。社会主义事业想要取得成功，就必须让民众逐步建立起对集体体系的信任。这份信任只能在实践中慢慢积淀：通过运转有序的学校、救死扶伤的诊所、遮风挡雨的居所、稳定运行的公共机构逐步培养。革命可以迅速夺取政权，却无法立刻扭转社会心态。

《未来》道格拉斯・佩雷斯（古巴）作于2008 年。

二、贸易与金融体系利于现有全球秩序

资本主义的支配地位，不仅依靠意识形态，更依托盘根错节的贸易、金融网络，以及交通、通信基础设施。走社会主义转型道路的国家，所处的世界早已围绕资本积累规则构建成型。俄国革命后，苏联举步维艰，彼时工业供应链、金融体系与商贸通道均掌控在敌对资本主义势力手中。1991 年苏联解体后，古巴的遭遇更是直观印证了这一点：这个岛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失去燃料、零部件、信贷渠道与贸易伙伴。全球经济体系的规则将古巴长期排斥在外，如今美国单方面实施的非法石油禁运，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孤立。1975 年统一后的越南身处主流金融与商贸体系之外，在重建受战争摧毁的经济时遭遇了重重阻碍。现行体系具备自我复制的特性，港口、货币、软件标准等各类规则机制无不为其服务。搭建替代体系绝非短短数载就能完成，往往需要几十年之久。

三、殖民主义曾使国家贫穷，引资与基建成本负担沉重

越南革命者击败美国帝国主义势力时，接手的国土饱受炮火摧残，还因橙剂污染留下严重生态创伤。古巴承接的则是单一蔗糖种植经济，经济命脉几乎完全依附于美国。1949 年的中国历经百年屈辱、军阀割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与连年内战，人均寿命低下、文盲遍布、工业基础极度薄弱。

这些革命力量几乎从零起步，着手修建铁路、港口、校舍、科研机构、电网与钢铁工厂。北大西洋沿岸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绵延数百年，其原始资本积累建立在奴隶贸易、殖民掠夺与帝国主义朝贡之上。而曾遭受殖民压迫的较贫穷社会主义国家，却要在封锁或军事威胁的困境中，将这段工业化进程压缩至短短几十年，还要被扣上 “治理失败” 的帽子。沉重的物质发展重担延缓了社会转型的步伐。

《无题（移动便利店）》，邓泰俊（越南）作于2021 年。

四、制裁、破坏、外交孤立、战争等外部压力拖累发展进程

所有第三世界革命政权，都曾遭遇军事围堵或经济打压。1917 年之后，苏联遭到十余国武装干涉，后来又抵御纳粹入侵，致使至少 2,700 万苏联民众丧生，数万城镇与乡村毁于战火。古巴数十年来一直承受美国制裁，而美方实施制裁的目的，就是故意制造物资短缺、挑起社会不满。智利人民团结政府（Popular Unity government）曾推行社会结构变革，但长期改革尚未落地巩固，就遭遇经济动荡、精英阶层反抗以及外部干涉。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Sandinista government）则面临美国资助的反政府武装战争，本国科林托（Corinto）等港口还遭到水雷封锁。越南从 1945 年至 1975 年始终深陷反殖民战争。

各类外部压力挤占了本可用于社会发展的资源。制裁推高交易成本、阻碍技术引进，造成物资长期匮乏；战争损毁基础设施，还迫使大量人力转向国防领域。在这样严峻的环境下，发展出现低效问题，根源并非意识形态或是规划失误，而是敌对势力强加的长期危机状态。

五、任何进程在初期都不完美

革命政权在着手构建全新行政体系的同时，大力发展教育、医疗，推行土地改革，推进工业化建设。在此过程中，失误、行政混乱、发展瓶颈与物资短缺在所难免。苏联早期计划经济体系面临统筹协调难题，因为此前从未有过以社会公平而非利润为导向、治理广袤大陆型经济体的先例。中国的人民公社与工业探索受制于技术人才匮乏，且各地落实情况参差不齐。古巴革命后，大量专业人才流亡至迈阿密，进一步加剧了专业人员短缺的困境。

公共管理始终在实践中汲取经验。制度在反复试错中逐步走向成熟。外界要求贫困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立刻实现高效运转，但其同时也面对着贸易封锁、国民识字率低、技术资源匮乏等困境。因此，初期效率低下并非个例，而是所有大规模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常态。

《飞向天宫（三）》，黄汉明（新加坡）摄于2015 年。

六、选举周期短暂，社会转型受阻

社会变革需要以数十年为尺度进行长远规划，而现行四、五年一届的选举周期，往往优先迎合短期利益，而非着眼于长期建设。革命政权总要历经一段蛰伏期，成果才会逐步显现。即便在非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推行财富再分配或发展规划时，相关项目往往尚未落地成熟，就因选举遭到阻挠。变革性治理需要政策延续性，但受舆论风向与资金压力影响的选举体系只会青睐短期施政。由此，各类社会主义实践始终面临一组矛盾：重塑社会所需的“历史长周期”，与现代政治里节奏紧凑的“选举短周期”难以兼容。

《游行的妇女》，伊娃·舒尔茨-克纳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于1952 年。

在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931年的剧作《母亲》（The Mother）中，主角佩拉格娅·弗拉索娃（Pelagea Vlassova）接连遭遇重重不幸，直至俄国革命的浪潮促使她奋起抗争。一次她和几位妇女聚在厨房，其中一人称听说共产主义纯粹是罪恶，她随即开口唱道：

道理浅显，人人都能明白，简简单单。

但凡不剥削他人，便能洞悉其中深意。

它于众人有益，不妨用心体悟。

愚者斥其愚钝，败类骂其腐朽。
它对抗腐朽，也摒除愚昧。
剥削者将它视作罪孽，
可我们知道：
是它终结一切恶行。
它绝非癫狂，
反而将其终结。
它绝非混乱，
而是建立秩序。
这份朴素的真理，
实现之路却万般艰难。

谈及“发展进程缓慢”，我便想起了弗拉索娃的那段歌谣。弗拉索娃辛劳一生，除却一身风骨，几乎一无所获。她未曾接受过完整教育，却自有慧根。她明白共产主义是一桩“朴素的事业”，却也从不耽于空想。社会主义道理浅显，实现起来却“万般艰难”。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