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第51期新闻稿：先结束战争，再重启工厂

《马托克蕉农》，萨姆森·森卡巴（乌干达）作于2016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2025年11月中旬，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工发组织）会议上，苏丹工业和贸易部顾问巴舍尔·阿卜杜拉（Basher Abdullah）表示：“首先，我们要结束战争。接下来，我们必须重启工厂。”他的话指向的是苏丹骇人听闻的内战，但也可能适用于许多正处在热战或贸易战之中的全球南方国家。为了应对更紧迫的威胁，较贫穷国家的发展已然搁置。然而，在枪炮和勒索之外，需要构想可能的未来。

联合国工发组织的会议承认，工业化对“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为此需要“一份新的产业协议”。2025年4月，工发组织发布了一份政策简报，指出全球南方工业化面临诸多障碍，包括基础设施薄弱、科技能力有限、缺乏训练有素的高技能工人，以及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在内的后勤网络保障薄弱。简报还指出了全球南方需要关注和适应的“大趋势”，例如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兴起、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能源转型和人口结构变化。简报认为，这些趋势既代表风险，也意味着机遇。但是，较贫穷的国家将从何处获得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新技能培养和发展更清洁的产业呢？它们要如何跳出老旧、污染更严重的工业模式，融入现代生产链呢？

《镐之歌》，杰拉德·塞科托（南非）作于1946–1947年。

就像沙特阿拉伯的这场会议一样，其他类似的会议很少反思较贫穷国家面临的制约及其经历的结构性去工业化。全球南方的去工业化既非偶然，也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学家所声称的“内部效率低下”所致。其直接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初爆发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以及在20世纪80、9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制推行的结构调整计划（SAPs）。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迫使加纳降低关税，使其纺织和服装工厂暴露在廉价进口品的冲击之下，导致阿克拉工业带从繁荣一时走向崩溃。20世纪90年代，结构调整计划导致赞比亚铜矿供应产业私有化，瓦解了构成铜带省工业基础的本地制造铸造厂、机械车间和化工厂。20世纪80、90年代，在圣保罗以南的巴西ABC工业区以及大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制造业走廊，由于债务型通货紧缩、货币贬值以及贸易快速自由化，汽车、金属加工和纺织厂转向更廉价的进口品，开始裁员、关闭或搬迁。在整个全球南方，已经开始工业化的边缘经济体被推回到出口原材料、进口制品的熟悉模式——这正是新殖民主义经济结构的核心。

会议也极少关注到战争与制裁带来的暴力。这些暴力破坏了主权国家的稳定，阻碍较贫穷国家的工业化抱负。各类冲突摧毁了工业基础设施，分裂工人阶级、挫伤其士气，而这些要素对发展不可或缺。在全球南方，只有少数国家有能力抵御这些暴力对主权冲击、培育自身的工业能力。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古巴。尽管遭受了六十年的残酷封锁，但古巴通过发展生物科技、医疗器械和制药，在围困中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越南是另一个典例。虽然越南受帝国主义战争摧毁，但仍通过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建立起纺织、电子、造船领域的制造能力，最终得以恢复。当然，中国是最成功的范例。通过国家计划、分散治理、以及国有经济控制金融和技术等国民经济命脉，中国发展成为工业强国，并在过去四十年间使8亿中国人摆脱极端贫困。总而言之，这些经验和给予全球南方较贫困国家的每一个新自由主义发展方案都截然相反。

《尼日利亚交响曲》，本·恩旺吾（尼日利亚）作于1963–1964年。

产业政策不仅是一项技术工作，更是一项政治工作，需要通过维护主权与发展权，通过阶级斗争建立工人阶级力量，从而为工业发展创造条件。

如果一个国家受到系统性干扰，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的紧缩政策制约，由跨国公司主导原材料的提取和出口，同时受到暴力的战争与制裁，那么“新的产业协议”便无法实施。这些干扰摧毁了生产性的基础设施、削弱国家能力，导致工农阶级生计脆弱、政治力量薄弱，破坏了民主进程，使国家计划无法达成。没有主权，就不可能有新的产业协议。

过去几年，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始终在阐述全球南方新发展理论。在此框架内，我们明确了工业化的以下先决条件：

1. 工人主导规划。正如印度喀拉拉邦在1996年发起的“分散规划人民运动计划”一样，规划必须民主化。除非工农组织和其他扎根当地社区的民众团体参与规划，否则工业化便无法实现。
2. 恢复国家主权。必须结束战争、解除制裁，并给予国家一定空间进行能力建设，投资发展基础设施、交通和物流，联通各地生产者和消费者，降低发展成本。
3. 克服对外依附。为克服依附，国家必须出台相关政策，通过关税和补贴保护本国产业，通过资本控制调控金融市场，确保技术和知识顺利转移。这些举措可使国家从原材料出口型经济向立足多元化本国制造的经济模式转型。
4. 扩大公有制度。必须对土地、金融、能源、矿产、交通和资本品等经济战略性领域实行公有制，确保其为国家发展而非私人利益而经营。正如孟捷和张梓彬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研究所示，国有企业和机构可以参与竞争，创造有效率的公共市场环境。
5. 建设南南合作。亚非拉国家必须加强合作，重拾万隆精神，打破西方企业和西方制度在金融和技术领域的垄断。

《拍卖商人》，谢里·本加（刚果民主共和国）作于2010年。

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FOCAC）约翰内斯堡峰会在南非举行，中国政府与五十多个非洲国家政府共同探讨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的问题。1945年以来，非洲工业化的问题始终摆在议程上，却因为新殖民主义制度的阻碍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构转型。目前，南非、摩洛哥和埃及是非洲大陆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但整片非洲大陆仅占全球制造业附加值的不到2%、全球制成品贸易量的不到1%。正因如此，中非合作论坛将工业政策作为核心议程才显得至关重要。2015年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确认了“工业化是非洲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途径”。中国将通过合资企业、产业园区、合作基金以及科技转移机制，用中国的工业能力支持非洲的工业化需求。中非贸易额从2000年的100亿美元增长至2023年的2,820亿美元。2024年，中国政府将与非洲国家的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层面，深化双方合作。对于南南合作能否催生出打破旧有掠夺和依附、保证主权的工业化模式，我们现在有了可以测试的样本。最终，非洲各国政府、工人和运动必须利用对外合作进行发展，而非陷入另一种不平等交换的机制。

《希望（七）》，埃莉安·艾索（贝宁）作于2020年。

对于所有这些关于工业化的争论，其核心问题很简单：全球南方的资源到底会填满少数人的口袋，还是会维持多数人的生计？看到中非合作论坛，我想起了尼日利亚诗人尼伊·奥桑达尔（Niyi Osundare）。他生于1947年，并在1986年出版诗集《地球之眼》（The Eye of the Earth），收录了许多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诗篇。其中，《我们的耕种之地，而非掠夺之所》（‘Ours to Plough Not to Plunder’）已成经典。虽然1983年军政府夺得政权后，尼日利亚人民遭受压迫，但这首诗仍被传授给一代又一代的尼日利亚学童。以下是诗歌的最后两节：

我们的土地是一座未启的谷仓，
是远方未勘丛林里的喧闹粮廪，
是混乱苦尘中的一颗避世珍宝。

这片土地，
是我们的劳作之地，而非挥霍之所，
是我们的守护之地，而非戕害之所，
这片土地是我们的耕种之地，而非掠夺之所。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