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是否可能？

供图：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亚洲如今多被视为一个地理概念，指从日本一端延伸到黎巴嫩另一端，横跨全球的浩瀚疆域，这片广阔的地域看起来仿佛因其张力过大随时可能会撕裂。此外，亚洲横跨二十四个时区中的十一处，约占全球三分之一的陆地面积，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陆。

不过亚洲的地理界定也并不清晰。比如俄罗斯是亚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其面积几乎是中国的两倍，然而人们很少将俄罗斯视为亚洲的一部分，即便俄罗斯超过四分之三的领土位于亚洲。通常俄罗斯被视为欧洲国家，或者最多被定性为欧亚国家。这主要因为俄罗斯四分之三人口居住在乌拉尔山脉以西，而乌拉尔山长期被定义为亚欧的分界线。在乌克兰战争期间，全球北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孤立导致其战略重心从欧洲转向亚洲。与中国的“没有止境”伙伴关系以及与其他亚洲国家贸易的增加标志着俄罗斯在全球地位的转变（中国现已成为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但俄罗斯仍未被完全视为亚洲的一部分。

西亚的大片区域——从巴勒斯坦至阿富汗边境——通常被称为“中东”，而非亚洲（阿拉伯半岛亦然）。诸多地缘政治概念（如“东方”、“近东”、“中东”、“中东北非”）将从摩洛哥到伊朗的这片地区定义为既非非洲也非亚洲的区域：北非被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概念中分离出来，而西亚则被视为与广阔的亚洲大陆的其余地区分开的独立区域。

喜马拉雅山脉如同巨大的屏障，数百年来阻隔了印度与中国之间思想与文化的自由往来。佛教的传播无法直接翻越群山，不得不从阿富汗绕行，再向东传入中国与日本。那些开拓性的佛教僧侣——来自印度的鸠摩罗什（350–409年）、菩提达摩（5–6世纪），以及来自中国的张骞（公元前2世纪）、玄奘（602–664年）、法显（337–422年）——他们绕过山脉，为两大文明之间的贸易和思想互动开辟了通道。他们不仅交易丝绸和香料，还在数学、天文学、医学以及军事技术的发展方面展开交流。¹

一些国家——如印度本身就如同一个大洲，拥有数百种语言与数千种文化形态。²另一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则由数百个岛屿组成，从最西端到最东端相距逾五千公里。世界最高点（珠穆朗玛峰）与最低点（死海）均在亚洲。昔日的蒙古骑士可沿草原驰行四千公里，从乌布苏湖盆地到顿河，途中遇见各种民族、听闻各种语言、目睹各种农作物、接触各种关于来世和人生目的的梦想。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跨越了所谓“亚洲”。³虽然这块大陆实际存在，但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的认识只有在近现代才出现。⁴

“亚洲”一词无法简单定义。关于其词源有一百种说法，且多可追溯至古希腊或哥特人的用法，而鲜有出自这片大陆内部的故事。亚述文明里有一块木碑将亚述西侧称为“日落之国”（Ereb），东侧称为“日出之国”（Asu）。⁵但这仅是亚述人对太阳升降方向的朴素描述，而非对一个大陆及其名称的真正界定。

全球南方每一个大陆都是被宏大的殖民科学体系建构出来的，而非源自具有深厚的内生历史的概念。每一个国家都是被建构的而不是自然形成的，即便是岛屿也是如此。如果真可被视为自然界定的国家，那如何解释群岛国家（如拥有17,504座岛屿的印度尼西亚）或一岛两国（比如分为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的伊斯帕尼奥拉岛）？因此没有边界是天然的，没有国家扎根于人类历史与政治之外。每当新的战争爆发，无论在非洲之角、乌克兰大草原，还是在巴勒斯坦土地上，总会再次领悟这一教训。

《世界地图组画》，古拉姆·穆罕默德·谢赫作于2003年。

亚洲是反殖民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寻求的“亚洲的意义”，不在古代时期和希腊词汇里，而在于其现代历史中，真正促使这片广袤大地的人民寻求政治统一的，是一种明确而现实的需要。⁶那何时需要这样的统一呢？是当需要共同对抗帝国主义时。帝国主义作为一种超经济力量，被当时的先进工业国家（主要是英国与美国）用来奴役这片广阔土地上的资源与劳动力。正是在反帝斗争中，“印度”诞生了，“中国”诞生了，“印度尼西亚”诞生了，“菲律宾”诞生了。

来自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各种右派民族主义叙事习惯于回溯古代，试图借助古代世界来合法化其民族故事。然而这些框架往往是对古代故事的牵强嫁接，将古老叙事人为地纳入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之内。这种叙事或许能让人相信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源远流长的情感，但事实是现代民族国家并不古老，也非自然形成，更非根植于某种古代血统或种族。对这片大陆上的人民而言，民族是在反抗压迫者、侵略者的斗争中形成的。人民在反殖民斗争过程中，回望自身历史与地理，塑造民族主义的现实形态。有时这种民族主义以底层穷人的爱国主义为基础，但也常常沦为少数人的利润与利益所驱动。

例如，“印度”的概念由反抗英国殖民主义的自由运动塑造的，这场斗争试图把整个次大陆的所有民族统一成一个充满生机的整体。⁷这种统一的尝试暗含一种假设，即多元文化是国家统一的障碍，而多种文化、民族、语言可以在反殖统一战线中形成一种新的联邦体认。因此，泰米尔语民族和孟加拉语民族可以将自己同视为印度人，并非因为古老的文化纽带，而是源于共同的反殖斗争与对建立联邦共和国的追求。因此，印度的价值体系必须在为了建立多民族共和国的自由运动中生成，而非简单源自古老的传统。印度民族不是静态的“存在”（Being），而是动态的“成为”（Becoming）。这恰恰是许多国家诞生的过程，无论在美洲、非洲还是亚洲。

反殖民族主义如此，反殖泛民族主义或大陆主义亦然。泛亚主义的提出，与泛非主义、泛阿拉伯主义、拉丁美洲的“大祖国”（Patria Grande）构想一脉相承，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民族对于政治团结的构想。没有反殖民斗争，就不会有泛非主义；没有反帝意识，就不会有“大祖国”理念；没有殖民统治带来的深重屈辱，就不会孕育出泛阿拉伯主义。可以说，对大陆乃至全球团结的渴望都来自一个朴素愿望：击败帝国主义。

正因如此，从1919年起，人们从四面八方赶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特别是自1920年开始，越来越多的亚洲代表踊跃参与。也正因如此，1927到1928年，众多亚洲进步者与民族主义者到布鲁塞尔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会议。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沙俄帝国的革命（孕育苏联的诞生）明显动摇了帝国主义战无不胜的神话。但同时，人们清楚认识到国际联盟关于独立的承诺终将落空，民族解放的事业必须由被压迫的人民亲手去实现。

这就是 1919 年在巴黎举行的首届泛非大会所体现的情感。⁸这种情感也体现在 1916 年号称为“阿拉伯国家之王”的谢里夫·侯赛因（Sharif Hussein）身上，他呼吁阿拉伯土地的自由与统一。⁹怀着类似的感情，阿根廷人曼努埃尔·乌加特（Manuel Ugarte）在 1924 年写下了《大祖国》一书，呼吁美洲的西班牙语国家团结起来对抗帝国主义。¹⁰也正是这种精神激励着中国的孙中山在 1924 年的一次著名演讲中呼吁“大亚洲主义”。¹¹为什么要呼吁大亚洲主义或泛亚主义？孙中山说：“我们提倡大亚洲主义，是要恢复亚洲的地位。”无论在非洲、亚洲或拉美，这都是殖民世界中所有统一事业的核心诉求：让已经沦陷的土地恢复其原有的地位和尊严。所以，是在 20 世纪反殖民革命时代促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的大陆或民族抱负。

《无题》，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印度）作于1932年。

烧成焦炭

在殖民世界中，每一个团结的事业都有着延续不断的历史——泛非主义一直持续到今天，拉美大祖国理想是如此，泛阿拉伯主义亦是如此。内部紧张局势造成的磕磕绊绊以及帝国主义的压力阻碍了这些构想的实现，但这些理念仍然坚挺存在。

泛亚主义则有所不同。由于日本的扩张主义，它被烧得一干二净。日本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将“亚洲团结”的概念变成其统治亚洲大片地区的工具。1943 年，日本在东京召开了大东亚会议，日本首相东条英机（Hideki Tojo，东京战犯审判中的甲级战犯，并于 1948 年被处决）的话语像日本艺术史学家冈仓天心（Kakuzo Okakura）和印度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的语句一般充满情感和浪漫色彩，在会上弘扬亚洲的“精神本质”。¹²冈仓天心曾于1902 年在泰戈尔位于加尔各答的家中居住了将近一年。¹³冈仓在这里撰写了《亚洲的觉醒》（1904 年），也是在这里他开始创作《东方的理想》（1903 年）。《东方的理想》开篇写道：“亚洲是一个整体。” 这些早期思潮尚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然而，在《日本的觉醒》（1904 年）中，冈仓却为日本吞并朝鲜辩护，声称日本无意染指朝鲜和满洲。“如果中俄尊重朝鲜独立，就不会发生战争。”这种说法颇为荒诞。正是这本书里，冈仓天心为日本的名声而痛心：“我们太跻身欧洲文明，不愿与亚洲为伍，结果亚洲的邻国把我们看作叛徒——不，甚至把我们视为“白色灾难”的化身。¹⁴

泰戈尔对这种“白色灾难”极为厌弃，厌倦了打着高尚旗号的帝国主义，无论其外衣是西方文明，还是日本民族主义。在1916年访日期间，泰戈尔对民族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实则直指的是日本帝国扩张行径。在被指责心慈手软之后，泰戈尔应一位在日本留学的朝鲜学生崔南善（Choy Nam Sun）的请求，写了一首诗——《失败者的歌》。

我的主人吩咐我站在路边歌唱
唱一首失败的歌
因为那是他暗中追求的女子
她蒙上了黑色的面纱，不让众人看见她的脸庞
但在黑暗中，她胸前的宝石却在闪耀。

泰戈尔把这首诗送给了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韩国学生陈学文（Chin Hak-Mun）。陈学文后来成为了知名的作家，并在在日本横滨的艺术收藏家兼银行家原富太郎（Hara Tomitaro）家中拜访了泰戈尔。泰戈尔的这份礼物暗示了一种别样的泛亚主义，即战败者的团结，他们希望有朝一日能克服失败，但不是靠建立自己的帝国，而是凭借更加珍贵的力量——人民之间为了彼此共同福祉的团结精神。泰戈尔认为，真正可耻的不是失败，而是对别人的屈从。

1917年出版的《民族主义》一书中，泰戈尔直言：“民族主义是一个巨大的威胁。”¹⁵他的意思是，若亚洲国家模仿欧洲民族国家那种虚假的社会一致性与工业进步神话，将只能依赖“借来的文明武器”，既不能解决自身内部如种姓制度（正如美国必须处理其种族主义问题），也无法真正走向面向人类发展的开放与学习。政治独立固然必要，清算社会等级的罪恶也必要，但同样重要的是以宽广心态看待自身传统，并向周边学习，共同推动人类发展事业。

《无题》，阿比纳夫·V.K.·萨提什作于2025年。

伟大的构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泛亚主义的梦想尚存余温。1947年亚洲关系会议上，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开幕致辞中呼吁开启一项与日本帝国截然不同的新事业。“我们对任何人都没有敌意，”尼赫鲁说，“我们所追求的，是促进世界和平与进步的伟大构想。”¹⁶日本代表本想参加此次会议，寻求新的开始，但遭到美军占领当局的禁止。

由此，一条清晰的脉络贯穿始终——从1947年亚洲关系会议，到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再到1961年贝尔格莱德不结盟运动的成立。¹⁷但是，1947年提出建立亚洲联邦的倡议，遭到了刚刚走出日本扩张主义梦魇的东南亚国家的拒绝，而那些加入美国各军事同盟（如中央条约组织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亚洲周边国家，也将之搁置。新帝国主义列强对朝鲜、越南、马来亚与印度尼西亚发动的残酷战争，将亚洲团结的指针拨回了零点。英国在马来亚对共产党武装开设集中营，美国对朝鲜北方实施地毯式轰炸，向旧式权贵与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传递出强烈信号：让他们躲在西方强权的保护伞下，与本国人民为敌。另一方面，印中、印巴及东南亚多地爆发的边界冲突，使统一的愿景显得愈发遥不可及。

在这样的情势中，谈论“亚洲”不过是一种幻想。当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推动泛非主义、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致力阿拉伯统一之时，亚洲却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够名正言顺地推进一个泛亚议程。整个冷战时期，也没有出现足以构建进步泛亚平台的思想资源或政治力量。¹⁸

美国帝国主义的触角与冷战的恶性蔓延，几乎彻底摧毁了泛亚主义复兴的可能性。美国的“轮辐式”权力体系将苏联与中国层层包围，把日本、菲律宾、巴基斯坦、伊朗等国变成军事基地，变成徒有一面国旗的傀儡，变成冈仓天心口中“白色灾难”的仆从。万隆精神本有开花结果的机遇，却在边界争端、贸易摩擦与代理人战争中枯萎。恩克鲁玛曾警告非洲：“若我们不制定统一计划并采取实际行动，将会在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操控下，为了他们在非洲的险恶目的，自相残杀。”¹⁹ 可惜亚洲没有这样的思想纽带，也缺少政治掌舵的力量将“反分裂、促团结”放在首位。

《石油与罂粟》，莎吉亚·西坎达作于2019-2020年。

复兴

在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学者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提出了一种带有怀旧色彩的“亚洲价值观”，受到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Lee Kuan Yew）和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的青睐。它强调亚洲文化优越性，用以解释“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但这是一个缺乏真正经济内涵的肤浅理论，企图用“亚洲价值”来解释全球商品链。其关注焦点在东亚，而对南亚、中亚、西亚与北则分析不清。以印度为例，印度超7亿人口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了总人口的一半。没有任何所谓“文化因素”可以解释这一现实。“亚洲价值观”不过是对经济腾飞的一种误读，也不是推动亚洲团结的契机。事实上，亚洲团结在当时根本无从谈起。

近年来，一些强硬的务实政策开始将亚洲部分国家团结在一起。2018年，美国政府宣布“反恐战争”结束，将战略焦点转向其两大主要对手：中国与俄罗斯，即所谓“势均力敌的竞争者”。围堵中国的冷战旧梦为亚洲的“联合”提供了平台，例如印度、新加坡与日本的联合，而印度、日本又与美国、澳大利亚同属“四方安全对话”（Quad），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小分队”（Squad）所取代，由菲律宾接棒印度。但这些平台十分丑陋，是强加给各国的联盟，用以支撑美国在亚洲摇摇欲坠的霸权。甚至更小规模的“联合”也被禁止，例如朝鲜半岛的和平谈判进程。日本与韩国必须继续充当西方的附庸国，成为遏制中国“重返世界舞台”的航空母舰。在此境遇下，无所谓的“亚洲”，只有贫困与战争。

2003年美国非法入侵伊拉克、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霸权愈发脆弱，金砖国家机制应运而生，呼吁在单极体系崩塌后建立更加多极的国际秩序。然而，金砖的动力主要仍是商业性的，其初衷是把世界大型工厂的产能从陷入困境的大西洋市场转移出去，因为后者已不再是“最后买家”。金砖的政治愿景仍未充分成型，也缺乏推动全球南方复兴或地区团结的文化构想。虽然大陆与区域团结的萌芽不时出现，但转瞬即逝。

在国家间层面，阿拉伯统一因以色列的种族灭绝而深受重创（在整个暴行期间，阿拉伯国家联盟始终缺席）；泛非主义在2011年北约对利比亚的战争后也遭受打击，但新的动向正在萌芽——布基纳法索、马里、尼日尔组建的萨赫勒国家联盟（Alliance of Sahale States）。拉丁美洲特殊的极右翼在从阿根廷到萨尔瓦多的发展，无疑扰乱了“大祖国”的呼声；然而，这一理念依然存在于社会运动之中，并正试图在逆境中重新集结。

美国强加的新冷战将中国与日本、菲律宾、朝鲜半岛和南亚分隔开来，这一问题在亚洲依然是核心议题。尽管如此，仍值得注意一些积极信号。例如印度外长苏杰生（S. Jaishankar，曾任驻华大使）明确表示，印度不认同“北约思维”，这呼应了尼赫鲁在1950年代拒绝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与巴格达条约组织（CENTO）的立场。中国外长王毅（曾任驻日大使）也公开倡导源自李大钊、孙中山的亚洲主义理念。这些回归本源的尝试，有待进一步发展。

《亚洲一号》（局部），曹斐作于2018年。

回溯源头

我们的历史需要向更深处回溯，重拾一个世纪前曾迸发并影响世界史的亚洲梦想。

1. 社会主义的亚洲

一个事实可以从1904年讲起。当一条震撼的消息传遍世界：一个亚洲国家日本，击败了被视为欧洲强权的俄罗斯帝国。这场军事上的失败不仅激励了亚洲各地的年轻人思考他们自己反抗帝国主义势力的起义，而且也促使俄国国内的人们推翻了他们那令人憎恶的君主制。身处南非的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密切关注东北亚局势及俄罗斯人民的动向，他在《印度人报》上发表了多篇文章，讨论托尔斯泰、高尔基，以及日本击败俄国和 1905 年俄国革命对印度的意义。1905 年 11 月，甘地写道：

俄国当前的动荡局势给我们上了深刻的一课。当今的俄国沙皇掌握着世界上最专制的权力。俄国人民饱受苦难。穷人被沉重的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士兵镇压人民，人民不得不屈从于沙皇的一切专横。军官们陶醉于权力，根本不关心人民的福祉。他们认为自己的唯一职责就是增加自己的权力和财富。沙皇对日本宣战，完全违背了人民的意愿，致使无数俄国士兵的鲜血染红了战场。成千上万劳动者用汗水换来的财富被投入了日本海。

然而，俄国人并没有采用暗杀和零星叛乱（通常打着沙皇的旗号）这些老一套的策略。相反，甘地写道：“俄国工人和所有其他仆役举行了总罢工，停止了一切工作。”甘地认为，1905 年俄国革命的本质在于，就连沙皇也不得不屈服于部分要求，因为“即使强大的统治者也无法在没有被统治者合作的情况下进行统治”。²⁰这场革命将全部人民推入反抗压迫他们的旧制度的沸腾之中：从黑海上的税收，到日俄战争前线士气低落的士兵，从城市工人到乡间农民。日本战胜沙皇俄国与俄国人民的起义相互激荡，在被殖民世界激起了震荡。正值青年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亦被这股热潮所感染：“日本的胜利令我热血沸腾，我每天都急切地等待着报纸上的新消息。我买了大量关于日本的书，并试图阅读其中一些……民族主义的思想充满了我的脑海。”我沉思着印度的自由和亚洲摆脱欧洲奴役的自由。我梦想着英勇的事迹，想象着自己手持利剑，为印度而战，助她获得解放。”²¹

流亡中的列宁不仅关注俄国革命，还关注殖民地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动荡：1906 至 1908 年的波斯议会运动、1908 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以及巴尔干地区的革命发展——这一切都因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而起。列宁对这一切洞察深刻。1908 年 10 月，列宁写道：“日俄战争和俄国革命有力地推动了亚洲人民的政治觉醒。”但由于这场革命进展缓慢，反动势力得以集结。列宁反思道：“如今在巴尔干半岛、土耳其和波斯所发生的一切，实质上是欧洲列强为对抗亚洲日益高涨的民主浪潮而结成的反革命联盟。”²² 但是殖民地人民不会被压制太久。1911 年，两个大陆上爆发的两场革命：墨西哥革命和中国革命，彰显了民族解放以及工人和农民的力量：。1913 年 5 月，列宁写道：“世界资本主义和 1905 年的俄国革命最终唤醒了亚洲。” 数以亿计的受压迫和蒙昧的民众从中世纪的停滞中觉醒，开始为崭新的生活和为争取基本人权和民主而斗争。其斗争版图包括英属印度日益高涨的发酵与荷属东印度的革命民主运动。²³列宁写道，亚洲正在觉醒，“整个年轻的亚洲，即数以亿计的亚洲劳动人民，在一切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那里拥有可靠盟友。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其胜利，这场胜利将解放欧洲和亚洲的人民”。²⁴

这种源于民族解放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构筑起一种宽广的泛亚主义愿景：联合殖民核心国的工人阶级，与全球南方受压迫人民共同建设一个新世界，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这里没有种族主义的容身之地，也没有任何形式的排斥。这是一个建立在人类共同解放基础之上、而非亚洲霸权的泛亚主义。这一愿景与世界各地被殖民地区的民族解放领袖们所共享，激发了胡志明（Ho Chi Minh）、马纳卡德拉·纳特·罗易（M. N. Roy）、谭马尔卡（Tan Malaka）、杜敏盛（Daw Mya Sein）、市川房枝（Ichikawa Fusae）、艾娜·苏丹诺娃（Ayna Sultanova）和纳吉亚·哈努姆（Nadzhiya Hanum）等人的想象力——他们每个人都投身建设越来越民主的社会，其中有些更为人所知，有些人至今仍缺乏应有的传记，尤其是女性。在这些愿望的边缘地带，还有1907年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亚洲和亲会”、1919年的共产国际，随后是1928年在夏威夷的泛太平洋妇女会议，以及1931年在拉合尔的全亚洲妇女会议。这些行动共同推动了一种反殖、反压迫的泛亚主义理念。²⁵

共产主义者十分清楚：争取主权与结束殖民统治，意味着必须回答两个重大问题：1）新国家如何处理内部结构性不平等；2）国家如何与邻国及世界相处。一个真正反殖民且主权独立的国家会致力于消除悲惨的等级制度，从而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即向社会主义转型，同时拒绝沙文主义，构建与周边国家及世界人民的团结。这种反沙文主义的立场，是社会主义泛亚主义的基石，也是实现人类解放的重要支点。

2. 日本的亚洲

拉贾·马亨德拉·普拉塔普·辛格（Raja Mahendra Pratap Singh）是一个神秘人物，他一方面推崇1917年俄国革命，一方面期待泛亚主义。1919年，他曾在彼得格勒拜访列宁，随后就赶赴日本参加1926年在长崎举办的第一次亚洲民族会议（Conference of Asian Peoples）。该会议由1924年在日本成立的“全亚洲协会”发起，尽管参会者不多，却大胆提出了多个构想：建立一家亚洲银行、创设亚洲媒体、成立亚洲大学，并首要推动组建“全亚洲联盟”（All Asian League）以抵御欧洲殖民主义。这些宽泛的目标本应吸引列宁与共产主义者，也确实吸引了辛格以及与其志同道合者其中包括后因被控苏联间谍身份而在1944年遭日本政府处决的日本共产党记者尾崎秀实（Ozaki Hotsumi）。

所有这些事件的背后，是一种新型日本的崛起。明治维新后，随着资本主义在日本的兴起，其工业扩张超越国界。如欧洲与美国等其他资本主义强权，日本为确保自身的竞争力与活力，开始寻求海外殖民地。日本的领土吞并可追溯至19世纪，但更合理的起点或许是左翼所庆祝的那场日本战胜俄国的战争。那场战争让日本左翼相信帝国主义可以被击败；然而对日本帝国而言，这场胜利却传递了另一条信息：他们可以夺取亚洲的大片土地——从1904—1910年间对朝鲜的正式并吞，到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并扶植傀儡政权“满洲国”。其间，日本内外的一批知识分子开始幻想：泛亚主义将不是来自民众争取主权的联合斗争，而是从大正十四年式机枪的火力中诞生。

日本帝国支持的泛亚主义流派，在1943年11月于东京召开的大东亚会议（Assembly of the Greater East Asiatic Nations）上彻底沦为与日本的合作。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宣布成立“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所谓的“共荣圈”是对“共荣”理念的亵渎，因为它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扩张的工具。²⁶国际阶级斗争本就复杂混乱。正因如此，包括印度的苏巴斯·钱德拉·鲍斯（Netaji Subash Chandra Bose）、印度尼西亚的萨努西·帕内（Sanoesi Pané）和阿斯马拉·哈迪（Asmara Hadi）在内的多位亚洲重要政治领袖，为了先赶走欧洲殖民者，不得不与日本短暂合作。他们并不希望用日本统治替代英荷统治，但他们认为，尽管日本在中国和朝鲜犯下了战争暴行，这个新兴的亚洲军事强国仍有可能成为他们的盟友。出于政治和阶级斗争的现实考量，他们暂时搁置了泰戈尔的警告。

列宁和尼赫鲁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亚洲的可能性，曾因日本军队法西斯威胁的实际存在而受到损害。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并未彻底扼杀社会主义性质的亚洲主义的潜力。这种潜力在1947年的亚洲关系会议（德里）和1955年的亚非会议（万隆）上再次显现出来，这两次会议的议程实际上完全反对帝国主义的种族优越论（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形式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残余影响至今仍未消除，但它未能完全摧毁泛亚主义的可能性。从根源上来说，泛亚主义的社会主义在思想和道德层面上，比“大东亚共荣圈”更有号召力。

走向当下

人们很容易幻想亚洲存在某种文化上的统一性，但亚洲广袤无垠，这种幻想过于脱离实际。关于儒家思想或其他宗教传统（如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对于一个几乎囊括了所有已知宗教的大陆来说太过宽泛，难以形成有意义的共识。同样，将泛亚洲主义的基础建立在文化层面，比如“孝道”这类观念，也缺乏合理性。因为这些观念并非亚洲所独有，而且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它们显然并不普及，资本主义体系已经扰乱了社会生活的根基。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显著经济增长率也不能被视为某种“亚洲特质”，这些增长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上世纪90年代全球化进程中工业向这些地区的转移，以及亚洲庞大的人口基数在几代人匮乏后积压的需求所形成的国内市场。高增长率并非“亚洲特有”。

回到源头，有助于我们理解亚洲团结的政治基础。围绕这种亚洲团结建立制度，有助于在社会与国家间体系中建立信任机制，从而不通过战争和战争威胁解决冲突。亚洲没有类似非洲联盟那样的洲级机制，也很少有高层次的泛亚机构能基于共同利益和职业将各国人民聚集在一起（除了少数例外，比如1951年首次在德里举办的亚洲运动会）。现存的一些泛亚组织包括1966年成立的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工会网络，比如2007年成立的国际工会联合会 – 亚太分会（由1951年成立的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与1966年成立的亚洲工会兄弟会合并而成）。系统梳理这些泛亚网络，将是推动当今泛亚洲主义发展的重要任务。了解这些网络和交流的全貌，有助于形成新的认知：既看到已有的进展，也发现尚待填补的空白，并思考如何将这些网络和交流纳入更广泛的对话，形成一个从源头走向未来、不再重蹈法西斯主义与帝国主义覆辙的泛亚议程。

我们应当正视自身的局限，这包括喜马拉雅山脉两侧的僵持局面，南海和印度洋地区难以化解的紧张局势，还有那种陈腐的、渗透世界但却无力解答当今时代根本问题的的恶性竞争。对此，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理应发起严肃的对话，探索新型进步的泛亚主义——一种超越贪婪、立足更广阔人类经验与情感的大陆愿景，构建新型社会主义世界。

“亚洲”若想存在，“团结”若想实现，就必须赋予这些词语真正的意义。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