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第32期新闻稿：致敬所有为更美好世界而战却英年早逝者

《寻找法农》截图，拉里·阿奇姆彭与大卫·布兰迪（英国）作于2018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7月，就在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诞辰一百周年几天后，我与他的女儿米蕾列·法农-门德斯·弗朗斯（Mireille Fanon Mendès-France）共进午餐。当我感叹法农39岁便英年早逝时，米蕾列纠正道：“不，是36岁。”对他而言，哪怕再多活三年也是上天的恩赐，他或可完成更多著作，或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对我们而言，或可读到《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之后的续篇——或许是关于如何构建避免落入狭隘民族主义陷阱的国家计划。然而，这一切却未能实现。

与米蕾列的谈话及其父亲留下的精神遗产，启发我请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团队协助整理一份40岁前便逝世的革命领袖和知识分子名单。他们的名字纷纷涌来，转眼间，数页便已呈现眼前，这份数字纪念碑记载了因思想而遭暗杀的人们：从莫桑比克的若西娜·马谢尔（Josina Machel）（25岁）到古巴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39岁）。我曾想将这份名单的简短版刊载在本期新闻稿中，但最终还是忍住了此念头。明明有无数地区志士、领袖和知识分子被帝国主义体系建立的巨大镇压结构所暗杀，又如何能再把本已不足的名单缩短呢？

《卢蒙巴的一生》，穆克·菲尔斯（刚果民主共和国）作于2017年。

与其提供一份不全的名单，我们不妨深入了解法农，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出版了两本书：1952年的《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和1961年的《全世界受苦的人》，后一本书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出版。  另有两本书在他逝世后的1964年出版，分别是写于1959年的《垂死的殖民主义》（A Dying Colonialism）和写于1952至1961年间的文集《为了非洲革命》（Toward the African Revolution）。

我们无法仅凭这些书就断言：这就是法农思想的全部，这就是他的全部作品，而他所做的一切——他的精神病学实践以及他为阿尔及利亚解放运动所做的工作——就是他的全部贡献。学者们将法农视为一部已完成的思想集，但实际上他尚未达到其创作巅峰。在他所著的最后一本书中，清晰的论证本可为1961年后的研究开辟新径——特别是考虑到很快会浮现关于后殖民国家受到的内部和外部限制的证据，若非其生命戛然而止，他必将继续深入探究。

五年前，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发布了一份关于法农的专题报告《金属的光泽》（The Brightness of Metal）（2020年3月），对法农的民族解放思想进行了初步论证。但这仅仅是临时性成果——法农英年早逝时仍未完成理论构建。

《全世界受苦的人》之后本应问世的那部著作的思想雏形，已蕴含在法农于35岁的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遭暗杀（1961年1月17日）后所写的文章中。1961年2月发表于《非洲行动》（Afrique Action）的《卢蒙巴之死：我们能否有别的选择？》（Lumumbar’s Death: Could We Do Otherwise?）一文，以震撼人心的段落总结了其论点：

我们的错误，我们非洲人所犯的错误，就是忘记了敌人从未真心退让。他们永远不会理解。他们投降了，但没有皈依。

我们的错误是轻信敌人已失去战斗性和危害性。当卢蒙巴成为阻碍，卢蒙巴就得消失。在谋杀行动中犹豫不决从来就不是帝国主义的特征。

事实上，帝国主义从不慷慨，也不人道。

《大洪水IV》，巴泰勒米·托古奥（喀麦隆）作于2016年。

法农在关于卢蒙巴的文章中还提到了两个名字但未作深入探讨：“看看本·姆希迪（ben M’hidi），看看穆米埃（Moumié），看看卢蒙巴。”

穆罕默德·拉尔比·本·姆希迪（1923-1957年）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Algerian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FLN）的六位创始成员之一。他被称为“睿智的拉尔比”，是奥兰地区维拉亚第五军区的指挥官，后又在阿尔及尔战役中领导FLN。本·姆希迪于1957年2月被俘后遭受了残酷的折磨，并在一个月后被处决，年仅33岁。法国容不下这样一位正直的阿尔及利亚人。

费利克斯-罗兰·穆米埃（1925-1960年）领导喀麦隆人民联盟参加了1955年爆发的独立斗争。与在阿尔及利亚的情形一样，法国在喀麦隆的镇压十分残暴，对平民中心的猛烈攻击导致数万人丧生。而这段历史基本上已被遗忘。穆米埃在日内瓦遭法国安全部门的一名特工用铊毒杀害，时年35岁。

姆希迪、穆米埃和卢蒙巴（这三人皆与法农私交甚笃）的遇害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残酷。一旦有领导人民获得主权的激进分子出现，就必遭剿灭。法农写道，卢蒙巴这位“献身非洲”的激进分子，其心始终与非洲人民在一起，从未屈服于帝国主义。这就是他被杀害的原因。

《音乐》，巴亚·马希丁（阿尔及利亚）作于1974年。

比利时、英国、法国和葡萄牙曾拒绝和平撤出其非洲殖民地。它们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二战中纳粹和日本人所用且后被分别在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定为战争罪的战术。若将这两大审判所用的定义应用于从阿尔及利亚到喀麦隆的殖民战争，这些欧洲国家的军方和文职领导人早该被绞死。

例如，日本帝国陆军大将山下奉文（Tomoyuki Yamashita）于1946年被送上绞刑架，此前其部队在菲律宾对平民犯下暴行，东京审判庭根据指挥责任原则（后被称为“山下标准”）判定他有罪。如果这一标准得以一以贯之，英国陆军元帅杰拉尔德·沃尔特·罗伯特·邓普勒（Gerald Walter Robert Templer）也难逃绞刑，他曾在马来亚紧急状态（1948-1960年）期间下令使用拘留营并对普通民众实施除草作战方案，此举实为之后美国在越南使用橙剂的预示。

以同样的标准衡量，法国将军让-马里·朗贝尔东（Jean-Marie Lamberton）和马克斯·布里昂（Max Briand）也该因喀麦隆战争（1955-1964年）而被处以绞刑，在喀麦隆战争中，法国军队同样对叛乱者和平民施以极端残酷的暴行，包括有案可查的大屠杀和据称用作心理战的斩首示众。

然而，这些人无不是身佩勋章风光下葬。

需要铭记的是，在战争即将结束时，法国于1960年2月13日在阿尔及利亚撒哈拉沙漠的雷甘测试了其核弹，至此法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法国拒绝加入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Partial Nuclear Test-Ban Treaty）。阿尔及利亚于1962年赢得独立，但法国仍保留了五年租约，继续在雷甘进行核武器试验，直至1966年。之后，法国将试验场迁至太平洋的方阿陶法和穆鲁罗瓦环礁，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进行了193次核试验。

当法国在雷甘进行原子弹试验时，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写道：在军事研究上投入的巨额资金，以及沦为核战争技师的工程师，本可在十五年内将不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60%。虽然他仅从经济角度论述了这些试验，但同样可以从政治威胁角度进行论述：如果暗杀无效，原子弹也随时可被法国用来镇压其叛乱殖民地。

1958年，在加纳总理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于阿克拉组织的全非人民大会（All-African People’s Conference）上，法农曾代表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会见卢蒙巴和穆米埃。他们探讨了民族解放斗争的必要性、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免受帝国主义武力的残暴镇压，以及如何挣脱新殖民主义结构的触角。法农对建立非洲军团很感兴趣，这是一支为大陆解放战争服务的军事力量，将由阿尔及利亚及其盟友进行训练。在有关这些会议的笔记中，他如此记述穆米埃之死：

抽象的死亡击中最具体、最鲜活、最炽烈的灵魂。费利克斯的语调始终高昂：激进、暴烈、充满愤怒、深爱自己的国家、憎恨懦夫和操纵者。严肃、强硬、清廉，六十公斤的筋骨里满是革命精神。

这些关于穆米埃的话语恰是对法农自身的定义。

法农的官方死因记录是支气管肺炎，但这只是死亡证明上所写的内容。他离世时，现场有一位名叫奥利弗·艾斯林（C. Oliver Iselin）的中央情报局特工。历史就是如此。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