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赫勒地区的主权求索

引言

继军方进步派系掀起一系列政变浪潮之后，2023年9月，布基纳法索、马里与尼日尔三国元首齐聚马里首都巴马科，共同签署了《利普塔科-古尔马宪章》，宣布成立萨赫勒国家联盟（Alliance des États du Sahel，AES，简称“萨赫勒联盟”）¹ 。该宪章第六条明确规定：

任何对一个或多个缔约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均应被视为对其他缔约方的侵略。所有缔约方均有义务以单独或集体的方式对其他成员国提供援助和救济，包括动用武装力量，以恢复并保障联盟疆域内的安全。²

成立萨赫勒国家联盟，是针对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简称“西非经共体”）此前威胁军事干预尼日尔民众革命的直接回应。在马里（2020年8月）、布基纳法索（2022年1月）和尼日尔（2023年7月）各自爆发革命后，西非经共体与非洲联盟（AU，简称“非盟”）不仅对这三国实施制裁，还撤销了它们的成员国资格。

2024年1月，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联合宣布退出西非经共体。此决定于2025年1月正式生效，三国在声明中阐明了理由：

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英勇的人民看到西非经共体这一组织已然背离其创始人的崇高理想与泛非主义精神。他们深感失望与遗憾。它不再为成员国人民的利益服务，反而沦为对各国及其人民的威胁，彻底违背了其保障人民幸福的初衷。³

萨赫勒国家联盟的三位领导人——马里的阿西米·戈伊塔（Assimi Goïta）、布基纳法索的易卜拉欣·特拉奥雷（Ibrahim Traoré）和尼日尔的阿卜杜拉赫曼·奇亚尼（Abdourahamane Tchiani）——因同样通过民众支持的革命上台、同样对西非经共体亲西方的政治路线感到不耐而紧密团结。他们代表了引导并传达民众对法国新殖民主义普遍失望情绪的新一代军官。他们毅然退出西非经共体，根源在于该组织长期存在的历史局限性。

西非经共体虽于1975年成立，加纳的阿昌庞将军（General Acheampong）等领袖曾发表泛非主义豪言，誓言要“铲除数世纪以来外界强加于西非的分裂与人为壁垒”，但它终究是一个愿景有限的计划。⁴ 实际上，该组织成立之初便将重心放在经济事务上，如建立共同市场，对政治一体化缺乏真正的雄心。这一狭隘格局很快就因内部分裂及更致命的外部势力掣肘而步履维艰。由法国扶植、与之并行的法语区西非经济共同体（CEAO）时常暗中瓦解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目标。1979至1981年的乍得危机便是一个例证：法国与法语区西非经济共同体为了坐收渔翁之利联手破坏尼日利亚的维和行动，导致西非经共体任务失败。同样，法国与其前殖民地之间盘根错节的军事协定，也让构建共同防御战略的努力屡屡受挫。⁵

正是这段内部分裂、外力横行的历史，塑造了今日萨赫勒国家联盟的视角。联盟指出，西非经共体现已沦为外部利益的区域代理人，因“受外国势力操控”而背叛了其创始原则。⁶ 因此，在萨赫勒联盟宣告成立的尼亚美峰会上，成员国明确表示，即便未来向文官治理过渡，退出西非经共体的决定也绝不逆转。

尽管主流安全机构、政治评论员和非政府组织都承认，西非经共体和其他安全合作机制未能在该地区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但他们仍普遍谴责萨赫勒联盟的举动，称其“沉重打击了区域一体化进程”，可能“加剧分裂”并“令本已恶化的安全局势雪上加霜”。⁷然而，一种截然不同的叙事正在萨赫勒地区兴起。无论是在萨赫勒联盟的政治领袖、地方民间组织还是广大民众看来，这个联盟是在当今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的不安全与不平等困境中淬炼而生的，这些国家正在主权与发展的道路上奋力求索。对萨赫勒联盟成员国而言，2023年是历史性的转折点，意味着与失败的安全框架（如萨赫勒五国集团）、丧失合法性的区域机构（如西非经共体和非盟），以及同欧盟、法国和美国之间长期不平等的政治纠葛进行一场彻底的集体决裂——而所有这一切的根基，正是数十年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⁸

本汇编旨在探讨萨赫勒国家联盟的崛起，并就该地区的当前局势引发一场深刻的辩论。我们视这一新联盟为反帝国主义区域主义的典范，它生动地展示了全球南方国家如何在主权、依附以及内外安全挑战的复杂格局中进行博弈。它引导我们反思并辩论重返主权之路的意义与内涵——这并非沉湎于过去的民族主义，而是在极化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为重夺政治自主、经济自决和文明尊严而发起的一场大胆而必要的斗争。

从殖民统治到“旗帜独立”

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是地处内陆的邻邦，其广袤的国土横亘在撒哈拉沙漠的南缘。三国总面积约占西非的45%，人口合计7300万，占西非总人口的17%（尼日尔2620万，马里2380万，布基纳法索2300万）。⁹ 这些国家共享深厚的文化纽带，其社会高度重视社群价值、口述传统和农耕生活，而主流宗教伊斯兰教则深刻地塑造了其社会结构与日常伦理。

与西非多数地区一样，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深切地感受到了殖民统治的尖锐内在矛盾。诺曼底登陆虽被誉为法国军事史上的光辉时刻，但历史叙事却常常遗漏这样一个事实：那些为战胜纳粹德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军队和劳工中，有许多人正来自非洲法属殖民地，包括今天的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他们血洒欧洲战场，唤醒了人们日益增长的政治意识，为战后争取平等与自决的斗争奠定了基石¹⁰

战后，在崛起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鼓舞下，独立的呼声响彻云霄。在尼日尔，尼日尔进步党（Nigerien Progressive Party）于1946年成立，并加入了由马里的莫迪博·凯塔（Modibo Keïta）、几内亚的艾哈迈德·塞古·杜尔（Ahmed Sékou Touré）等巨擘领导的泛非反殖民运动——非洲民主联盟（African Democratic Rally）。该联盟起初要求与法国公民享有同等待遇，但迅速将目标转向完全独立。在布基纳法索，沃尔特联盟（Voltaic Union）也曾加入非洲民主联盟，以期建立区域性的民族解放阵线，但最终在法国的重压下被迫解散。这一波政治觉醒，为西非民族解放斗争的燎原之火备足了薪柴。

1954年在越南的惨败加上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的不断升级使法国在内政外交上面临空前压力。为免在非洲丧失全部经济与政治影响力，重新上台的夏尔·戴高乐总统于1958年借推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新宪法之机，在非洲殖民地发起了一场全民公投。殖民地人民面临两个选择：投“赞成票”，留在法国主导的“法非共同体”内（这是一种所谓的“过渡”选项，法国承诺未来给予独立，但核心权力仍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或者投“反对票”，立即实现独立，但代价是法国的即刻抽身与迫在眉睫的经济动荡。萨瓦巴党（Sawaba，豪萨语意为“自由”）的创始人、1957年首次选举后出任尼日尔政府首脑的吉博·巴卡里（Djibo Bakary）领导了“投反对票”的运动。最终，只有塞古·杜尔领导的几内亚成功投出反对票，于1958年成为西非第一个挣脱法国殖民枷锁的国家。

像巴卡里这样主张与法国彻底决裂的爱国者遭到了残酷的国内镇压，并被殖民体系的附庸者们——包括传统领袖、殖民地官员以及所谓的“进化阶层”（évolués，指接受法国教育、被授予有限权利、并被精心培养以服务殖民秩序的非洲精英）——排挤出局。¹¹ 为破坏尼日尔的公投并削弱同样反对法国掠夺铀矿的萨瓦巴党，戴高乐派来了新总督唐·让·科隆巴尼（Don Jean Colombani）。科隆巴尼政府动用其掌控的安全、财政和地方行政等所有国家机器，发动了一场集镇压、恐吓乃至心理战于一体的攻势，其最臭名昭著的手段莫过于用飞机散发传单，公然将投反对票的民众诬为国家公敌。¹²尽管萨瓦巴党深得民心，但在大规模选举舞弊的操纵下，1958年尼日尔的“投赞成票”运动还是被制造成了一场虚假的胜利。

尽管如此，同年几内亚“投反对票”运动的胜利，加之1957年加纳已从英国独立，迫使法国在政治独立问题上不得不做出退让。1960年，包括14个前法国殖民地在内的17个非洲国家宣告独立。然而，这种“旗帜独立”并未带来真正的经济解放。法国的监管与控制通过一系列“合作”协议得以延续，其经济命脉被防务协定、技术援助以及非洲法郎（CFA Franc）体系等金融工具牢牢掌控。1961年4月，科特迪瓦、贝宁（前达荷美）和尼日尔签署的一项防务协定便是其中一例，其赋予法国无限制使用具军事价值资产的权力。¹³在尼日尔，法国通过以下几种手段维持其控制，这也是其在整个地区惯用的伎俩：

• 殖民债务：尼日尔被强迫向法国偿还殖民时期通过奴役劳工修建道路、学校等基础设施的费用。

• 资源控制：法国对尼日尔的战略性出口产品（尤其是铀矿）拥有优先购买权，法国公司在关键经济领域享有特权。

• 税收豁免：根据所谓“避免双重征税”原则，在尼日尔经营的法国企业仅需向法国纳税并免除其在当地的一切税负，包括关税、增值税等销售税，乃至燃油税。这极大地侵蚀了尼日尔的财政根基。

• 货币依附：尼日尔必须使用由法国财政部发行和调控的非洲法郎，这使其货币与财政政策的自主权丧失殆尽。

• 军事盘踞：法国保留军事基地并被授予“自由使用军事设施”的权利，包括海陆空无限制通行权，以及自由使用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的权力。此外还有权安装空中和海上信号传输系统。¹⁴

更甚的是，1961年防务协定附件二，将签约国的军队变成了维护法国资本利益和经济政策的工具。该附件第一条将战略原材料分为两类：1）液态或气态碳氢化合物；2）铀、钍、锂、铍及其矿石和化合物。第二条规定“法兰西共和国应定期向科特迪瓦、达荷美及尼日尔通报其在战略原材料和产品方面的政策走向，此举需兼顾国防总体需求、资源变化及世界市场行情。”第五条则要求非洲国家必须确保法国“随时了解有关向……领土外出口第二类原材料和战略产品的计划与项目”。此外，这三国还被要求“为法国军队储存战略原材料和产品提供便利”，并在国防需要时“限制或禁止向他国出口”。¹⁵通过将经济指令深植于军事合作框架，该协定将签约国的国防体系彻底异化为捍卫法国商业和地缘政治利益的工具。

马里在1960年独立之初，也曾为捍卫经济与政治主权进行过抗争。在莫迪博·凯塔（Modibo Keïta，1960-1968）的领导下，国家推行了社会主义导向的经济政策，如建立国营企业，并于1962年发行独立于非洲法郎的国家货币，试图打破法国的货币霸权。这些努力招致了法国的猛烈报复，包括外交孤立、贸易封锁及技术和资金援助的撤回，使马里陷入了日益深重的经济危机。随之而来的经济动荡，为1968年穆萨·特拉奥雷（Moussa Traoré）中尉在法国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创造了条件，马里最终于1984年被迫重返非洲法郎区。

冷战结束后，法国调整其非洲政策，在1990年的法非峰会（La Baule summit）上抛出了“政治条件论”，时任总统密特朗宣称，法国的援助将与多党选举等所谓的“民主改革”挂钩。¹⁶此举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1980年代已在非洲各地强推的结构调整计划（SAPs）又添了一把火。以马里为例，其1984年重返非洲法郎区便伴随着严苛的紧缩措施、公共部门裁员和贸易自由化。1990年代，非洲大陆迎来了第二波结构调整计划的冲击，这种情况在1994年非洲法郎在法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压力下被迫贬值一半之后愈发严重。这次贬值被粉饰为刺激出口、稳定金融的良方，实则在整个地区引发了物价飞涨、工资缩水和剧烈的社会动荡。这第二波改革将经济自由化与捐助方强制推行的治理改革捆绑在一起¹⁷，打着“民主化”的幌子，实际上是通过债务、私有化和外部主导的国家重组进一步巩固了新殖民主义的控制。

这些经过重新包装的统治工具，与美国以“反恐”为名进行军事扩张的步伐相伴而行。2002年，美国启动“泛萨赫勒倡议”（Pan-Sahel Initiative）是西方在马里、尼日尔、乍得和毛里塔尼亚等国长期军事存在的开端。该计划后于2005年升级为“跨撒哈拉反恐伙伴关系”（Trans-Sahara Counterterrorism Partnership），并将布基纳法索也纳入其中。

正如马里外长阿卜杜拉耶·马伊加（Abdoulaye Maïga）2024年在联合国大会上所言，地区安全危机“因北约2011年对利比亚的鲁莽军事干预而急剧恶化”¹⁸。利比亚的崩溃为武器的无序流动和恐怖主义的滋生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当时，利比亚是非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其人类发展指数位居大陆之首，并拥有大人工河等宏伟的基建工程。对这样一个国家的轰炸被普遍视为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此举也严重削弱了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当时该理事会已准备向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派遣代表团进行调停，然而第一批炸弹的投放使该计划搁浅。¹⁹

继2011年再次以“反恐”之名轰炸利比亚后，法国和美国的军事活动在萨赫勒地区变本加厉。美军新的无人机基地、非洲司令部（USAFRICOM）主导的训练任务以及美法两国的军事部署在加奥（马里）、恩贾梅纳（乍得）、尼亚美（尼日尔）和瓦加杜古（布基纳法索）等地纷纷建立。2014年，法国开展“新月形沙丘”军事行动，进一步巩固了其在萨赫勒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组建了包括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在内的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²⁰然而，此后十年，恐怖活动不减反增。马里官员多次指控法国的军事行动名为反恐，实为纵恐。指责其有选择地打击某些武装团体，同时又姑息甚至保护另一些，其真实目的是利用安全危机来为其长期军事存在和战略利益辩护。2022年8月，时任马里外长的阿卜杜拉耶·迪奥普（Abdoulaye Diop）公开指控法国屡次侵犯马里领空、从事间谍活动并直接支持恐怖组织（包括空投武器和与圣战组织头目勾结）并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制止 “针对马里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略行径”。²¹

在外国军队以“反恐”为名侵蚀国家主权的同时，跨国公司则继续以极不平等的条件从萨赫勒地区攫取财富。这些国家依然严重依赖以被剥削的方式出口原材料——如尼日尔的铀和马里的黄金。以2010年为例，在尼日尔运营的两大法国铀矿公司所创造的出口总值中，尼日尔政府仅能分得13%的收益。²²尽管马里自1990年代起便成为非洲最大的黄金生产国之一，其从中获得的经济利益却微乎其微。税收豁免、不公平的特许费制度以及其他种种优惠政策让兰德黄金资源公司（2018年与巴里克黄金公司合并）和昂格鲁黄金（AngloGold Ashanti）等公司赚得盆满钵满，却几乎无需对当地进行再投资。

这种经济依附导致了长期的发展迟滞，使这些国家在外部压力面前不堪一击，也限制了它们实现经济多元化或争取有利贸易条件的能力。可持续发展的缺失引发了一系列政治、社会和安全危机。自1990年代以来，精英阶层在脆弱的制度环境中争权夺利，政变与政权更迭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腐败横行、公共服务匮乏、边缘群体被排斥，这一切都进一步削弱了国家合法性，加深了民众的不信任。

为捍卫国家主权而进行的军事干预

群众运动

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造和外国干涉早已将国家机构蛀空。百姓积怨已久，终于在2017至2022年间，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三国爆发了大规模群众运动，并最终催生了民众支持的军事政变。

自2017年9月在塞内加尔爆发反对非洲法郎的抗议以来，示威活动迅速在萨赫勒地区蔓延。这种由法国财政部发行的货币被普遍视为法国维持其经济支配的工具和新殖民主义控制的象征。在马里，2019年4月，部族间暴力冲突激增。多贡族民兵屠杀约160名富拉尼村民的惨案引发了大规模抗议。²³2021年1月，法国空袭轰炸了邦蒂村的一场婚礼，造成至少19名平民丧生。局势进一步恶化。尽管法国军方辩称目标是圣战组织武装分子，但联合国的后续调查确定此次袭击的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平民，法国的行为已违反国际法。²⁴这些事件激起了滔天民愤。人们走上街头，要求总统易卜拉欣·布巴卡尔·凯塔下台，并要求法国及国际部队撤离。最终，在民众压力下，凯塔于2020年8月被罢免，军方主导组建了新政府。

同样，布基纳法索自2018年起爆发了针对总统罗克·卡博雷安全政策无效的大规模群众运动。2021年11月，局势迎来转折点。卡亚等地的抗议民众拦截了法国军车，怀疑其与恐怖组织暗中勾结。持续的动荡最终在2022年1月引发军事革命，将易卜拉欣·特拉奥雷上尉推上台。

与此同时，在尼日尔，2019年12月，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对一处军事基地发动血腥袭击，导致至少71名尼日尔士兵阵亡。民众对无能政府的怒火被彻底点燃。2021年11月，紧张的局势再次升级。在特拉镇，民众与一支法国军事车队对峙。这支车队此前已在布基纳法索被抗议者阻拦逾一周。法军随后开枪射击，造成至少2名平民死亡，多人受伤，使民愤进一步升级。²⁵

人民的革命

非洲常被讥为“政变瘟疫”的重灾区²⁶。1950至2022年间，全球486次军事政变企图中超过半数（214次）都发生在非洲，其中又有一半政变成功²⁷。对于近年发生在萨赫勒地区的革命，主流叙事倾向于将其描绘成非洲政治动荡的又一轮循环，是“政变地带的独裁投机者争权夺利的游戏”²⁸。然而，与非洲大陆过往的政变不同，这一波革命展现出鲜明的爱国主义色彩，西非人民组织（WAPO）主席菲利普·托约·努德努梅（Philippe Toyo Noudjnoume）将其定义为“为捍卫主权而进行的军事干预”²⁹。

这些军政府与该地区以往的政权至少在三个关键方面截然不同：其一，革命领袖的阶级出身与思想底色；其二，民众组织的积极参与；其三，他们致力于探索植根于本土的、泛非的、反帝国主义的国家发展道路。

1) 革命领袖的阶级出身与思想底色。 许多核心领导人与之前该地区发动传统意义上政变的军官并非同类。1960年代和1980年代的典型政变多由西方在幕后操纵，旨在扼杀民族解放领袖，遏制反帝或左翼力量的崛起。在这类政变中，军政府的存续更依赖于获取国内精英和外国后台的支持，而非意识形态的感召。³⁰近年的革命则打破了这一窠臼。正如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执行董事维杰·普拉萨德（Vijay Prashad）所观察到的：

布基纳法索的易卜拉欣·特拉奥雷上尉生于1988年，成长于穆胡恩省的乡间，在瓦加杜古攻读地质学；马里的阿西米·戈伊塔上校生于1983年，来自卡蒂这个牛市兼军事重镇。他们代表了广大的社会阶层。这些阶层被长期忽视，没有真正的政治纲领为他们发声。因此，他们将希望寄托在这些年轻军官的爱国情怀上，而这些军官本身也深受本国工会、农会等民众组织的鼓舞。这就是为什么尼日尔的革命能够赢得从首都尼亚美到与利比亚接壤的偏远小镇的百姓的广泛拥护。这些年轻的领导者上台时并没有一套现成的、精细的执政蓝图。但他们对托马斯·桑卡拉这样的先驱怀有深深的敬意。就像布基纳法索的特拉奥雷上尉，他戴着与桑卡拉同款的红色贝雷帽，言谈间透着桑卡拉式的左翼坦率，甚至连措辞风格都在向桑卡拉致敬。³¹

 2) 民众组织的积极参与。民众组织不仅塑造了国家议程的核心要素，更在积极参与议程的构建。2023年7月尼日尔革命爆发时，各行各业的民众组织包围了法国的军事基地和大使馆。此举不仅是为庆祝腐朽政权的倒台并捍卫革命果实，更是为了申明人民长期以来驱逐法国新殖民势力的诉求。政变前，社会运动早已在为构建反帝统一战线而奔走。这一进程可追溯至2022年的群众组织工作，而其思想根基则源于数十年的政治组织与教育。尼日尔军政府与法国决裂，向百姓表明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伸张。此后，草根领袖们持续呼吁萨赫勒国家联盟履行其反帝承诺，并强调应当建立制度化渠道，以确保政府接受人民监督、保障人民参与。尼日尔学校工会秘书长埃弗雷德·穆鲁尔·哈桑（Effred Mouloul Al-Hassan）在2024年11月尼亚美的一次会议上，清晰地阐述了这种有条件的支持：“只要你们站在人民这一边，我们就支持你们。否则，我们将像当年反抗殖民者一样反抗你们。”³²

3) 探索植根于本土的、泛非的、反帝国主义的国家道路。新政府开启了全新的国家建设计划，其特点是鲜明的反帝导向、内生的发展模式以及以本国历史上形成的社会组织方式、价值观念和政治思想传统为基础。马里的《2024-2033年国家崛起与可持续发展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Emerge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便是一份宣告与外部强加的治理发展模式彻底决裂的中期国家振兴方案。这份战略的指导思想源于一份名为《新马里：2063年愿景》（Mali Kura ɲɛtaasira ka bɛn san 2063 ma）的政府前瞻性报告.该报告为国家的未来擘画了宏伟蓝图。³³这两个框架的共同目标是将国家重建的根基重新锚定在马里前殖民时代的政治思想与伦理传统之上。

为了重塑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并确立制度优先项，《战略》明确将马里革命后的复兴与该国三大文化遗产支柱相连。其一，是《曼德宪章》（Manden Charter）。这部制定于1236年的马里帝国宪法被誉为世界最早的人权宣言之一。它倡导社会团结，保护弱势群体，以及通过集会决策实现参与式治理。其二，是马西纳帝国（1818-1862）的法典。该帝国建立于马里中部的尼日尔内陆三角洲。其将伊斯兰法学与地方治理的智慧相融合，将正义、环境管理和对权力的制衡制度化。其三，是廷巴克图的手稿传统。其内容涵盖涵盖法律、科学、伦理与公共管理，是数个世纪以来本土知识分子就何为公正统治、领袖的道德责任以及如何为公共福祉而求知等议题进行思辨与论战的结晶。

这些传统共同为一种包含了马里人身份认同与治国理念的新的反帝国主义愿景奠定了基石。其核心是社会正义、集体治理、文明与尊严。³⁴《新马里：2063年愿景》呼吁塑造“一个新马里人（Maliden kura）……一个负责任、爱国、重信义的公民。这位公民应当勤劳、审慎、思想开明，并为全体人民的主权和福祉而奋斗”。³⁵

《愿景》确认马里的重建既是民族复兴，也是文明再造。其基础是建立一个强大、稳定且具备在经济等若干战略领域主权的国家³⁶。该战略植根于民众的参与和对新殖民主义影响的抵制，提出以一种“新的内生发展模式（Mali Kura Taasira）”为核心，在国家治理、教育、司法、经济主权等领域进行全方位改革。³⁷这一根本性愿景将文化完整与主权置于国家发展的中心，标志着与过去由新殖民主义捐助方主导的发展框架的彻底决裂。

这一蓝图正通过一系列重大举措逐步变为现实。关键基建项目包括升级巴马科-库鲁巴-卡蒂双向公路（Bamako-Koulouba-Kati dual carriageway），具有战略意义的跨撒哈拉公路（布雷姆-基达尔段，Bourem-Kidal section），以及2024年获批建造的200兆瓦的萨南科罗巴太阳能电站（Sanankoroba solar plant）³⁸。在被政府视为“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战略引擎”的矿业领域，通过2023年通过的《采矿法》推行重大改革。政府发放了大型金矿开采许可（如凯斯地区的科拉利-苏德许可）并使马里成功收购此前由外资控股的亚特拉金矿80%的股份³⁹。2023年《采矿法》全面修订了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合作条款，强制规定国家在矿业合资企业中的持股比例须增至30%并废除了税收豁免，为国家追缴历史欠税和股息扫清了障碍。这些措施旨在追回因不平等条约损失的数千亿非洲法郎（近期审计显示，此类交易曾导致马里损失3000至6000亿非洲法郎的财政收入），展现出对当局对历史上掠夺马里黄金财富的列强的强硬姿态⁴⁰。马里政府还在俄罗斯援助下积极推进一座黄金精炼厂的建设，在中国援助下通过古拉米纳项目（Goulamina project）开发锂矿，努力提升马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摆脱仅作为原材料供应国的现状。⁴¹

萨赫勒国家联盟的形成与发展

萨赫勒联盟各国仍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例如在2023年，尼日尔的人均GDP仅为560美元，位居世界末流，国际贫困率高达47.8%，国民预期寿命仅为61岁⁴²。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的各项指标也大致相当，普遍的贫困和基本服务的匮乏是3国共同的困境。安全挑战因经济的困顿而愈发严峻。过去15年间，萨赫勒地区的恐怖活动急剧升级，死亡人数飙升了2860%，相关事件数量增加了1266%。仅在2023年，该地区就有近4000人死于恐怖袭击，占全球恐怖主义死亡总数的47%，占全球记录在案事件的26%。其中，绝大多数袭击发生在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⁴³。持续的暴力与环境恶化交织，已导致该地区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境内难民和跨境难民人数持续攀升⁴⁴。这些人口与安全压力共同塑造了萨赫勒联盟的战略重心和政策抉择。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伴随着反法情绪的日益高涨，萨赫勒联盟应运而生。到2022年2月，马里已驱逐法国外交人员与驻军并退出萨赫勒五国集团等区域安全合作机制，斥责其无力应对地区安全需求。同年7月，马里通过新的训练与联合作战协议深化了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9月，布基纳法索爆发年内第二次政变，新上台的领导层与马里的反西方立场遥相呼应，积极寻求新的安全伙伴。在马里，与法国的紧张关系持续升级，最终导致法国于2022年11月中止了对马里的所有援助项目。

2023年是萨赫勒联盟作为一个区域集团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第一年。1月，布基纳法索要求法国军队撤离，实质上终止了双边军事协议并关闭了境内的法国军事基地。7月，尼日尔在经历军事革命后也加入了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的行列，共同抵制西方的政治与军事干涉。8月，萨赫勒联盟宣布达成集体防御协定，声明对任一成员国的攻击即视为对全体成员的攻击。该协定在次月签署的《利普塔科-古尔马宪章》（Charter of Liptako-Gourma）中被正式确立。联盟还在圣彼得堡的俄非峰会上拓展了国际伙伴关系，成员国与俄罗斯敲定了新的军事与经济合作协议。到9月为止，萨赫勒联盟成员国驱逐了被控干涉内政的美欧外交官并启动与中国的正式谈判，探索基础设施投资与资源共享项目。

2024年，为了巩固其地区影响力并捍卫主权，萨赫勒联盟采取了一系列战略行动。7月，联盟举行了首次国家元首峰会并正式退出西非经共体。随后的几个月里，联盟举行了首次联合军事演习，重点演练协同反恐与边境安全防卫。到次年3月尼日尔叫停美国在该国最大的无人机基地之一的运作后，萨赫勒联盟进一步扩大了与俄罗斯的安全协议，聚焦武器采购与情报共享⁴⁵。

2024年4月，萨赫勒联盟领导人出席泛非安全论坛，倡导更大的区域自主权和由非洲人自己主导的安全问题解决方案。6月，联盟重申对资源主权的承诺，强调了铀在尼日尔、黄金在马里和农业资源在布基纳法索的战略地位。7月，萨赫勒联盟驳斥了联合国和西方国家关于加速向西方式自由民主文官统治过渡的要求，强调内部稳定优先于外部强加的时间表。联盟还发表声明谴责西方对成员国持续的制裁，称这些制裁是破坏地区主权的帝国主义工具。2024年7月6日，成员国通过条约正式成立萨赫勒国家联盟，进一步深化了在2023年《利普塔科-古尔马宪章》下结成的同盟。该条约明确了三国在安全防务、反恐斗争及促进经贸文化合作等领域的共同优先事项⁴⁶。

这些事态发展，凸显了萨赫勒联盟致力于强化区域自主、以统一姿态应对萨赫勒地区复杂挑战的决心。随着法国势力的退潮，该地区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日益密切。这一转变引发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忧虑，担心其在地区影响力的旁落。萨赫勒也因此逐渐成为国际博弈的新战场。

未来的经济挑战

萨赫勒联盟面临着结构性的经济困境。成员国仍被锁定在榨取式的资源依赖模式中，这既是不平等贸易关系这一新殖民主义模式的延续，也反映了其本土附加值创造能力的极度匮乏。

萨赫勒联盟国家正试图利用其矿产财富来撬动经济转型，但它们必须直面依附、多元化和附加值提升这三重挑战⁴⁸。贸易已不再由法国主导，如今瑞士（全球黄金精炼中心）和阿联酋（新兴的区域贸易与精炼枢纽）成为萨赫勒联盟出口的主要目的地。然而，瑞士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中转站，将精炼黄金再出口几乎不为非洲国家创造本土价值；阿联酋虽从事部分精炼业务，在多元化方面略有进展，但在这两种情况下价值链的控制权绝大部分仍在他国手中，大宗商品依赖的格局未变。因此，萨赫勒联盟的国家依然极易受到全球商品价格波动的冲击。例如，金价下跌或阿联酋金融市场动荡都可能重创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的外汇收入。与此同时，尼日尔的铀矿依赖问题在政治上尤为敏感。作为欧洲核电部门（尤其是法国）的主要供应商，尼日尔革命后的政治转向及其与西方大国的紧张关系已引发外界对供应安全的担忧。制裁和援助中断更是火上浇油，使铀矿既成为该国的经济命脉，也沦为其在地缘政治棋盘上的博弈筹码。

尽管萨赫勒联盟国家展现了实现主权经济发展的明确政治意愿，但从资源所有权到非洲法郎的货币枷锁，结构性脆弱的环节依然存在。真正的自力更生不仅需要出口市场和产品的多元化，更需要生产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即建立本土精炼能力，掌握货币政策主权，深化区域内贸易，并实现超越原材料依赖的工业化。

对主权的坚定求索

2023年俄非峰会期间，国际媒体的目光随着非洲各国领导人的陆续抵达而聚焦。布基纳法索总统易卜拉欣·特拉奥雷与马里总统阿西米·戈伊塔步入会场时，媒体掀起了一阵骚动。这两位采取日益强硬姿态的“叛逆”领袖已然成为全球南方战略要地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的象征。

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双边会晤中，特拉奥雷将布基纳法索国家安全与发展合作置于首位，甚至一针见血地提及尼日尔的局势——彼时，阿卜杜拉赫曼·奇亚尼将军正领导着尼日尔的军事革命。此举不仅表明了他与尼日尔政治变革的站位一致，也强化了一种共同的叙事：他们在当下不公的国际秩序中是并肩作战的战友，而这种秩序必须被重塑⁴⁹。特拉奥雷和戈伊塔的外交策略反映了他们正尽力摆脱新殖民主义的束缚，转而寻求主权自主的发展伙伴关系。这呼应了当今极化帝国主义时代下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日益展现的“对主权的坚定求索”⁵⁰。

包括战略重组及联合经济或安全倡议在内的这些外交行动并非简单的机会主义结盟，而是对结构性地位进行重新定位的渴望。萨赫勒联盟并非是主流安全研究所谓的“制衡威胁”（即与一国结盟以对抗另一国），也非单纯地寻找新靠山。其姿态更像是一场主权攻势（sovereignty offensive），即在极化帝国主义秩序的重压之下，国家奋起反击，通过推行一系列政策和制度性战略努力挣脱依附的枷锁，重塑自身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

2024年11月，在尼亚美举行的“国际声援萨赫勒人民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s of the Sahel）上，尼日尔保卫祖国国家委员会领导人、尼亚美省长阿卜杜·阿苏曼·哈鲁纳（Abdou Assoumane Harouna）准将宣告：“我们将直面帝国主义强权……世界上没有任何军事力量能够阻挡我们唾弃旧世界秩序并争取独立的决心！”⁵¹这番话不仅是萨赫勒地区的心声，更反映了整个全球南方的共同愿望，即挣脱帝国主义的牢笼，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深化区域合作，并树立清晰的意识形态旗帜⁵²。

萨赫勒联盟的主权转向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植根于解放斗争的深厚传统，以及对依附状态的彻底否定。这正是基层民众运动长久以来的呐喊。来自底层的呼声深刻地塑造了萨赫勒联盟领导人对其军事革命的定性——一场“纠偏反正的主权行动”。

一些分析家将这些转变轻蔑地归结为对俄罗斯的“投靠”或机会主义的军事民粹，但这种论调完全忽视了其核心，即这是一场摆脱强制从属体系的结构性斗争。正如戈伊塔总统在2023年俄非峰会与普京总统会谈时所言：

包括马里在内的许多非洲国家正遭受着一些国家前所未有的压力。它们仅仅因为我们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因为我们的“主权选择”（sovereign choice），就要对我们实施制裁。我们对这种新殖民主义行径感到震惊。必须在国际层面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加以遏制才行。⁵³

这种“主权选择”源于共同的利益，也源于仍在演进的漫长历史进程。布基纳法索总统特拉奥雷在峰会演讲中解释说，俄罗斯之于非洲人民亲如家人，因为两者拥有共同的历史。“二战期间，俄罗斯为将世界从纳粹主义中解放出来做出了巨大牺牲。而我们非洲人民，我们的祖辈也曾被强征到欧洲，在铲除纳粹主义的斗争中贡献了一份力量。我们有共同的历史，因为我们都是被世界遗忘的民族。”他说。⁵⁴

萨赫勒联盟的这种姿态意义非凡。易卜拉欣·特拉奥雷总统指出“不懂奋起反抗的奴隶不配得到怜悯”，当马里外长阿卜杜拉耶·迪奥普声明“我们国家的命运不由比利时或英法美决定，而将由自己决定”⁵⁵。这些绝非空洞的口号，而是政治宣言。它们与人民通过武装和制度斗争实现主权的强烈愿望同频共振，这是对近几十年来那种消极、买办当道的自由主义政权的彻底决裂。这一点在2025年4月30日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针对特拉奥雷的一系列未遂袭击和干预之后，从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和肯尼亚等非洲大陆各国乃至美国、英国和法国等世界多地都爆发了多场集会、抗议和示威活动，以表达对他领导的支持⁵⁶。

当然，我们无意将萨赫勒联盟浪漫化。这些政府面临着深刻的内部矛盾，必须在新旧依附的漩涡中谨慎航行。地缘政治波诡云谲，随时可能影响萨赫勒联盟利用其新建立关系的能力。正如维杰·普拉萨德就叙利亚局势及其对萨赫勒地区影响所发表的评论：

叙利亚政府的更迭不仅在短期内削弱了伊朗，也削弱了俄罗斯（这是美国的长期战略目标）。俄罗斯过去常借用叙利亚机场为其飞往非洲各国的补给飞机加油，如今这些基地已无法使用。俄军机飞往该地区，特别是萨赫勒国家时能在何处加油尚不确定。这将为美国提供可乘之机，让其推动尼日利亚和贝宁等萨赫勒邻国对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政府采取行动。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⁵⁷

尽管迄今取得了标杆性与战略性的成就，但联盟最终能否成功取决于其能否建立起持久的制度以促进经济一体化，使联盟内部目标与地区稳定相协调。如区域资源协调管理、萨赫勒统一货币的构想、方便成员国间百姓自由往来的统一萨赫勒联盟护照、网络互联互通、组建联合军事力量以及对南南合作的呼吁等一系列新倡议标志着一个植根主权、自力更生、民众共同参与的新发展模式的起步。萨赫勒联盟这一新模式虽仍脆弱，却已决然摒弃了帝国主义的支配模式，其政治视野与全球南方的解放宏愿同频共振。